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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没有人怀疑拉什迪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攻击，因为只有控告是真实的；书中的文字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已不复存在。
三个时代的冲击
历史中的独一无二的境况：由于他的出身，拉什迪属于穆斯林世界，这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现代之前的时代。而他写作在欧洲，在现代的时代，或者说，更确切地讲，在这个时代的终结上。
在伊朗的伊斯兰教此时正值远离宗教的温和而走向好斗的神权政治之际，小说的历史，随着拉什迪，从托马斯·曼的好心的教授般的微笑走向从重被发现的拉伯雷式幽默源泉中汲取奔驰的想象。各种反论相汇合，并被推向极端。
从这一点来看，对拉什迪的谴责并非一种偶然，一次疯狂，而是两个时代的再也不能更深的冲突：神权政治讨伐现代，并把它的最有代表性的创作——小说，作为他们的目标。因为拉什迪没有冒犯神圣，他没有攻击伊斯兰教，他写了一本小说，但是这对于神权统治的精神说来，比进行攻击还要糟糕：如果攻击一个宗教（通过一场论战，一次亵渎神圣，一场邪说），神殿的卫护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捍卫，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对于他们，小说是另一个星球，是建立在另一本体论上的宇宙，是一座地狱，唯一的真理在那里没有权力，那种撒旦式的模棱两可使所有的坚定都转换为谜。
让我们强调一下：不是攻击，是模棱两可；《撒旦诗篇》第二部分（即被定罪的部分，它回忆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起源）在小说里被介绍为吉布利尔·法利什达的一个梦，后来他根据这个梦编导了一部劣等影片，其中他自己扮演大天使的角色。叙事因此而双重地加以对比（先是一场梦，然后是一场劣等电影，遭到失败），不是作为一种断言，而是作为一个游戏的发明。使人不愉快的发明吗？我反对：正是它使我理解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世界的诗，此乃生平第一次。
我们应该这样强调：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里，没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说家写小说，为的是清算他的帐（不论是个人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那他就注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学上沉船。阿叶莎，那个年轻的引着带有幻觉的村民走向死亡的姑娘是个魔鬼，同时又颇为诱人，十分可爱（头上总是环绕着到处伴随她的蝴蝶），甚至经常令人感动。甚至在一位流亡主教的肖像上（想象中的霍梅尼肖像），人们也可以找到一种几乎恭敬的理解：西方的现代性被人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去观察，它绝没有被介绍为高之于东方古风；小说“从历史和心理的角度去挖掘”旧时代的圣书，同时它也表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圣书由于电视、广告、消闲工业而被削减价值；那么批判当代世界轻浮性的极左分子人物是否至少赢得作家的无保留的同情呢？不。他们可悲可笑，与周围环境的轻浮可笑一个样子；没有人正确，也没有人在这个盛大的相对性的狂欢节即作品中完全错误。
那么在《撒旦诗篇》中，是小说的艺术本身被加之以罪。所以，在这个让人难过的整个故事里，最为令人难过的不是霍梅尼的判决（它是一个残酷的，但又是逻辑前后一致的结果），而是欧洲在捍卫和阐明（耐心地向它自己和别人阐明）最欧洲式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方面，换言之，在阐明和捍卫它自己的文化方面的无能为力。“小说的孩子们”放弃了使他们得以形成的艺术。欧洲，“小说的社会”，自暴自弃了。
巴黎大学那帮神学家，点燃了那么多柴火堆的十六世纪的意识形态警察并不使我奇怪，他们曾迫使拉伯雷过如此艰难的生活，迫使他去逃难和藏身。但是使我更加惊讶和赞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那些势力强大的人们，比如杜贝莱（DUBELLAY）主教，奥代特（ODET）主教，尤其是法王一世，所给予他的保护。他们是想捍卫一些原则么？言论自由？人权？他们的态度的动机远远要好：他们热爱文学与艺术。
在今天的欧洲，我没有看见一个杜贝莱主教，一个法王一世。但是欧洲还是欧洲么？换句话说，它是否还处在现代的时代？它是不是已经进入到另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尚没有名字，但对于它，它的艺术已不再有很多的重要意义。如果这样，为何要惊奇：有史以来第一次，当小说的艺术，它的出色的艺术被判死刑的时候，它并没有过份激动？在这个新的时代，现代后的时代，小说是不是已经自一段时间以来，过着被宣判的生活了呢？
欧洲小说
为了明确地限定我所说的小说，我称之为欧洲小说。我不想在这里指在欧洲由欧洲人创造的小说；而是指属于开始于欧洲现代黎明的历史的小说。当然，也有别的小说：中国、日本小说，古希腊小说，但是这些小说与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一起诞生的历史事业没有任何持续演进的联系。
我说欧洲小说不仅是为了将之与（比如说）中国小说相区别，也是为了说明它的历史是跨民族的；法国小说、英国小说或匈牙利小说都不能独树一帜创造它们自己独自的历史，但是它们都共同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超越民族，历史创造了唯一的环境，使小说的演进方向和每一作品的价值得以显现。
在小说的不同阶段，各民族相继倡导，有如在接力赛跑中：先是意大利，有它的薄伽丘，伟大的先驱者；然后，拉伯雷的法国；再后，塞万提斯和赖子无赖小小说的西班牙；十八世纪的英国伟大小说和世纪末德国歌德的介入；十九世纪完全属于法国，以及后三分之一时间，俄罗斯小说进入，还有继它之后迅速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小说。之后，二十世纪和它的与卡夫卡、穆齐尔、布洛赫和贡布罗维茨一起的中欧的冒险。
如果欧洲那时只是一个唯一的民族，我不相信它的小说的历史可以以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力量，和这样的多样化持续在四个世纪中。正是永远新生的历史状况（带着新生的关于存在的内容），此时出现在法国，彼时在俄罗斯，然后到了别处，又到了别处，它们将小说的艺术一再推进，给它带来新的灵感，为它提示美学的新的解决办法。小说的历史仿佛在它的道路上一个接一个唤醒了欧洲的不同的部分，使它们在自己的特点中被确认，同时把它们并入欧洲共同的意识之中。
只是到了我们的世纪，欧洲小说历史的伟大创举才第一次诞生在欧洲之外：先是在北美，在二、三十年代，然后，随着六十年代，到了拉丁美洲继巴特利克·沙穆瓦索①，安第斯群岛的小说家的艺术给了我快乐之后，接着是拉什迪，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读“三五线②以下的小说”，或“南方的小说”：一个新的伟大的小说文化，其特点是非凡的现实性与跨越所有真实性规则的无羁想象相联系。
①PATRICKCHAMOISEAU，安第斯群岛小说家，用法语写作，其小说TEXAOO获1992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②三五线，地球纬度35度。
这种想象使我喜出望外，而我却并不完全明白它来自何处？卡夫卡？肯定的。对于我们的世纪来说，是他使小说的艺术中的非真实性合法化。然而，卡夫卡式的想象与拉什迪或马尔克斯（MARQUEZ）想象却有所不同；后一种丰富无比的想象仿佛植根于非常特殊的南方的文化中，例如它长在它的永远生动的口头文学中（沙穆瓦索自称是克里奥尔①说书人）或在拉丁美洲，如伏昂岱斯喜欢提醒我们的，在他的巴洛克（艺术）中，它要比欧洲的巴洛克更奔放，更“疯狂”。
①CREOLE，克里奥尔人，安第斯群岛的白种人后裔。
这一想象的另一把钥匙：小说的热带化。我所想到的是拉什迪的异想天开；法利什达飞在伦敦上空，想把这个敌对的城市热带化：他综述热带化的好处：“全国建立午睡制度，树上有新的种类的鸟（大鹦鹉、孔雀、白鹦），鸟的下面是新的种类的树（椰子树、罗望子树、印度榕树、胡子树）……宗教的狂热，政治动乱……朋友们这一群去那一群那里，不需事先打招呼，养老院关门，大家庭的重要性，食物更有辣味……；不利之处：霍乱，伤寒，肺炎①，蟑螂，灰尘，噪音，过度的文化（CULTUREDEL’EXCES）”。
①MALADIEDULEGIONNAIRE，肺炎中的一种，由LEGIONELLAPNEUMOPHILA细菌引起。1976年在美国费城AMERICANLEGION大会期间发现。
（“过度的文化”：一个极好的说法。小说在其现代主义最后阶段的倾向：在欧洲，日常性被推至极端，在平淡的背景下对平淡做精致的分析；欧洲之外，最为异常的巧合重重积累，色彩又加色彩。危险：在欧洲，平淡的烦恼，欧洲之外，单调不变的生动别致。）
三五线以下所创造的所有小说尽管与欧洲的品味略为相异，其形式，其精神，却与后者的初源令人惊异地接近；拉伯雷的古老汁液仅仅在这些非欧洲小说家的作品中才这般快活地流动，而不在任何别的地方。
巴努什不再让人发笑的日子
这使我最后一次回到巴努什上来。在《庞大固埃》中，巴努什爱上了一个妇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她。在教堂里，正在做弥撒的时候（这不正是一个绝妙的渎圣吗？）他向她说了些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下流话（这在今天的美国，因为性骚扰，可能坐130年监狱），当她不想听的时候，他便把一只发情的母狗的性物甩在她的衣服上。她走出教堂，四周所有的公狗（60万零14只，拉伯雷说）追在她后面跑，并朝她撒尿。我记起自己20岁的时候，在工人宿舍里，床底下压着捷克文版的拉伯雷，我不止一次给那些对这本大厚书好奇的工人读起这个故事，他们很快就把它记熟在心里，尽管这是些具有农民的或者说保守的道德观念的人，在他们的笑声里，对这个用说话和小便进行骚扰的人却没有丝毫谴责；他们特别喜欢巴努什，喜欢到用他的名字给自己的伙伴起外号的程度，但是他们没有把这名字给一个爱追女人的人，绝不是，而是给了一个以天真和过于恪守童贞而出名的年轻小伙子，后者连在淋浴下被人看到赤裸的身体也感到害羞。我听到这些工人的喊声就像发生在昨天：“巴努尔克（这是我们捷克文对这个名字的发音），去淋浴！不然我们用狗尿来冲你。”
我总是听到这片讽刺朋友羞怯的可爱笑声，但同时，它对这个羞怯表达了一种近乎赞叹的温柔。对于巴努什在教堂里对妇人的猥亵，他们十分喜欢，同时他们也喜欢那妇人用自己的贞操来作为回敬，而她，这使他们特别高兴，却被狗尿惩罚了一番。我的往日的朋友们，他们同情谁呢？同情羞怯？同情无廉耻？同情巴努什？同情妇人？同情那些让人羡慕的特权——往一个美人身上撒尿？
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棱两可中，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幽默，为人间诸事的相对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间无肯定而享奇乐。
但是幽默，请记住奥塔维欧·帕兹的话，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它不是从来就在那里，也不会永远在那里。
我的心抽紧，想着巴努什不再让人发笑的日子。
…
第二章 圣—加尔达被阉割的阴影
一
卡夫卡的形象在今天或多或少已被众人接受，这个形象的基础，是一本小说。麦克斯·布洛德（MAXBROD）在卡夫卡逝世后不久就写出了它，并在1926年出版。请您们好好品尝题目吧：《爱情的欢喜王国》。这本钥匙—小说①是一本需要钥匙的小说，从他的主人公，一位名叫诺威（NOWY）的布拉格德裔作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布洛德炫耀自己的自画像（为女人所宠爱，为文学家所妒嫉）。诺威—布洛德让一个男人戴了绿帽子，这个男人却设下毒计，结果把诺威扔进监狱4年。我们一下子处在一个由最没有真实性的巧合编成的故事里（人物纯粹偶然地相遇，在海上一条客轮上，在海法的一条街，在维也纳的一条街），观望一场好人（诺威，他的情妇）与坏人（戴绿帽子者——其卑俗与他的绿帽子完全相称——和一位文学评论家，他有步骤地对诺威的所有好书进行了压制）之间的争斗。人们为情节上的起起落落而感动（女主人公自杀，因为受不了在被戴绿帽子者和给戴绿帽子者之间生活），欣赏诺威—布洛德的心灵的敏感，这个诺威—布洛德在任何场合都晕倒。
①法文ROMAN－CLE，直译为钥匙—小说，意为关键性小说。
如果没有加尔达这个人物，这部小说在读完之前就会被人遗忘。因为加尔达，诺威的挚友，正是卡夫卡的一幅肖像画。没有这把钥匙，这个人物可能是全部文学史上最无聊的一个人物；他的特点被描写为“我们时代的圣人”，但是即使在他的圣职上，人们也未能得知什么重要的东西，除去有些时候，诺威—布洛德在爱情的难关上，去他的朋友那里讨一个建议，后者却无力回答，因为作为圣人，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多么令人赞叹的悖论：卡夫卡的全部形象以及他的作品在其身后的全部命运第一次被设计和描写，竟是在这样一部天真的小说里。这个蹩脚的作品，这个讽刺性的小说的产物，从美学上讲，恰恰与卡夫卡的艺术相对立。
二
且引用小说中这样几句：加尔达“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圣人，一个真正的圣人。”“他的高于别人之处，其中有一点，是他的始终的独立、自由和在所有神话面前如此圣者般地保持理智，尽管内心深处，他与他们同出一辙。”“他要绝对的纯，对其他一无所求。”
圣人，圣者般地，神话，纯洁，这些词并不是出自诡辩，应当从字意去理解它们：“在脚踏过这个地球的所有圣人和所有预言家当中，他是最沉默的……或许为成为人类的导师，他只需要对自己的信心！不，这不是一位导师，他不曾像其他人类的精神领袖那样，向人民讲话，也不对弟子讲话。他始终缄默，因为他早早就已步入了伟大的神界了吗？他所作的大概比菩萨想要做的还困难，因为假如他成功，那便已是永恒之就。”
还有：“宗教的所有创始人们都对自己深信不疑，其中却有一位——有谁知道他在所有人中是否最诚恳？——老子，却从自己的运动回到阴影中，加尔达无疑也如此做了。”
加尔达被描写为写作的人。诺威同意在有关他的著作问题上，做他的遗嘱的执行人。加尔达对此曾经这样请求他，但是其条件颇为奇特：毁掉一切。“诺威猜出了这一意愿的原因。加尔达不是宣示任何新的宗教，他是想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做最后的努力。由于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他的文稿（帮助他往高峰攀登的可怜的台阶）对他说来便不存在什么价值。
然而，诺威—布洛德不肯服从他的朋友的意愿，因为在他看来，“加尔达的文稿，即使是以简单文论的方式，也使在黑夜游移的人们预感到他所追求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善”。
是的，一切都在里面了。
三
没有布洛德，我们今天甚至不会知道卡夫卡的名字。布洛德在他的朋友死去才不久，马上让人出版了他的三本小说。没有回响，于是他明白，要强使卡夫卡的作品被人接受，他就必须打一场真正的持久的战争，让人接受一部作品，这就是说，介绍它，解释它。这从布洛德来说，是一场真正的炮手的攻势。序言：为《审判》（1925年），为《城堡》（1926年），为《美洲》（1927年），为《一场战斗的描写》（1936年），为日记与书信（1937年），为短篇小说（1946年），为《谈话录》（杰努什著，1952年）；然后，搬上戏剧：《城堡》（1953年），《美洲》（1957年）；尤其重要的是四部阐述性的大部头（请注意标题！）《弗朗兹·卡夫卡传记》（1937年），《弗朗兹·卡夫卡的信仰与教导》（1946年），《邦朗兹·卡夫卡，指出道路的人》（1951年），《弗朗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失望与拯救》（1959年）。
通过所有这些文章，在《爱情的欢喜王国》中描绘的形象被确认和展开：卡夫卡首先是宗教思想者（DERRELIAGIOBSEDENKER）。的确，他“不曾给他的哲学和他的宗教世界观做过任何系统说明，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能够从他的作品找出他的哲学，尤其从他的那些格言，当然也包括他的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