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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进城，路上翻了车，被当场压死。而压死他的不是别的，正是拖拉机上满载的猪肉。
父亲最后又强调了一遍，说都是真人真事。那个屠夫的样子，我多少还有点印象。李卫国听了却只觉得好笑。这不是封建迷信因果报应吗？要是能成立，肉联厂的屠宰车间还怎么开展工作。不过封建迷信这个词有点刺耳，他换了个说法。他说爸，你真是老了？别忘了你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别的不懂，唯物主义还不懂？略一犹豫又接着说你这一辈子杀生无数，可现在快八十了身体不还照样结实硬朗？有几个人能像你这么健康长寿！
老头儿叹口气摇摇头，用拐杖捣捣地面，说算了吧，不用你给我上党课。什么都别说了，你走吧。
十一
不知怎么回事，李卫国眼前一直忽闪着一张陌生女人的脸庞。当然，现在说起来也不算陌生了，尽管名字还不知道。那天离开现场以后，这张脸不但没有被脑海记忆库中的新货物覆盖，反而以表情茫然肌肉发松以及局部皱纹等种种无比生动的细节，持续地拉扯他根根记忆的纤维。
遗忘是狙击手与生俱来的本领。协同遗忘的，还有对现场以及罪犯背景的不介入。自从踏入这个行当，李卫国从来都是事先兴奋事后冷淡。只要离开现场，最后在那张报告上签上字，一切就都在记忆库里就地封存。这次，是从来没有过的例外。
根据档案材料上的地址——以他目前的身份，接触这个轻而易举——李卫国找到了罪犯所在的街道居委会和辖区派出所。片警说，罪犯生前性格温和，从来没听说他跟别人发生过什么纠纷，各方面的表现都不出格。出了这样的事，刚开始他感到非常震惊。居委会主任是个老大妈，说起罪犯，不住地叹气。叹息他活得不容易。说他为人很热情，邻里间有点什么事，经常过去帮忙张罗。三楼赵大爷是个孤老，煤气罐从来都是他包办。很少酗酒，从不赌博，当然也不打老婆。三年前下了岗，一直没谋到正经工作，到处打游击。去年下半年，他老婆单位也关了门，没办法，只好在街上摆个小摊，起早贪黑地卖水饺，权且挣口饭吃，也勉强供应上高中的孩子。谁知道他会走这条路呢？哎，也是叫生活给逼疯了。要叫我说，责任在电视台。如果不是成天放那些打打杀杀的电视剧，他怎么会想到走这一步！
李卫国学过犯罪心理学，当然明白生活中的罪犯不会简单脸谱化。如果好人生来就是好人，坏蛋只干坏事，人群中间可以划一道线区分好坏，生活要简单很多。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将大大降低，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会相应提高。但这是不可能的。除了极端的例子大奸和大善，普通人身体内都同时具有天使成分和魔鬼成分。两种成分相互制约，保持着动态平衡。有时天使的成分占了上风，他就去做点好事；在另外一种情况下，魔鬼的成分可能要相对增加，促使他犯点小错误。没有绝对的好，也不会有绝对的坏，如此而已。
但尽管如此，该犯案发之前的表现还是让他感到新鲜。一般说来，一个性格温和的人，不大会走极端。促使他走这样的极端的，应该有某种强大的力量或者变故，彻底打破了两种成分的动态平衡，使杠杆严重向恶的一方倾斜。但现在没有人能告诉他，这种力量或者变故来自何方。档案中找不到，片警和居委会主任这里看来也不会有答案。
李卫国有些不甘心地又追问一句，说难道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老大妈从这话中间听出了一些指责的意思，有点不高兴地说看你这位同志说的，他事先没告诉过我们，我们又不能钻到他肚子里去，哪里知道他要去杀人放火！李卫国赶紧解释道大妈您别误会。我是说，事先他家里有没有什么变故，比如家里人生病，两口子吵架，或者谁逼债什么的，促使他走了极端？老大妈想想说好像没听说有什么变化。反正这些年他家的日子一直挺紧巴。每年春节街道走访慰问贫苦户都有他们家，今年看来难了。哎！
李卫国鬼使神差地跑了一趟，最终只能怏怏而归。走前他留下两百块钱，托老大妈转给那个可怜的女人。说这当然不是奖励或者补偿那个坏蛋的，算是帮助学生的吧。夜里上晚自习，饿了买包方便面。
根据老大妈的指点，李卫国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女人。搭眼一瞧，他就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将她认了出来。狙击手的眼睛就是毒。
李卫国许久没有上前。事实上他也说不清自己来找她的目的，因此到了目的地，只能脚步彷徨。这会儿摊子前一直有生意，她忙前忙后的，一点也看不出那个必然很巨大的打击的影子。当然，那些东西肯定隐藏在她疲倦的面容背后。
李卫国慢慢走了过去。女人随意一抬头，用职业的热情招呼道来碗水饺吧，现包的。她显然没有认出他来。当然也不可能认出来。再毒的眼睛也穿不透厚厚的射击头套。李卫国忽然间有些紧张，说多少钱一碗？女人说不贵，两块五。来一碗？李卫国点点头。
女人随即开始低头忙碌。她眼角旁最上边那条皱纹朝上一挑，正好连在一条血管上，扩展到太阳穴中心，如果瞄准，算是个天然的活靶子。李卫国心头意念一闪，不由得又去看她的前额。但女人低着头，几缕头发垂下来，将那个地方遮盖得严严实实。
饺子出锅了。面对热腾腾的饺子，李卫国不禁有些慌乱，临时不知道如何安置。现在本来也不是正常吃饭时间，再说他干到现在这个地位，轻易怎么会吃大排档上的东西。女人的问题最终给他解了围。她说是在这里吃，还是带走？李卫国说带走吧。
李卫国接过方便袋，随手递去十块钱。女人低头找零钱的工夫，他已经走出了老远。
前面有个乞丐，铺块破布坐在人行道上，面前放着一个搪瓷缸子。李卫国从他跟前经过，略微一弯腰，将饺子放到了搪瓷缸子上面。
十二
李卫国与女人的这次不算交往的交往发生在父亲打电话找他之前，因此他之所以这么做，并非因为被那个所谓的真实故事吓住，或者良心发现。对于父亲在朝鲜战场上那次影响深远的突然软弱，他最开始是蔑视，接着是恨。当然，多少还有一重敬畏的模糊背景。老虎虽然已经离山，但毕竟余威还在。儿子出生以后，生活角色的变化使李卫国逐渐消解了对父亲的仇恨心理。儿子的出现，是促成他和父亲之间坚冰融化的催化剂，而多年的狙击生涯也让他确信，父亲当时绝非出于胆怯或者软弱。胆怯与软弱只能出现在开头，不可能出现在已经习惯以后。这固然和缓了父子关系，但却让父亲的行为越发难以理解，越发像一个历史谜团。这些年来，他一直没能获得任何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或者原因。今天他想，如果父亲那时的行为的确跟这个荒唐故事有关，自己对他经过十几年好不容易才修复起来的一点好印象，只怕又要大打折扣。
军人，尤其是父亲那样战争年代的军人，需要钢铁般的意志。这是李卫国对军队和军人的基本印象。也正是这一点让他着迷，促使他一定要穿军装。他甚至觉得，所有的男人都应该铁石心肠，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马克思不是也说吗，军队、警察都是国家机器，机器怎么能容得下个人感情。没什么好硏嗦的，就是古人的说法，慈不掌兵。父亲要是连这都不能理解，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根本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人，根本就不该参军，更别提枪王这个荣誉称号。
要让部队有战斗力，就必须用仇恨将每个战士都武装成为凶猛的饿狮。这一点，巴顿将军可谓驾轻就熟。他刚刚接手指挥在卡塞林隘口惨败的第二军时，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全军上下对德军的仇视，号召他的小伙子们，“狠狠地踢德军的屁股”，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作为狙击手教官，李卫国也有自己的独特心得。任何一个普通警员，在装备了狙击步枪那样的高精度武器之后，都能打出很高的环数，因此一般的训练和身体素质对培养狙击手来说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优秀狙击手最难得最关键的，是心理素质。他经常训导他手下的特警，一定要狠，要残酷，要凶恶。以正义的名义狠，残酷，凶恶。如果不这样，社会和老百姓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相对于气派的写字楼宽敞的办公室漂亮的宝马车美丽的女秘书，狙击手确实算不上好工作，甚至还不妨说很差。脏，累，压力大强度高收入低，但总要有人干脏活累活，像清洁工那样的工作。狙击手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清洁工，清理特殊的社会垃圾。不说它高尚也不说它无私，清洁工的双手很难洁白细嫩，但社会就是有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你不做我不做他不做，最后还是有人做。既然干好干坏都要干，那干吗不想法干好？
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年来李卫国手下算起来已经有了二十几条人命，可谓血债累累，但他从来不为所动。那些人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堆人肉垃圾，两个五公分圆。如此而已。即便现在，只要到了那种特定的环境，他还会毫不犹豫地冲那个罪犯的脑袋开枪。对于那个女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直觉的驱使下完成的，他自己看不出来有什么特殊意义。如果一定要找点原因，就算是对她的感谢吧。如果不是她那撕心裂肺的一喊，罪犯可能不会给他提供那么好的机会和角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女人成全了他这个枪王的眼对穿。
十三
到了年底，那次神奇的眼对穿终于给李卫国带来了好运气。市委政法委书记亲自出面给他请功。本来，他这个级别的干部立功审批程序比较复杂，但政法委书记开了金口，再说人家也确实优秀，事情就简单了。有了这枚军功章，他顺利地得以提前晋级。尽管不是实职，职务离贺向东越来越远，但级别和警衔都能跟他扯平，无论怎么说，总算是进步。
跟这个好运气同时到来的，还有父亲在春节期间的好脾气。
以前每次过年，都是李卫国事先去请他，把他接过来过年，而老头儿刚开始总有些不情愿。虽然最后还是起了驾，但多少要费些口舌。而今年不同，老头儿主动给儿子打电话，邀请他们一家，到干休所过年。
论说老头儿家的条件不如儿子。他现在还住着平房，那是干休所多年前的老房子。后来盖了楼房，别人为楼层争得头破血流，一个月甚至一天的军龄都要计较，他却不闻不问。分到他名下的那套房子至今仍然空着。问及原因，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老头儿说他喜欢住平房，可以接地气。踩在泥地上，才觉得塌实。
李卫国本来还想将父亲接过来，自己家的条件终究要好些，也方便些。但老头儿说我年岁大了，腿脚也不灵便，懒得动弹，还是你们过来吧。话到了这个份上，他再不点头就有点给脸不要脸了。
贴好春联放鞭炮，放完鞭炮吃水饺。这一切过去之后，孙子带着父亲的笔记本电脑到隔壁房间玩电脑游戏，儿媳妇要看春节晚会。老头儿说卫国，你过来吧，咱们爷俩说说话。
李卫国走进父亲房间，看到床边的那个梳妆台上点着三炷香。老头儿指指床下，说你把下边的箱子打开。
李卫国拖出床下的旧木箱，里面有一支旧猎枪。父亲以前使用的猎枪。多年以前他曾经见过，那时它挂在墙上。现在想起来，才意识到它已经失踪多年。原来父亲已经将它悄悄收藏起来。
父亲接过猎枪，靠墙摆在香案后边，然后后退几步，双手合十微微低头，闭着眼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卫国呆了。简直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父亲，这个一直让人琢磨不透的怪老头儿，这是在干吗？
良久，父亲挺直身子，上前拿起猎枪，抚摩一阵又递给儿子，说我砸不动，你替我把它砸了。我毁了你那么多新弹弓，你还不该砸我一支旧猎枪？好两下扯平嘛。
李卫国又是一惊。说爸，您这是干吗？什么弹弓不弹弓的，我早忘了。再说弹弓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哪能跟这支猎枪相比。您年轻时用过的，那是历史啊。还是留下来吧。老头儿微微叹口气，说我这辈子成也在它败也在它，命啊。留它也无用，还是砸了吧。枪托能点火，枪管可以卖废铁，也就这么点用处了。
猎枪的状态良好，所有的零件都没有生锈。枪管乌黑发亮，黑黢黢的枪口如同深深的陷阱一般不可捉摸。李卫国轻轻扣一下扳机，只听咔哒一下，回声干脆利落。毫无疑问，如果现在灌上火药，它照样具有和几十年前同等的杀伤力。只是，父亲显然没有了过去眼对穿的身手。
最大的障碍不在于他已经老花浑浊的眼睛，而在于心。
李卫国看看父亲，心里不由得一阵伤感。
十四
土枪没法拆卸，砸又费劲。老头儿看着儿子将猎枪放进了灶间的火炉。火欢快地笑着迎上来，将猎枪团团包围。很快枪托就燃起了明亮的火苗，枪管和枪身上的金属零件也变得如血一般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年的缘故，老头儿今天的脾气格外顺溜，主动跟儿子唠叨起了年轻时的陈年旧事。李卫国顺水推舟，自然而然地将话题引向了那个离奇的战场事件。老头儿说那事的前因后果，你知道的和我一样多，没什么可说的。只有一点需要更正，事情发生在第五次战役期间，跟你想象的不是一回事。溃退的是我们，而不是美军。战役末期美军突然发起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线反击。当然这是早有预谋的，他们掌握了我们补给不足只能发动礼拜攻势的规律，先退后进。为了掩护全军撤退，彭德怀下了死命令，即使把整个六十三军都打光，也要在铁原坚守十五到二十天。我们的任务是阻击，敌人的意图是突破。打到最后，建制完整的一八〇师陷入重围，最终全军覆没。
答案虽然有点内幕揭秘式的新鲜感，但却不是李卫国最想知道的。他还有点不死心，说那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突然要停下？敌人一上来，你们不都没命了吗？老头儿疲惫地一笑，说我就知道你还要这样问。但我没有答案。多少年来，组织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十年，还是无法回答。没有任何原因，我就是觉得不能再打了。
窗外不时可以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客厅里，电视上的春节晚会依然在营造虚假然而不无成功的欢乐。但在父亲的房间，气氛却因为父亲的沉默而有些压抑。良久之后，他说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事情发生在辽沈战役期间，当时我是副排长。有一天，我们排有个战士小李突然跑了。逃兵在国民党军队里要就地枪毙，我们文雅点，要动员归队。因为我们俩关系不错，连长让我去。最后我把他领回来了，当然不回来也不行。尽管我没打没骂，但周围的环境不容许他有别的选择。逃兵的帽子有多重，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来。走前他要求再在家住一夜，我害怕夜长梦多，他的情绪出现反复，咬咬牙没同意。结果归队第二天，就赶上打仗。小李因为胆小，跑进了我们自己的机枪射界，背后中了六发子弹，死了。他的死正好证实了连长的说法，从那以后他大会小会都要提这件事，说越怕死的人越短命。我心里却很不安。因为小李那年还不到十七岁。如果我晚去一天，或者我同意他在家再住一夜，别急着赶回来，赶不上那次战斗，可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战斗结束后，小李的父母来收尸，自然要问起孩子的死。叫我怎么说呢？说他因为怕死，结果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吗？
好不容易才将他父母的情绪安抚下来。当然，我拽住指导员撒了谎。最后我问他父母有什么要求，他母亲当时已经不会说话了，他父亲还算镇静，说让孩子回家吧。团里派了一辆牛车，给了一块白布盖在身上。母亲半躺在车上搂住儿子已经冰凉的躯体，父亲在前头赶车。我最后一眼看到小李时，只见他的半条腿顺着车厢侧边耷拉下来，悠荡悠荡的，上面的绑腿已经破了。
其实小李回不回来对战斗结果丝毫没有影响，因为他根本没来得及朝敌人开枪。而且要不是他挡着，那六发子弹兴许还能打死一两个敌人。除此之外，他回来多吃了部队两顿饭，浪费了团里一块白布，地方政府可能还要贴上二斤小米，对部队简直没有半点好处。可那还是个孩子呀，一条命说没就没了，一点响动都没有。
十五
这事母亲隐约跟李卫国提过，但没有这么详细，也没有这么多的感情色彩。过了一会儿，他调整调整情绪，说一将功成万骨朽，打仗肯定要死人。毛主席不是说过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