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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回忆录-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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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北堵截变成由北向南追击了。方向一变,我

们就摆脱了战略上被动局面。那几天我们一直向南走,经
过塘口、金港、获田铺、水源,到了朱溪厂,行动顺利。老
百姓看到红军又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3 月15 日,我们从水源向朱溪厂前进时,却得到了一
个错误的情报,说敌第19 师调到我们后面去了。其实19 师
并不在我们后面,而在我们前面的长寿街一带。由于情报
错误,我们大意了,认为前面没有敌主力,就想靠近幽居,同湘鄂赣省

委商量整个行动。走到龙门厂附近的沙湾,发
现敌人,认为只是保安团之类,就发起攻击,结果敌人越
打越多,打了几个钟头不得不撤下来,临时向西转移。这
一仗打败了,牺牲50 团团长李崇、还有49 团团政委,伤
亡三四百人。我们队伍只有那么大,损失是严重的,部队被迫向西转移。
到了虹桥,这里也是失败后的老苏区,但老百姓很好,把粮食、菜拿出

来给我们,还收留了我们的伤员。敌人离

得那么近,群众还敢收留我们的伤员,我非常感动,老百姓真是好啊!
第二天早上,继续向西走。走了二十多里,发现敌人又来追我们,便改道向
西南,到了平浏长苏区的周坊。这是大山中的小村庄,侦察队说红17 师来了,
山上的群众就送粮食下来。部队一到,粮食也到了,我们就在路边架起行军
锅做饭。周坊只有三四百基本群众,临时供应我们四千多人的粮食,不容易
啊!


黄昏后,我们继续向南。那天晚上,我同侦察员一起走在前卫部队前面,
那时,我常常跟着侦察员走,这样发现情况可以及时做出决定,即兵法常言
的“兵贵神速”。走到汩罗河边上,我们知道冬季水浅,但不知究竟有多深
多浅,有没有桥。走进村子打听,有个老百姓说在嘉义、献钟之间有桥。我
请他带路,队伍就在乾田坝里集合,等齐了后面队伍又走,在拂晓前渡过了
汩罗河。

过河四、五里,有个大村子,敌人筑了碉堡。但我们走得很疲劳,就在
那个村子住下。敌人知道我们是红军,也不敢出来。天亮,敌人吹起床号,
我们也吹号。天大亮了,敌人从碉堡里向我们打枪,我们也不搭理。吃了早
饭,就向浏阳坳前进。

浏阳坳是连云山的主峰之一,海拔1600 米,上去一趟就是30 多里。刚
到半山,敌19 师追来了。我们望见他们沿河边走,他们也看到我们上山,但
双方谁也无可奈何。19 师本来在我们前面,我们向西一摆,夜间又向南,就
把他们甩到后面去了,这样减轻了我们一个很大压力。到下午二、三点钟,
我们登上了浏阳坳。没有饭吃,就杀了五、六匹马,那时,马本来不多,但
又非这样不可。红16 师也杀马。那天晚上,就在山上露营。

浏阳坳的东面是黄金洞苏区,从山上翻过去就是。晚上,两师首长商量
军事行动。 16 师师长高泳生提出,他们的队伍现在不足千人,如果继续向
南不好收容。他说的这个情况我是很理解的。农民军容易跑散,情况艰苦了
有的就回家,过些天又回来。16 师与我们会合时有1600 多人,打来打去就
剩900 人了。我认为,16 师是湘鄂赣的主力,离开本地,很难保卫苏区。何
况去年秋已将湘鄂赣的18 师调到湘赣苏区,再把16 师也调走,这个地区就
没有红军主力了。虽然16 师只有900 人,但留在当地,便是个旗帜,后方的
千把人就能回来;如果师领导机关一走,后方的人就会散掉。所以,从大局
考虑, 16 师以留在原地为好。

在讨论时,我提出了这个意见。16 师的同志非常赞同,但陈洪时不同意,
还是说,两师集中起来是军委决定的,应报军委批准才行。我说,我们回湘
赣,多八九百人起不了大作用;但八九百人留在湘鄂赣,作用就不同了,应
从大局出发决定两师的行动,不应拘泥于军委的某个具体指示。我又从17
师本身和当前军事形势说明必须立即南下,不能等军委批准后再走。我认为,
中国历来仗打得好的指挥员,并不是唯“君命”是从,而是根据瞬息万变的
战场形势机断专行。我提出,先这样决定,同时向军委报告。从冷水坪回师
南下,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行动两天后,军委回电批准了我们的决定。

由于我和高泳生的坚持,陈洪时终于同意了,没有使用政治委员的最后
决定权,对此我是满意的,说明他能够接受我的意见,信任我的指挥能力。
冷水坪和浏阳坳的两次决策,都是在紧急情况下,从战略大局出发独立自主
做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决策都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冷水坪的回师
南下,就不能保留红17 师这支主力;而没有浏阳坳决定留下红16 师,湘鄂
赣这块根据地(以后成为游击区)也很难保住。

建国后,付秋涛(曾任湘鄂赣省委委员及16 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为总
参民兵部部长)还对我说:你那时决定把我们留下是对的,好多兵都归队了。
16 师一直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到“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时期,这一地区也成
为我党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

那天作出决定,离天亮只有两、三个钟头了,天一亮,我们两个师便分


开行动, 16 师向东返回湘鄂赣基本苏区,17 师向南,返回湘赣苏区。两个
多月的战斗、奔波,部队减员很大,我们下了浏阳坳,把50 团解散,分编到
49 团、51 团去,三个团变为两个团,然后从官渡过浏阳河继续南进,到孙家
煅住下来。

那天正下毛毛雨,下午发现敌人来追我们,后卫营等敌人接近,一个猛
冲抓到几个俘虏,才知道是保安团,但那个保安团的武器不次于正规军,不
能轻视它。半夜,保安团突然从山上打枪,天下阴雨,我军在营地坚守,他
也不敢接近我们。第二天,我们继续走,离路不远也有敌人的碉堡,老百姓
带着我们拐了过去,到桐木南面八里路的地方住了一晚。第二天继续往南走。
走出一二十里,湖南敌人的3 个补充团又追来,我们一面走一面打,先是改
道向西,然后又折转向南,摆脱了敌人。黄昏后到了离栗市不远的一个地方
做饭吃,当晚就迅速从芦溪、宣风之间过了袁水。就是那天傍晚,我们的前
卫营(周仁杰部)在公路上堵截了敌人从萍乡开来的一辆军用汽车,消灭了
敌人一个班,俘敌14 人,缴枪十多支。特别珍贵的是缴获了敌人西路军第二
纵队司令刘膺古的一个文件,刘奉何键命令从萍乡来堵截我们,还有其他军
事部署。

得到这个情报,我们立即靠近南山,这是湘赣苏区的边缘地域。我们估
计北面的敌人一定会来追击,西面萍乡的敌人也可能出来,便令已经渡过河
的前卫49 团在南山埋伏。不久,萍乡的敌人果然来了, 49 团勇猛出击,
一下就把敌人打垮了,然后上山。1934 年3 月22 日,我们渡过袁水,又打
了个胜仗,回到湘赣苏区的边缘,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北上湘鄂赣的队伍并不大,才4000 人。两个月中,纵横驰骋,在白
区走了2500 里,赤区500 里, 3000 里路云和月,算是“小长征”吧!敌
人调动了46 个团围、追、堵、截,蒋介石亲自在南昌督战。但我们打垮了敌
人6 个团,烧毁了敌人无数的碉堡,冲破了敌人5 次大兵团的战役包围。由
于我们积极行动,钳制了敌人大量的兵力,起到了配合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五
次“围剿”的作用。

之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调动那么多敌人,首先,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团结、勇敢的军队。我们的指战员有着共同的
理想和奋斗目标,团结一致,一往无前。任何艰难困苦,大家都能忍受,也
克服得了。

第二、我军在战略、战役上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打得赢得就打,打不
赢就走,不管遭到敌人怎样的大包围,大堵截,我们都能打破敌人的进攻,
保存自己的力量,并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抓住机会消灭敌人,从而摆脱被动
地位,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第三、我们这支部队有良好的军政素质。从我带这支部队起,就注意抓
养成的教育,在战术上,从单兵到分队和小部队,对现有武器技术及散开、
前进、冲锋、集合等动作,要求精通熟练。以前我读历史,看到项羽退至乌
江只余28 人,还保持一正一奇的战斗态势,未自杀前,汉兵不敢轻易接近。
17 师也能达到这个要求,班跟排,排跟连,走散了相互找,总要在一起。战
斗时,攻得猛,守得住。即使打败仗也能保持建制,上不失指挥,下也听指
挥。遇到敌人,只要在运动中,甚至刚刚进入防御,都会给他一个猛冲。反
之,任何时候,敌人刚到我阵地前,各部不待命令就反冲锋,必有缴获和俘
虏。这已形成了部队的作风。战争时期,指挥员最重要的指挥艺术,是指挥


部队打胜仗。打败敌人,缴枪、抓俘虏,最能提高士气,也能提高指挥员的
威信。红17 师处于那么多敌人的围攻追堵,仍士气旺盛,回到湘赣苏区,还
没有得到休息补充,又继续打大战,就是因为大大小小的胜利,上下都树立
了信心。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苏区的群众太好了!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群
众、地方政府、游击队就把周围的情况告诉我们,极有利于我们了解情况。
我们行动的地区,多为失败了的苏区,敌人摧残得特别厉害,群众粮食本来
就很困难,他们还省出来给我们吃。像幽居、寒婆村、周坊等地,群众生活
很苦,他们还是省出薯丝、米、笋干来供给我们。我们在湘鄂赣苏区,有时
一天只吃一餐,但大多数日子是吃两餐,就是在浏阳坳杀马吃那天,我们早
上也吃了饭。群众带路就更不用说了。还有寄养伤员,龙门厂一仗我们伤了
二百多人,到虹桥,抬又抬不动,就把重伤员分散在群众家里,老百姓也接
受。没有这样好的群众,要保留那么多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我讲,湘鄂赣
苏区的人民群众对革命有很大的功劳。从红17 师短短两个月的行动中,可以
看出群众对红军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红17 师的北上行动,是失策的。军委要我们北上,
是因为那时福建19 路军发生事变,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才要我们由河西向
九江马回岭、南浔路牵制蒋介石。我们的配合行动是积极的,可中央当时在
“左”的思想指导下,认为第三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危险,
虽然双方定了作战协定,但没有积极配合他们,却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
垒地带。从军事来说,我们一个小游击兵团加上不足2000 人的16 师,北出
南浔路,很难达到破坏南浔路的目的,也就不能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对支
援19 路军的行动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其次,从湘赣苏区来说, 17 师北上
与18 师分开行动,致使湘赣苏区的中心根据地受到损失。待17 师回到湘赣,
与18 师会合时,永新县城已经失去。这时红18 师实际只有52、53 两个团共
五个营,红17 师也削弱了。应该说,这是受中央“左”倾错误影响造成的后
果。

我们回湘赣苏区后,敌人乘我长途行军疲劳和严重减员之机,大举进攻。
当时, 49 团有个文书在莲花叛变投敌,把我们北上时遇到困难和损失的情
况告诉了敌人,敌人瞧不起我们了。我们一到永新地区,敌人就来找我们决
战。4 月5 日,敌第15 师加上16 师一个旅,共8 个团,由永新向里田、沙
市前进。那时永新城虽被敌人占领,但群众是我们的,城里还有我们的秘密
组织,敌人什么时候出发,有多少队伍,我们前一两天就得到了情报。

4 月5 日清晨,我们以3 个团进入里田到沙市大道北侧四五里地隐蔽。
战术部署是: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先头旅,即在敌先头部队进入里田与
沙市之间尚未集结构成战斗队形前,三个团同时突击敌人的先头部队。我把
突击重点选在沙市至汤溪陇一段五华里的山坡上, 49 团、51 团为右翼, 53 
团在左翼;红军学校摆在禾水南岸,侧击敌后续部队增援和先头部队回窜。
这样的布置,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是劣势,但从战术上说,我在5 华里的行军
道上,集中了3 个团,却是优势。

上午9时许,敌第15师43旅进至沙市东面的小高地,我51团首先向敌
发起攻击,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冲乱了。49 团和警卫连同时冲上山头, 52 
团和其他地方武装也向敌人猛攻。只40 分钟,便把敌45 旅两个团击溃,残
敌仓皇向东逃窜,我军一直追到里田,全部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这时,


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了里田。敌人有8 个团和15 师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
消灭了它两个团,还有六个团两个营,仍占优势。我们处在运动中,建制较
乱,我下令停止进攻,撤到台岭、南坟,准备迎击敌人的再度进攻。

下午2 时,敌人来进攻了。我命令部队,一枪不打,让敌人进到工事前
三、四十米时,手榴弹一投,立即反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奋勇追击,到
黄昏,歼敌一部,残敌向里田退去。

沙市战斗是一场成功的伏击战歼灭战。消灭了敌人一个旅,活捉旅长侯
鹏飞、团长徐本桢及参谋长赵楚卿,并给敌另两个旅以重创,这是河西战场
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个最大的胜利。

我们回到湘赣苏区的前几天,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的王震也回来了。他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
堡垒对峙下的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讲支撑点的构筑法及与
敌堡垒对峙的战术。我们回来看到这个材料,感到这种战法主力很难集中,
与过去运动战、游击战不同,但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是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
既然是军委的指示,当然要照此执行了。沙市战斗后,我们在松山、钱市打
了两次阻击战,搞阵地对峙,虽有缴获,但付出很大代价。尤其是金华山争
夺战,虽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阵地,但我们自己却伤亡400 多人。

这时,敌人又从中央苏区调来了李抱冰第53 师和鲍刚独立第46 旅,在
永新与莲花之间构筑碉堡封锁线。军委强调所谓阵地防御战略,我们也到处
修碉堡。主力被派去修工事,地方武装也去修工事。如永新埠前区少年模范
队有3 个连, 200 多人,都有枪,有战斗力,但全部去修工事。碉堡修好
后,同永新城的敌人对峙起来。

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占据苏区中
心永新、钱市、石灰桥和里田等地,我主力与几方面的敌人对峙,他攻我顶,
我攻他顶,堡垒对堡垒。敌人子弹多,有重武器,我们没有,伤亡大而战果
小,整个战局越来越被动。省委及后方机关,被迫转移到石灰桥南牛田去了,
我军主力集中于石灰桥东南山区,很难机动。我因子弹少,不愿和敌人对抗,
有时对进攻之敌顶一下,也带着战术上的取巧心理,并非大计。6 月下旬的
一天中午,永新、钱市几方面的敌人向我进攻,我看打不出好仗,没有时间
请示军委、省委,就离开永新地区,翻过南山到牛田一带和省级机关一起行
动了。

当时,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红军总应该打胜仗,可这两个月为什么仗
总打不好?离开了基本根据地,今后如何办?但我又想,天无绝人之路,总
会有办法的。省委和省军区开会,对局势进行研究,决定向遂万泰和井冈山
地区发展。

7 月18 日至19 日,我们围攻五斗江,7 月23 日围攻衙前。这一带都是
山区,包括拿山、关背在内,地域广,回旋余地大。如果工作做好了,我们
是可以不走的(指后来的西征)。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实行过
“左”的社会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
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这样,
就使群众情绪对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困难。特别是1929 年1 月红4 军下井
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的袁文才和
王佐,作了错误处置,使湘赣苏区长期背了一个大包袱。当时,我们想恢复
井冈山,可是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我们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


作,没有实现,我们的活动范围没有扩大。

7 月下旬,中央命令我们西征。这时,我们确实十分困难,必须突围转
移了。


第十一章先遣西征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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