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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训练部队，治疗伤病员，筹集粮款等等。从湘
赣苏区出发时，弼时同志就提出要建立游击点和游击根据地，我赞成这个观
点。这样，部队就不会连续行军，可以得到休息和补充。长征途中，只要到
了有粮食或其他条件较好的地区，我们就停下来，布置大战。敌人看到我们
停下来要打，也会停住观察一下，调集军队，调整部署，总得三天五天，十
天八天，我们就趁机休息，做群众工作，争取主动，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
利用这个办法，我们一路虽打了许多恶战，减员不少，但都能及时得到休整
与补充，有效地保持了有生力量。
第二，坚持正确的军事方针。早在二、六军团会合时，我们就从自己的
军事行动的体验中，得到了退出苏区和搬家式转移的痛苦教训，对过去那套
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已无兴趣了。那种打法，是近乎
冷兵器时代兵对兵，将对将，“下战书”和先报姓名的愚蠢打法。孙子在2500
年前就提出“毋要正正之旗，毋击堂堂之阵”的观点，“左”倾错误的领导
者，是不懂中国优良的军事传统的。当时，我们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批评它，
但知道那种打法是不行的。在战略转移中，我们坚持了游击战、运动战的军
事方针。我们由湘鄂川黔去贵州，不是径直向西，而是声东击西，先向东南
东渡过澧水、沉水后，进至湘中，然后向西。敌兵虽多，处于优势，也抓不
住我们。在贵州突然进至札佐，威胁贵阳。在普渡河，突然冲到昆明城外30
里地，这些地区都是敌人的战略要地。可以影响敌方的战略行动。常常采取
曲线行军，穿插于诸路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弄得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
有时以急速的行动，猛烈的动作，震撼敌人战略要害，造成其临时应付、仓
皇调动的无计划行动，我则易于抓其弱点，摆脱强大敌人。记得一、二、四
方面军大会师后我到延安，朱德总司令对我们说：“二、六军团集游击战、
运动战之大战”。我认为这是对二方面军中肯的评价和鼓励。
第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了湘、黔、滇、川、
康、甘、陕等省，前后攻占了30 多座县城，一路上，我们广泛宣传党及红军
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争取了包括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国民党中将张
振汉等在内的各种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尤其是经
过苗、瑶、回、彝、纳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严格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了我军的
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最不怕艰难困苦、
最富于牺牲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武装，共产党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及为人
民解放事业奋斗的政党。人民支援红军，这就使得我们在广大地区（包括大
部分白色区域）的活动，都能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如地游动。
第四，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六军团在会师之前的组建时期，领
导人和主要干部还有许多人就具有为实现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坚强
意志。为了这种理想，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敢于牺牲奋斗。二、六军团会
师以后，很快形成了以任弼时为首的坚强领导集体，强调党的领导和建设，
重视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同时，不
间断地进行党的方针、路线、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统一战线以及官兵一致、
亲密团结的教育。战斗和行军中进行了改造俘虏与教育新兵、实施不间断的
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等工作。战斗愈激烈，环境愈艰苦，政治工作就愈深入、
活跃，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愈坚强有力。即便只有一两天休整时间，甚至
在行军大休息中，也不忽视宣传和组织群众工作，及时分配没收的财物，有
群众在一起，军队就不孤立，士气就旺盛。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
下谁能敌”！因而，长征途中，强大的敌人没能搞垮我们，人间罕见的自然
灾害和艰难困苦没能压倒我们，主要原因就是主要领导人和许多革命干部具
有革命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的实现，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了政治工
作的群众性、及时性的强大威力。一句话，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党指挥的
军队，为党的事业而战斗的军队。
第十四章出发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多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
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我自红31 军驻地甘肃镇
原县前往出席。会议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
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
会议首先由洛甫（张闻天）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了毛泽东、
洛甫、朱德、博古、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杨尚昆、聂荣臻等19
人为大会主席团，领导大会工作。我也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在第一
阶段由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然后各代表团分
组讨论，讨论后由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
争》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由博古作《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然
后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最后，由林伯渠致闭幕词，会议结束。
这次会议批准了1935 年以来党的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新任务。通过
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团结，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在政治
上、组织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部队。先从延安乘卡车到云阳镇，这里当时是红
军前敌总指挥部与组成不久的援西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援西军司令员刘伯
承、政治委员张浩），然后再骑马回到部队。我向军政委郭述申介绍了苏区
代表会议的精神，并立即决定对部队进行传达，积极准备抗战。当时部队中
要求抗日的气氛十分强烈。我们把指战员的抗战热情，引导到战前的主要准
备工作——练兵。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大声疾呼：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全国同胞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
土流尽最后一滴血。7 月9 日，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
叶剑英、左权、徐海东及我率全体红军将士通电南京政府，请缨杀敌。彭总
要求红军加紧练武，把刺杀、投弹、射击列为主要的项目，准备在未来的抗
日战争中，发挥我们的特长——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
这时，中央派陈质到我部来，他是北伐军和红军老指挥员，有丰富的战
争经验，准备在部队改编后由他任旅长。为了加强对部队训练的领导和激发
练兵热情，我们两个老兵一起拟定训练计划，并用一天时间，专门集中营以
上干部进行了一次射击训练，从瞄准、击发到跪姿、卧姿、立姿射击的基本
要领，一一练习。最后进行实弹射击，由我和陈质带头，记得陈赓三发子弹
打了28 环，我打了27 环。
两个老兵的射击成绩，虽不是十全十美（陈比我好），
但起了带头作用。我们后来定的军政课目，大体都能完成。
从此，只要有点时间，各级干部都利用来练兵。部队掀起
学习热潮，都想学好本领，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当
时称日本鬼子）。我也认真学习，想搞好一点。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我们在行军中经过国民党统治
区，同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军队的联系与接触也多了。先是
为了在西兰大道上迎接西路军溃散的归队人员，刘伯承让
我与当时任国民党平凉专员的胡公冕取得联系。平凉位于
西兰大道中间，与陕西、宁夏毗邻，由于胡公冕的协助，使
西路军归队人员得到了些方便。
我与胡公冕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当时，他随北伐军打到江苏。1927
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他脱离蒋介石跑到武汉来，参加反蒋运动。
这次在平凉我与他通过几次电话，除了叙旧、讲国共合作相互友好的话
外，主要请他协助解决部队吃粮问题。他说我们搞粮食搞得太厉害了。我说：
“我们没有人发饷，只能向地方要，希望给予帮助。”由于他的合作，我们
筹粮筹款能较顺利进行。
胡公冕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与我们有过合作，解放后不久，在国务院
参事室工作。
我们在开展练兵的过程中，国民党还派了一个视察组来。组长萧致平，
井冈山时期我们就曾交过手。红四军下井冈山后，他率独立15 旅来追击。我
们在大柏地反击，将他们大部分歼灭，这次他来，身份不同，我们友好接待。
我向他们介绍了我军练兵的情况。视察组也说了些要团结抗战的话。
8 月6 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各部到陕西三原地区集
结待命。8 月7 日， 31 军和整个援西军一起，在刘伯承司令员的率领下，
从甘肃镇原出发，途经甘肃的西峰镇、宁县，陕西省的旬邑、淳化等地，于
8 月下旬到达三原城西的石桥镇地区。
在行军中，有一天，到淳化城宿营。陈赓要我给他一张名片。我问干什
么，他说你别管了。他拿到我的名片就送给县政府，还笑着对我说：“今晚
请你的客。”我认为他开玩笑，一笑置之。不一会儿，县太爷来了，对我们
倍加慰问。陈赓说：“我们上前线抗战，对地方有点麻烦。”于是，他提了
些正当要求，县长都答应办，还热情地请我们吃晚饭。我没有想到西安事变
后印的名片，还能用来办事。而且有人请我们吃饭。
在三原待命整编期间，我们一方面抓紧各级干部的配备，另一方面加强
对干部的教育训练。记得当时我们曾召集全军的参谋长、参谋和连长上课。
由我讲授行军和防空知识，陈展讲授铁道运输及渡河知识。在此期间，刘怕
承和张浩还向我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民众提出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任务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战
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
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创造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出，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问题上，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
性。这次会议正确地指导了我党我军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
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
政治思想基础。
8 月底，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与国民党谈判的结果，宣布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9
月11 日改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或集总），以朱德为总指挥，彭
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和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
副主任。下辖115 师、120 师、129 师。改编后的这三个师，主力就是长征时
的一、二、四方面军。
1937 年9 月初，军委命令，我改任120 师副师长。红31 军改编为129
师386 旅，陈赓任旅长。这时，日军向华北战场大举增兵，华北战局危急。
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开始相继誓师出征。我在八路军总部住了两天，同
彭德怀一起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彭总去西安，是准备和周恩来到山西与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八路军参战事宜；我是准备经西安到太原等待
120 师的到来，周恩来副主席让我一起去太原，也做点统一战线工作。
在西安住了两天，9 月3 日晚，我就跟周、彭及林彪、聂荣臻、徐向前
以及南汉宸、程子华等一行10 多人，乘坐西安行营派出的专列前往太原。火
车经风陵渡进入山西，5 日到太原。这时，刘少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彭真（北方局组织部长）及做秘密工作的杨尚昆、朱瑞，还有薄一波、李昌
（秘密党员）等均在太原，不久，朱德也来了。
一到太原，周恩来就去前方同阎锡山会面，又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及各方面的要人谈话，并出席许多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知名爱国人士续范
亭、杜仲远等不断来找他，工作十分繁忙。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安排，或分头
进行活动，或与他一起参加一些活动。当时，平津失陷，中共华北党组织动
员了大批党员和爱国学生到山西参加抗战，山西的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一时
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八路军过了黄河，要从太原上前线，老百姓对我们期
望很大。
在太原期间，有两次活动我一直印象很深。
一次是参加太原的一个万人群众大会，周恩来让我出席，并代表八路军
讲话。在大会上，当主席介绍八路军代表时，群众热烈欢迎。我在讲话中说，
我们八路军正向前线开动，我们上前线是不会退回来的！会场掌声齐鸣，欢
声雷动。因为这时国民党军队先后从平、津、南口败退下来，我讲八路军是
不会退回来的，群众怎么不激动呢！我有什么把握这样讲呢？第一，我们是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全体官兵都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的政治路线和
军事路线；第二，我们有长期革命战争经验，后来总结为毛泽东军事思想，
我们敢于也能够在敌后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
败后，我们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南、安徽、四川等地，就
是这么干起来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来打我们，我们也有在敌占区发展游击
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和本事。我们不但不后退，还要前进，打到鸭绿江
边呢。这是我们八路军当时的气魄；第三，有统一战线这个早已证明的法宝。
我们党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
民和各个阶层。因此，我在讲话中充满了坚定和自信。
另一次是去成城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侯如墉，是个秘密共产党员，在
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全校师生抗战热情很高。我去学校看望他们，并同10
多名师生进行了交谈。青年们抗日救亡的热情，令我感动不已。后来，侯如
墉校长把全校师生组织起来，同我们联系。太原失守，这个学校的师生又自
动武装起来，组成革命游击队，转移到晋西北，同八路军到敌后打游击。这
些青年知识分子堪称在民族危亡中投笔从戎的榜样。我曾为此写下了《成城
中学赞》的诗句：
班超投笔古今名，
集体从戎更典型。
虎视晋绥寒敌胆，
成城诚不负成城。
在太原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与南汉宸等根据中央的指示，经过与阎锡
山谈判，商定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第二
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
下设各级战动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为主要任务，其工作纲领由中
共拟出。这是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时期产生的统
一战线组织。日本侵略者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加上山西当
时处于抗日前线，虽然阎锡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日本进攻中国，尤
其是进攻山西，他是反对的。山西是阎锡山长期割据的地方，也是他的家乡，
他对蒋介石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自己决策。而中国共产党在日本进攻的
时候，认为山西在华北游击战争中具有决定作用，并以山西为中心，部署绥、
冀、察游击战争。这时利用“战地”这个有动员性的口号及第二战区这个合
法名义，成立一个共同的组织，双方都能接受。战总动会还将此前阎锡山的
“守土抗战”口号略加改造，提出“保卫山西”。日本打来了，我们提出保
卫山西，是最好的动员群众的口号，也是山西统治阶级能接受的口号。
战总动会以著名的爱国将军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南汉宸任组织部长兼宣
传部长，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我过去不认识续范亭， 1935 年从白色
区域的报纸上看到，他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
策，激愤得曾在南京中山陵前自杀，幸而遇救，继续为抗日救国奔波。他敢
于以鲜血来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令人
十分钦佩和崇敬，感到在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里也有这种热
血爱国人士，对我们是个鼓舞。在太原我初次见到他，他
40 多岁，身材颀长，面容瘦削，垂直的鼻梁和宽厚的嘴唇，
给人的印象是坚毅、深沉。后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