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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大势已去，就辞了军长，到华北解放区来了。他与张轸在北伐时期同在
程潜的第6 军任职，又都是日本留学生，我12 兵团就利用这个关系，又通过
其他周密的工作，争取了张轸兵团起义。张轸兵团起义后，湖北就解放了。6
月上旬，四野及地方主力近百万大军先后到达长江以北的襄樊、安陆、孝感、
浠水一线，准备渡江。6 月20 日，四野领导机关到达汉口。
在此期间，我们积极筹划两件大事：
第一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我们掌握的情况，决定发动宜（昌）沙
（市）战役和湘赣战役，消灭布防在西线的宋希濂部和布防在东线的白崇禧
部主力，然后乘胜南进。
第二件，策动长沙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1 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
第二件事进展顺利。1949 年8 月4 日，程潜和陈明仁率领长沙绥靖公署
司令部、兵团部和3 个军共7 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长沙起义，
影响深远。程潜是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入参机密，出主兵戎，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又属方面重寄，是国民党的元老。四野南下时，他担任国
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虽无太大实权，但有高衔和声望，旧部及追随者不
少。陈明仁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战功卓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
过远征军，解放战争时期守过四平街，与四野的前身东北民主联军对阵，曾
得蒋介石嘉许，是国民党有名的战将。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率部起
义，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也影响大西南及大西北的地方实力派，诚属难能
可贵。
这固然是他们看清历史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我党中央统一战线
政策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以及四野和湖南地下党的同志们努力工作的结
果。这件事也与李明灏有关系。早在1949 年春夏之交，李明灏就到武汉，同
四野领导人商议策划和平解放湖南事宜。李与程潜、陈明仁是旧友，有同袍
之谊。他对这件事很热心，多方奔走，从中联络。为了有利于和平解放湖南，
四野还派出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
和谈代表团。此外，湖南地下党组织也活跃，他们早已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经多方协同，终于促使起义成功。
第一件事则收获不大。
宜、沙战役发起后，敌发现我军击其两翼，为避免被包围，就全线收缩，
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我立即追击，由于山路泥泞、狭窄，东北部队
南下，全是北方装备，行动迟缓。只歼敌1。5 万余人。
湘赣战役更不理想。在赣西北，当我军追击江西奉新、高安地区之敌，
诱敌增援时，敌先期退走了。在鄂南之通城及江西新于，我军向萍乡地区迂
回，拟在创阳、醴陵以东地区歼敌，敌看出我军意图，就在星夜后撤至湖南
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我预定的包围圈，此役仅歼敌4600 余人。
两个战役未达预期目的，给我们以很大警惕。因这两战役是四野主动南
下的第一次作战，未获大捷，敌有可能利用南方自然条件顽抗，就会迁延南
方的解放。我们分析两战未获大胜，有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观方面，对白崇
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采取了通常情
况下的诱歼和近距离包围（也就是战术包围）的战术，而敌人惯于山地河川
战斗，兵少而机动性强，行动积极，数次主动避战，致使两次战役未达目的，
说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效果不好。
从客观上讲，部队从北方到南方，不服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区和山
地作战，加之天气炎热，蚊叮虫咬，生病的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
严重者达四分之三，非战斗减员大，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不仅如此，部队
成员，大都是东北和华北籍，到南方后，衣食住行均不习惯，吃不惯大米，
而面食又不够，也影响了部队的精力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事前没有充分估
计到的。更没有料到的是牲口也不习惯南方生活。马不吃或不大吃稻谷和稻
草，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
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二、三千匹马在休息。
事后我想，人们对历史上甚至自身的经验是容易忘记的。我们在江西时
期，有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军队是
北方人，一到湖北，不服水土，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
出来，倒是周瑜看出来了，5 万军队敢于打他83 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
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方才十多年，便忽略以至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
特点。对北方和久居北方的人马到南方后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耽误了前
进的日程。后代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笑话我们这些老兵，尤其是我这个运筹帷
幄的“幕僚长”。我说这个故事，不外使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已。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在宜沙、湘赣战役之后，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
自8 月1 日起，除48 军在江西发动赣西南战役之外，全军转入休整。在休整
期间，发动干部战士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适应性战术训练；还广泛开展以治
病、防病、增强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以利于部队继续行军
作战。同时急电东北调来1500 吨豆饼（东北很快用火车送来了），掺和在铡
短的稻草中，逐渐把马的胃口换过来。部队穿布鞋，不适应多雨的季节，我
们就要求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就地取材，教部队打草鞋。这种手艺，红军干部
大都会，到部队一示范，战士们很快也会了。我曾致电驻来阳之46 军军长詹
才芳，驻沅陵之47 军军长曹里怀，要他们开办打草鞋训练班，老兵当教员。
这样，就解决了一部分部队（主要是46 军和47 军）鞋子不足的问题。另外，
还注意改善部队的伙食，尽量让战士们吃好，吃饱，以保持体力。
在休整的一个月中，我们抓紧群众工作，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
队的优良传统，在新区积极参加了接管、建政、剿匪以及恢复交通、筹集粮
草等项工作。大军向两广进军时，还留下5 个军，分布于河南、江西、湖南
等地担任工作队任务。他们与四野南下工作团合作，为新解放区的民主改革
创造了条件，又从人力物力等方面为主力进军提供了保障。
在此期间，四野司令部建设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四野的各级司令部在入
关前有较好的基础；但入关后，特别是渡江作战以后，敌情、地形、气候都
有很大变化，司令部必须适应这种新情况才能担负新的任务。为此，我对司
令部工作提出了要求：
首先，司令部工作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预见性。
司令部门要根据本军的军事政治任务，对战争发展进程有预谋和预见。如怎
样与南方军队作战；怎样在水网、稻田、山区作战；在阴雨连绵或赤日炎炎
的气候下怎样运动部队；军队在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怎样行
动，等等，都是各级司令部门要预先考虑和设法解决的。
其次，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司令部要善于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
战争瞬息万变，司令部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参谋人员才有章可循，能紧张
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就像一部发动机，各个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
能，一经发动，就运行无误。我特别强调司令部门的人员都要各负其责。如
侦讯谍报人员的工作中心就是“知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围绕这
个中心；作训人员就要“知己”，要对各部队人员武器数目和战斗力状况、
所处位置等，了如指掌。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就不会交叉打乱仗。当时，我
们叫做职责分明。
第三，提高工作质量。军事行动贵在神速，司令部门只有提高工作质量，
才能保证高效率。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
举上世纪普法战争的例子，说毛奇30 万军队，只有6 个参谋，照样能打仗。
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
地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
放警戒，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
地形看完了，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
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
事过20 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
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技术工作。古代技术不发达，只能用简明的文书和标记，利
用驿站、传骑和递步哨，来达到迅速确实的目的；四野南下，缴获了日军和
美蒋的大量武器装备，从这方面讲，可以说是接近现代化了。因此，司令部
的工作就要有更高的要求，以适应新的技术装备。
前述几点，我在大军南下途中，曾向司令部人员讲过，以提高工作效率。
1949 年9 月，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除留下的5 个军外，其余10 个
军分东、西、中三路向两广开进。东路军由第4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凄
统一指挥第13、第14、第15 军，以及第43、第44 军和两广纵队，由江西
南进，待歼灭广州余汉谋部之后，由广州向桂南前进，迂回敌之右侧后，成
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西路军由第13 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率第38、
第39 军取道湘西，沿湘黔边直下柳州，迂回敌之左侧后，与第4 兵团形成对
白部的大钳形包围；中路军由第12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第40、第41、第45
军经湘潭、湘乡南下，迫敌向桂林撤退；尔后，三路大军在广西会歼白崇禧
主力。
为便于指挥大军南下，华中局决定，野战军指挥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子。
林彪、谭政和我在前方，率精干机构进至衡阳；赵尔陆、陶铸、陈光，仍在
汉口，领导留守部队和地方武装及军队后勤事宜。
军委的指示是基于“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
的判断作出的，要求我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湖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
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并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
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的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
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
不和我作战”。
根据军委指示，9 月10 日部队结束休整。中旬，分东、中、西三路，开
始向南进军。四野总部令位于湘西北的第47 军监视宋希嫌部，保障湘桂前线
我军侧翼安全，并规定了部队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注意事项，等等。
白崇禧发觉我军主力南下，急忙将已调到乐昌、耒阳地区的第46 军、48
军等部调回衡宝沿线，同原在该地区的第7 军以及第1 兵团等部靠紧，阻止
我军南进。
根据敌人兵力调动集结的情况，我们判断白崇禧想在衡阳。宝庆（今邵
阳）一带与我决战。10 月5 日，四野总部命令已进入青树坪、永丰、白果市
一带的中路军停止待命，并指示：“如敌大举向我进攻，各部可采取诱敌深
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同时，命令已进至湖南芷江的西路
军，折向宝庆、祁阳。协同中路军作战的第46 军和48 军向耒阳、常宁西进。
我们预定在衡阳、宝庆地区与敌主力决战。
中路军大部于当晚停止待命，只有第45 军的135 师因在急行军中没有接
到命令，继续向宝庆东南的灵官殿，揳入敌纵深，对敌侧后受到严重威胁。6
日，敌人集中几个师围攻该师，未逞。而我四野的东西两路军已分别进入广
东，逼近韶关和靖县，威胁广州和桂林。白崇禧鉴于形势不利，6 日夜令所
部全线收缩，向广西方向撤退。四野总部立即命令尚在灵官殿地区的我135
师坚决阻敌南逃，命令第12 兵团迅速追击。9 日，我军在祁阳以北的白地市、
黄土埔一带，把敌第7 军军部及其所属的171 师、172 师和临时归其指挥的
第48 军的138、176 师共4 个师1 个军部团团围住。10 日，开始总攻。我第
40 军、41 军、45 军、49 军，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突击，激战至次日，
除敌138 师师部率一个团逃跑外，其余为我全歼，国民党在湘南的其他部队
退入广西。
衡宝战役共歼敌主力4。7 万余人，是进军中南的大胜利。虽然曾一度被
白崇禧以进为退的临时部署所迷惑，延误了歼敌时间，但由于135 师没有接
到停止命令而深入敌纵深，并奋勇抗击，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撤退行动；还
由于发现敌人撤退，立即追击，得以将其全面包围，并全部消灭，沉重打击
了白崇禧集团，为尔后进军两广，全歼中南地区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
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
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
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
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
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
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从战术上集中兵力抓较孤立的
敌人，与军委大包围的指示也没有多少矛盾，在大包围中可以采用战术包围，
如果不注意大包围而专从战术上抓敌人就不好了。初到湖南时，他有这种倾
向，经军委指出后没有看到他有不同意见。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
军中南也如此。
但在这次进军中，我也看到了林彪的老毛病——过分自尊，仍没有改。
衡宝战役结束时，我情报机关掌握歼敌数目，有两个材料：一个是敌第7 军
全部加46 军之38 师，一个是第7 军全部加38 师1 个团。当时尚未查清，林
彪就向上报告，说歼敌第7 军全部及38 师。几天后发现敌38 师仍在全县附
近，但他不更正。我认为，林彪在战果未查明前，夸大战果以邀功；查明之
后，又不改正以保面子，大不老实！
对于林彪，我比较了解。从井冈山起，我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他
都是我的直接上级。我还先后两次当过他的参谋长，第一次是1929 年，林任
红4 军1 纵队司令，是年秋，我由他属下的第2 支队长调任纵队参谋长；第
二次就是这次进军中南，他是四野司令员，我又当了近一年的参谋长。有人
说我到四野是林彪点名要的，我不清楚。有的说我后来调到北京，又是林彪
把我挤走的，我也不清楚，反正都是军委的命令。我从入党以来，担任任何
工作，都是党和行政安排，长期如此，形成一个观念，我是为党工作。从自
己的性格来说，也不屑为个人驱策。
当林彪还在革命阵营的时候，我认为他政治上开朗，有军事指挥才能；
同时也感到他有两个缺点“一是过分自尊，二是不大容人，性格上偏于沉默
寡言，城府很深。”自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后，他以“紧跟”自居，有些人
便认为他一贯正确。
在进军中南过程中，我和林彪合作是好的，他在工作上、业务上对我是
信任的，但也有过一次争议。那是在1949 年6 月中旬，我们同到汉口。有一
天，林彪同我谈中南地区的工作重心问题。他说中南地区几年之内应以农村
工作为中心，并说了若干理由。我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因为中央在七届二中
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我也讲了些理由，但
林彪听不进去。过几天，他便在中南局会议上通过了他的提法。7 月1 日，
他又在武汉地区纪念党的28 周年大会上大讲了一通。次日，《长江日报》就
将他的讲话全文刊登了。听说当时他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表示可以
按照自己所设计的几个步骤去布置城乡工作。
1950 年2 月，邓子恢从北京回来，在华中局传达中央意见，中央认为华
中局去年夏天那个口号（即中南地区以农村为中心）与中央精神不衔接，要
华中局自己讲一下，否则中央要讲话，因为“你们登了报”的。我在会上发
言，中心是同意中央的意见，还讲了我的看法。但林彪在两天的讨论中含糊
其辞，对中央的指示不置可否，却说我“否定一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