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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院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我见到刘帅。此时，他已调军事学院当院长
了，一见面他便对我说：“你不要急着走，等两天我就全部看完了。”
听了这话，我非常感动。修改稿送给他也就几天时间，厚厚的一摞，他
竟快要看完了。开学典礼后，我到扬州走了一趟，回来后，刘帅捧着三部条
令的稿本对我说：“好了，可以拿走了。”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刘伯承审过的条令，送给总理和聂帅，他们都表示
伯承同志审过了就可以定下来。这时，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我又把几个
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我对他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
个连来，给你演示一下吧？”
他说：“好！”
我就从华北军区调了一个连，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
项地演练，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了。
彭总看了很高兴，说：“可以，就这样！”
2 月1 日，总参谋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
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毛主席在颁发三大条令的命令中指出：“全国
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
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要求。”条令颁布的那天，我真是高兴
啊！人民军队几十年风风雨雨，艰难奋战，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
军队建设的准绳。后来，这三部条令草案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和颁发执行，
但基本内容没有变。
三大条令颁发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贯彻条令也是正规化的
养成教育，从军人一举一动，部队的一日生活制度入手，培养军人和部队严
格正规的良好作风。从贯彻三大条令开始，全军各部队逐渐走上统一的轨道。
在编写条令的同时，第二项工作是部队训练。军训部成立后，一直把部
队训练作为主要的工作来抓。我曾指定陶汉章负责组织编制一个全军的训练
大纲。在此之前，全军没有统一的训练大纲，各军区各搞各的，为了便于将
来统一指挥和统一管理，军委指令制定全军的训练大纲。1949 年和1950 年
部队大部分在执行消灭蒋介石残部的战略追击任务； 1951 年和1953 年又
赴朝参战，作战任务仍很紧张，没办法全面实施正规化训练。我们从实际出
发，前面仗怎么打，后面兵就怎么练。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遇到了许
多新情况，战争规模大了，武器装备也更加先进了，特别是炮、装、工、通、
化、铁道等兵种，还有空军都参战，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成为新的作战方式。
这就对部队的训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在制定训练计划和组
织实施训练时，就强调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
1950 年11 月，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
会议主要是研究训练教育大政方针的。我在会上讲了两次话，对全军的训练
方针进行阐述。这个讲话事先搞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又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
任务、特点进行研究，写成稿子报到军委审定后才讲的。
记得会议开始前，周总理找我去，要审查这个讲话。那天，我到了中南
海总理的办公室，只见那里已等了许多人，有外交部的、总参的、总政的。。，
大家都有事情要向总理请示，就排队等候。轮到我时，已是夜里12 点了。我
先把讲话稿念了一遍，总理很认真地听着。念完，他又把稿子拿过去，一段
一段地看，一句一句地推敲，真是字斟句酌啊！我们对训练方针的制定，是
很认真的。除事先与北京有关方面商量外，还多次请示刘伯承，概括于下：
“在解放军现有素质基础上，用迅速而有效的方法，使部队学会掌握现代化
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使指挥员学会组织与指挥各兵种联合作战与协同作
战，了解参谋与通信勤务，以加速我军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我对总理说：“这是比较完整的表述，有些复杂，不大好记，我概括为
两句简单的话，‘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
这两句话，前一句着重于技术方面的学习。后一句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
学会诸兵种合同作战。
总理听后，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点点头说：“行，就这两句话吧。”
当我从总理办公室出来时，天已经亮了。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才觉得
有些倦意，而周总理从白天到黑夜已经整整干了二十多个小时。
那个时候，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都要总理亲自处理，
他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也常常加班加点。虽然紧张劳累。
但心情却异常兴奋，也十分舒畅。几十年艰苦奋战，终于打下了江山，大家
都抱着要好好干一番事业，造福于国家和民族的心愿，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累？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之后，我又根据在会上的总结讲
话，正式写了“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建设问题与部队训练会议向军委的汇报”。
总理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 1951 年4 月19 日，他在报告上批示：“已改
好，照发。”当天下午，军委正式拟复：“军训部萧克部长：送来1950 年
12 月关于全国军事学校及全国部队训练会议的报告阅悉。我们同意这一报告
所提的各项原则，望由军训部将此报告印发给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各师、
各特种兵部队及各军事学校研讨施行。会议中所决定的三类文件：（一）军
事学校教育类；（二）部队训练类；（三）军事出版类，亦望由军训部印发
全国部队及军事学校试行。”
从此我军部队训练和学校教育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依据。
1953 年6 月以前，部队训练主要还是以学技术、学文化为主。当时苏联
援助了我们许多武器装备。但是，部队广大指战员多文化不高甚至没有文化
的农民，掌握这些武器装备就发生了困难。所以，学技术、学文化就成了当
时十分迫切的问题。 1950 年我们在全军掀起以学技术为主的技术训练热
潮； 1951 年总政治部又把文化教育作为全军训练的中心任务，提出向文化
大进军的口号。
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学技术、学文化的热情高涨。新中国成立了，在政
治上翻了身的人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翻身，以便成为真正的国家和军队的主
人翁。正是这种精神动力，使部队的文化素质提高得很快，许多指战员在很
短的时间就掌握了难度较大的技术。记得有这样一件事： 50 年代初期，苏
联曾帮助我们训练了一个坦克师。过去我们没有坦克师，也没有这方面的训
练经验，苏军在提供装备的同时，还派人来帮助我们培训人员。由于指战员
刻苦认真，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装甲部队的战术技术基本掌握了。苏军教官很
惊讶，也很满意。
当时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
必然。因为那时世界上真心真意帮助我们的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
和斯大林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苏联给了我们物资和军事装备援助，我们
只能学苏联。当然，任何一件事强调过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有的同志主
张“不走样地学”，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全照搬苏联，这都是不足取的。
那时，各个单位都请苏联顾问，部队的特种兵学校和师以上单位都有顾问，
有些顾问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意见也难以实行。但总的来说，那时对于学
苏联的问题，我们是把握得好的，苏联顾问大部分起了好作用。
提起苏联顾问，我十分怀念曾一起共过事的格拉兹诺夫。他是我们军训
部的首席顾问，我刚到北京时，他就来了，住在一个旅馆里。那年他已经57
岁了，是苏军的一个中将军长。我每次去他那里，都见他在伏案工作。旅馆
的条件不好，连个写字台也没有，他就趴在茶几上写教材。他为人坦诚，忠
厚，我们常在一起交谈，我曾问他：“您在哪里读的书？”他说，他是雇农
出身，只读过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十六七岁，沙皇征兵把他征去了。
在寒冷的战壕里，他听到了十月革命的炮声，当时列宁号召所有的沙皇士兵
扔掉枪回家去，他响应。回家后又出来当了红军。他说，他的文化和军事知
识都是在红军中学的。
听了他的话，我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小雇农，当红
军后，派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毕业当了高级将领，还来中
国当军训部首席顾问，真值得人们学习，工作中我们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
但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当时，我们与苏联顾问彼此都很真诚，一方真诚地学，
一方真诚地帮。在南京军事学院时，陈毅和刘伯承也曾对我说起苏联顾问的
事，说军事学院的教材都是他们编的。陈毅与那位60 多岁的首席顾问谈话，
认为顾
问有知识。要认真的顾和问。
1952 年12 月，第一次全军参谋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主席关于要
“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确定了从1953
年6 月开始全军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训练方针，并拟定了一个以战斗训练为
主的正规训练计划。
在这期间，我们着重抓了高级干部集训和机关演习。记得1951 年在河南
明港由军训部主持搞了一次加强步兵团演习，这是军训部第一次抓的诸兵种
合同作战演习，规模虽然不算大，但为即将展开的正规化训练做了示范。1952
年在南口又搞了一次战术演习，也为1953 年的训练创造了条件。类似的演习
以后就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像1954 年11 月由军事学院在山东半岛主持
的抗登陆演习， 1955 年11 月在辽东半岛由叶剑英主持的抗登陆演习，都
是全军性的。和平时期练兵，就是要搞好演习，因为这种近乎实
战的演习，对组织指挥和战术协同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和检验。我们
开展正规化训练，必须下大力抓演习，在这点上，军训部做了一些开创性的
工作，为各部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53 年底，我们在年终总结时，对这时期的工作做了这样的评论：
“1953 年下半年我军按正规统一计划进行部队训练，这是我军向正规化一个
重大的成就和正确的措施。”我认为，这个评语反映了我们这段工作的实际
情况。
组建军事院校是我在军训部期间做的第三件大事。最初是筹建陆军大学
（1950 年11 月军委正式定名为军事学院）。全国解放前一年，军委在华北
曾建立了一所军政大学，叶剑英任校长，他说，要注意收罗有知识的旧军人，
朱德总司令来校巡视，曾说，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办高等军事学府。这些话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为此做了些具体工作。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天起，我们就希望有一所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因为
我们这些老军人深知治校对于治军的重要性。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有过
几所很重要的军事院校，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还有云南讲武堂等，中国
一大批有才华、有影响的军事将领都出自这些军校，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也有
相当一批来自这些军校，像叶挺、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徐向前、林彪是
黄埔生，朱德、叶剑英来自云南讲武堂，彭德怀、黄公略来自湖南讲武堂等。
在战争年代我们没有条件办自己的高等军事院校，虽然各时期、各地区
都创办了一些红军学校、抗大、军大等，但并不正规，学习内容也多以政治
为主，学军事学得比较简单，不系统。新中国一建立，中央军委就在筹划创
办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了。朱德、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等对这事最
热心、最认真。
记得我到军训部不久，成立了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我为筹委会主
任。有一天，朱老总听说我们要为陆大选校址，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去看。”
他和我坐车先到府佑街附近原北洋军阀陆军大学的旧址，一看，过去的建筑
不大适合于现代教学，同时，房子太破，一下子修不起来，不行；又到五棵
松一带，还不行；后来又跑到现在国防大学所在地红山口，一连跑了四五个
小时，他老人家还兴致勃勃，边走边给我们讲战争年代看地形的笑话。
开始，朱老总主张军事学院办在北京，但一直没选到合适的地方。后来
我到南京去，发现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比较好，就提出军事学院的校址设
在南京。这时，军委已决定由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
提起这事还有段故事。当时，刘帅在西南军区当司令员，谁都知道，这
是个有职有权的岗位，但他对军事教育事业却情有独钟。一次，他来北京，
见到总理和朱老总，诚恳他说：“我年纪大了，想教教书。”朱老总早就想
请刘帅来当军事学院院长，但还没有提，刘帅一说，他非常高兴，连说：“好，
好，你来当校长。”早在二三十年代刘帅就留学于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伏龙
芝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西方的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是我们党内文武兼备的大军事家。现在请缨办军事学院，完全是为了我们军
队的建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我和刘帅在工作上有过较多接触，当我提出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时，他欣
然地说：“这事你定就行了。”那时我的思想上很少有顾虑，有什么想法直
接就向总理、朱老总、刘、叶、聂几个老帅提出，他们很快就拍板决定。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听说要在南京办军事学院也很热心，对刘帅说：“你
在南京办军事学院，我当后勤部长，后勤保障的事我包了。”后来确实如此。
校址选定后，接着就是选教员。除了从部队调一批有作战经验又有理论
水平的军事指挥员外，主要是从华北军政大学调教员。我们早就准备了一批
教员在那里。前面说了， 1948 年朱老总就对叶帅说过，要准备将来办军事
院校的教员。我们那时打胜仗多，俘虏也多，就派人到各地去物色解放的国
民党军官。一共找了200 多人。
在利用旧军人这个问题上，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怎么能让打
败仗的人来教打胜仗的人呢？也有人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向旧军人学
习呢？
我认为军事理论、军事原则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哪一个阶级、哪
一党派，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比如争取主动的原则，集中
兵力的原则，重点防御的原则等等，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坚持这些原则。
正因为这样，一部《孙子兵法》，古代人学，现代人也学；中国人学，外国
人也学，超越了时代、阶级和种族的界限。
1928 年湘南起义时，朱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同许克祥的部队在砰石打了一
仗。当时，革命军用的是段棋瑞政府的《步兵操典》（北伐军即用这个操典），
而许克祥用的也是这个操典，结果，我们以一个团打垮了他一个师。那时我
就想，一本操典，北洋军阀用、北伐军用、国民党用、共产党也用，战争结
果却不一样，说明军事原则是相同的，关键是看什么阶级、什么人领导和运
用。
1930 年8 月打长沙时，我那个部队缴获了5、6 挺机关枪，组织起一个
机关枪连，但没有人会使用机枪，我就让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机枪排长来当连
长。这位解放过来的排长，经我们一宣传，就报名参加了红军。他技术很好，
经他训练，部队掌握了机枪的射击技术，很快投入战斗，起了作用。当时我
还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只是感觉战争需要知识和技术，既然这位排长有，为
什么不能用呢？当然，是在改造教育的基础上使用。 1935 年红二、六军团
在湘鄂川黔边战场俘虏了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我在同他多次谈话中，看
到他战争经验多，有军事知识，请他到红军大学当教员，讲军事课，那时的
思想就比较自觉了。
有时候我也去听课，一为让张放心讲课，不要有任何顾虑，因为我是当
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听课时也和一般学员一样，以“师礼”对他。另为使听
课的学员，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在这位俘虏来的老师面前，不以胜利者自
居，而要虚心听课，从他那里学到知识。我还虚心的听课，我的部下就更虚
心了。起点学习带头作用，当然，我在听课之前，也考虑过听他的课，可以
看出老师的水平和态度。
筹建军事学院时，这个思想更明确。当时周总理、朱老总以及叶剑英、
聂荣臻、刘伯承等都是这个思想。我听朱老总多次这样讲：“过去我们没有
条件学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