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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宫前云气暗，
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
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鲸读着读着，一半被诗中的忧郁之情所感动，一半出自对朱翊钧心情的揣摩，竟然两眼一挤落下泪来，几滴泪珠打湿了笺纸，他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跪下乞告：
“奴才该死，污了万岁爷圣迹。”
张鲸的这番表演让朱翊钧大受感动，但他并不表露，只抬抬手让张鲸起来，问他：
“你为何落泪？”
“奴才看到万岁爷这么认真地抄录建文帝的诗，心里头十分感动。”
“啊，是这样，”朱翊钧沉吟着说，“只是还不能断定，这首诗是不是建文帝所作。”
“诗写得过于凄凉，但依奴才看，应该是建文帝原作。”
“你怎么知道？”朱翊钧说，“这首诗出自《徐襄阳西园杂记》，只录了这首诗却没提出任何佐证。”
“关于这首诗的佐证，在《碧里杂存》一书中有记载，”张鲸接着介绍说，“这书是正德年间一个叫董毂的人写的。此人是正德年间的进士，当过安义、汉阳两个县的知县。后因事罢官，归隐林下，遂写了这本书。”
朱翊钧问：“关于建文帝，书上有何记述？”
张鲸答：“对建文帝旧事，书中记载颇详。说建文帝尚在髫年之时，太祖皇帝夜里做梦，看到内廷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龙缠绕相斗。左边楹柱上的黑龙战胜。天亮后，太祖发现燕邸——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爷，与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各抱一根楹柱嬉戏，而燕邸恰恰在左边那根楹柱，太祖心下便起了疑心。后太祖带着燕邸与皇太孙阅御马，出了一个上联让两人对，太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太孙对日‘雨湿羊毛一片毡’，燕邸对‘日照龙鳞万点金’。太祖一听，不免心下喟叹天命不可违。他传位太孙后，曾封锁一箧，密召已成为建文帝的太孙说，‘你若他日遇到大难，垂死之际，方许开视。遇到小灾，则万不可打开，切记切记。’到了壬午那一年，燕邸从北京发兵，靖难之师围了南京紫禁城。建文帝危急之中，便打开太祖给他的箧笥。只见里面惟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纸，剃刀一具而己。建文帝遂连夜削发，纵火焚宫，从暗沟中逃出。有司便以自焚而奏达于永乐皇帝爷。建文帝这是顺天知命，见机保身。至正统年间，距靖难之变不觉已有四十年，有一天，云南布政司衙门忽然来了一个老僧，杖锡从甬道入正堂，南面而立，日，‘吾即建文帝也，今吾年八十，彼已传四朝，事即定矣，吾有首丘之怀，故欲归耳，汝等可为奏闻。’说着就从袖里掏出诗笺来。藩臣难辨真假，便着人将老和尚礼送来京。其时建文帝时的宫中旧人大都物故，有一个老宦者还活着，他说，‘老和尚前身是否就是建文帝，吾能验之。’说着让老和尚脱去左脚鞋袜。他一见老和尚的脚板心，便抱脚痛哭。原来这老宦者当年曾在宫中为建文帝侍浴，知道建文帝左脚板心上有一颗黑痣。今老和尚脚上恰恰就有
一颗，老宦者断是建文帝无疑。有了这个鉴定，朝廷也就善待老和尚，留在宫中奉养。不二年，老和尚圆寂，朝廷亦在万寿山旁，为他立了一座坟墓。”
张鲸仔细讲了朱翊钧所抄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朱翊钧觉得这张鲸博览史籍，还是个有心人，便问他：
“你抄的两首诗，又是个什么来历？”
“这两首诗出自《蜀都杂抄》，说是贵州金竺有一座小庙，叫罗永庵，有一天来了个老和尚，在庵内的墙壁问题了这两首诗，后人有人读到，认定这是建文帝的手书。”
“那老和尚呢？”
“题完诗就走了，不知所终。”
“这又是一种说法。”朱翊钧仿佛充满了伤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朝廷一直没有明确记载。”
“野史上倒有不少。”
“野史不足为信啊。”
“万岁爷说的太对了，就说奴才方才提到的《碧里杂存》，不少人就讥它是齐东野语。”
“朕让你找建文帝的诗，你可曾对人讲过？”
“没有，”张鲸哈着腰答道，“奴才怕下头人乱猜万岁爷的心思，连冯公公那里，都不敢透个口风。”
“你做得对，”朱翊钧紧绷着的脸忽然露了一点霁色，他又问张鲸，“你说，朕为何要找建文帝的诗？”
“这……”张鲸倒吸了一口冷气，嗫嚅着说，“这个，奴才不敢乱猜。”
“你说，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有了这句话，张鲸胆子略壮了些，但他仍不敢看朱翊钧的脸色，只低头言道，“奴才猜想，万岁爷大概因曲流馆的事，已是伤透了心。”
“唔，接着说。”
“因此就想到被永乐皇帝逐出皇宫的建文帝，想到他隐姓埋名，流落民间……”
张鲸说到此处，再也不敢往下讲了。因为他看到朱翊钧的双眼噙满了泪水。过了一会儿，他见朱翊钧双手将那诗笺揉皱又抚平，抚平又揉皱，便又轻声喊了一句：
“万岁爷！”
“嗯？”朱翊钧叹息一声，情绪激动地说，“我要是建文帝，既当了和尚，就决不再回这紫禁城。”
张鲸猛地跪下，哽咽着劝道：“万岁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是威加四海的太平天子！”
“你？”
朱翊钧如梦惊醒，他决断地把两张诗笺揉成一团摔到地上，对张鲸说：
“张鲸，你好好服侍朕，朕不会亏待你。”
“谢万岁爷！”
张鲸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
张居正·火凤凰 熊召政著
第二十二回 李同知京城访故友金侍郎寒夜听民瘼
一过冬至，天道日短。刚交酉时，街面上就黑糊糊地啥也看不清：金学曾坐了一乘两人抬的小轿，忽忽悠悠从户部衙门回到家来，突然看见门洞里瑟瑟缩缩蹲了一个人。这是谁呀？他正纳闷．那人见他走下轿来，立忙站起身蹙了过来，双手抱拳一揖，笑着问道：
“你可是金大人？”
“在下正是。”金学曾听出这声音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快走两步，走近前来脸对脸辨认。一看来者瘦削的脸庞和下巴上干枯稀疏的山羊胡子，不免大吃一惊，嚷道，“啊，是李大人，你怎么突然来了？”
这位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学曾在荆州税关任职时结识的远安县知县李顺。在揭露荆州知府赵谦贪赃枉法的事情上，李顺帮过他的大忙，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万历六年，金学曾升任湖广学政，两人就极少见面。万历八年，金学曾奉调进京再次升官，任户部右侍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李顺六年考满迁升一级，调到河南当上了南阳府同知。只不知为何在这岁暮年关之时，他竟突然在北京城中出现。
“金大人，你这家还真不大好找啊。”李顺搓着双手，嘴里哈出了白气。
“亏你还找得到，有的人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陋巷，硬是不肯到这穷人堆里找我。”金学曾苦笑着说。又问，“李大人，你既找上门来，为啥不进屋？”
“咱进得去么，你看看，铁将军把门。”
金学曾一看，大门上果然落了锁。他便从墙缝儿里掏了一把钥匙出来，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家那个苍头，大概上街买东西去了。”说着把李顺让进屋里。
待金学曾掌了灯，李顺四下一瞧，这里虽然也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大大小小有七八间房屋，倒有一多半是空的，里里外外瞧不着一些生气，不免狐疑地问：
“金大人，你的家眷呢？”
“都在老家。”
“你如今已是三品大员，怎么还像过去那样，屋梁上挂棒槌，独打独一个？”
“当官在外，带着家眷多累呀。”
金学曾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在李顺听来，倒有一多半是实情。金学曾打从万历三年出掌荆州税关，一直处在风波之中，每次调任新职，虽然都是升官，但等着他的差事却没有一件是轻松的。待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把一大堆麻烦处理完毕，还没有松心几天，又有新的苦差等着他。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金学曾是张居正最为赏识的干臣，却也最苦最累，一天到晚忙得脚打腚子。所有得罪人的事，张居正都巴不得他挂红胡子扛大刀在前头冲冲杀杀。在这种情形下，金学曾哪里有心思想到家眷的事。眼下看到金学曾的“官邸”这般穷酸，李顺简直怀疑走错了地儿，这儿怎么可能是户部右侍郎这种有权有势的高官的住宅？李顺还注意到，金学曾身上穿的是一领青色的棉布袍子，而不是让人眼馋的三品孔雀官服，当下心一沉，急切地问：
“金大人，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我已不是朝廷的命官了。”
“什么？”李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看着金学曾不像是开玩笑，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家母半个月前去世，我接到噩耗，就立刻向皇上呈了手本，恳请丁忧守制。”
“皇上批准了？”
“丁忧是常例，皇上有何不批准的，”金学曾脸上充满忧戚，“昨日我已到吏部办妥回籍手续，今日到户部办了交接，明天一早就离京，回家奔丧。”
李顺听此消息，一方面为金学曾大孝在身而悲痛，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前程因此而受阻感到难过，想了想，问道：
“首辅张大人准你离开？”
金学曾凄然一笑：“他不让我回家守制，未必让我夺情？”
“那……”李顺一时无话可说。
金学曾喟然一叹，言道：“从万历元年开始，这几年来，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这一年多来，我感到特别累，现在，也该歇息歇息了。”
李顺默然不语，他听出金学曾的话中似乎有几分颓唐，正猜疑问，金学曾问他：
“李大人，你还在南阳府供职？”
“是的。”
“这次为何来京？”
“吏部咨文召咱进京，说是让咱觐见皇上。”
“哦，我知道了，”金学曾一拍脑袋，仿佛突然记起了什么，言道，“南阳府的土地清丈，是由你这个同知负责。十月间，首辅把吏、户两部当事官员叫到内阁交待，说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十个在清丈田地中功劳最大的官员，把他们请来北京，由皇上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我在户部分管此事，因此在议定名单时，就特意把你列上。”
李顺一听，连忙摇了摇头，自嘲地说：“咱就寻思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轮到我这个穷措大身上，原来是你开了个后门。”
“这哪是开后门，你李大人的确做得不差嘛。听说南阳府田地清丈之后，新增了一万多顷。”
“增是增加了这么多，”李顺眼光一闪，瞅着金学曾叹气言道，“但我李某，真的不想得这个褒奖。”
“这是为何？”金学曾颇为诧异。
李顺低眉落眼半晌不说话，看他那样子，倒像是装了满满一肚子牢骚。
却说万历六年首先在山东开始，继而推及全国的土地清丈，历时三年终告竣工。经过勘察核实，总计天下田亩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丈竟多出了三百万顷。这多出的部分，势豪大户之诡寄、隐匿的庄田差不多占了大半。勋戚豪强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张居正也深感意外。为了防止这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让户部立即制订配套的法令，加以限制，并说服万历皇帝颁旨允行。这道法令是由担任户部右侍郎的金学曾起草，张居正最后改定，其中有这样一段：
万历九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
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在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
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止留
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征银三分，解部验讫。如有纵容家人下乡占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
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这道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强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订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身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坚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子的进项，真可渭物阜民丰，国力强盛！
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种田人亲自出差。所以，以至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最早提出“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先行试点。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坚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要求在全国停止施行“一条鞭”法，竟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批准。此后，“一条鞭”法不行于天下州县达数年之久。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就是“一条鞭”法的热心提倡者，宋仪望、庞尚鹏、潘季驯等人，也都是他的政友。海瑞于隆庆二年任南直隶巡抚都御史，因行使“一条鞭”法引起了官绅的惶恐和刻骨仇恨，以至被言官戴凤翔等人攻击为“沽名乱政”而被迫致仕。当时张居正已是内阁次揆。即使在这样显赫的位子上，他也无法为海瑞辩诬，只是在海瑞免官回到老家之后，他去信表示歉意，言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当时的愤懑和无奈。他出掌内阁之后，便有心重新推行“一条鞭”法。但他总结前朝教训，深知若不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亩，“一条鞭”法的推行的确存在葛守礼所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所以，在万历四年，当朝中的当道大臣再也没有制肘人物，他决定重新启用宋仪望与庞尚鹏两人，在反对
“一条鞭”最为剧烈的应天府与福建省两地再行推广，积累经验。到了万历九年初，一俟清丈田亩宣告结束，他便立即请旨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从此，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赋税改革，因张居正的铁腕手段终成为万历王朝的正式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田赋，也从此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历了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子粒田征税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再加上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新政已大见成效，而张居正的声望亦因此达到了巅峰。从朝廷到民间，从江南到漠北．只要一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人们莫不肃然起敬。纵然是村夫野老．也都知道当今圣上万历皇帝对他的师相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自大明开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