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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斤草料，一片草场的事，有什么大不了。但宋朝的全体朝臣都沉默了，每个人都想到了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约你一起到江东去打猎。两件事一样的性质，都是开战的宣言，是威胁，是挑衅，就看你怎么回答。让还是不让，关系到是和是战。
而且要注意，这是契丹可不是党项，比李德明借粮那次严重得多！
尤其是这时王旦、李沆、寇准都己经死了，想来想去，只剩下了王钦若，刘娥只好派人把他抬进了皇宫，问他怎么办。只见前朝老臣很随意，就回了两个字：“借它。”
刘娥更紧张：“北敌强梁，怎能放他们进关？”
王钦若摇头：“不借就是示弱，还不如直接借。”随后一笑：“这只是恐吓，一个试探罢了。请回忆，咸平年间契丹人每年都打进来，哪一次事先打过什么招呼？”
几句话解释得清楚明白，最基本的一点，伸头缩头都是一刀，你说不借人家就不来了？刘娥只好听他的，大大方方地回复契丹，草场借给你们了，就在雄州一带，随时都可以进关。但就是这么奇妙，宋朝越大方，辽国越不好意思，这件事就此结束，辽国没有一头牲口靠近过宋朝的边关。
以上就是王钦若在仁宗朝的表现，可圈可点，但照样里外不是人。他居然是被活活气死的。
一切都源于英明伟大的刘太后所做出的那条食物链。即有事就询问王钦若——经过王曾的考查——经过曹利用审视——如果一切正常，最后再由鲁宗道挨个地狠狠瞪一眼，做最后的安检收尾。
看出门道了吗？王钦若其实就是个干活儿的苦力，下边有一大堆人在盯着他，时刻准备对他深挖狠批，斗倒斗臭。其中就以能用目光杀死你的鲁鱼头为主力。
于是王宰相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得时刻看着别人的脸色，可仍然得不到的半点好脸色。时间一长，经过Ｎ多次哪怕说得对，分析得在理，也仍然被同僚们鄙视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发了句牢骚：“王子明（王旦）在日，你们也不这样。”
鲁宗道立即冷笑：“王文正（王旦谥文正）先朝重德，岂是他人可比？公既执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硬邦邦地砸了回来，王钦若立即闭嘴。
义正言辞，正气凛然，把他给吓着了？笑话，当年活着的王旦，甚至寇准也没吓着过他吧。他根本就不是自觉得理亏，而是恨自己一时糊涂，怎么主动找抽？
他面对的是一群翻身作主人的君子。君子们骂人是有武器的，通常自己份量不够，就随时去圣人堂里挑。上至孔子等至圣先师，下到近朝近代的各位公认贤臣，谁都成。那例子太多了，可今天他居然主动把王旦提了出来，那是鞠躬尽瘁，累死也没怨言的人，他王钦若怎么能比？真是自己找死。
但心里一定有个话闷着——王旦归王旦，当年有他在，我也没话说。可你鲁鱼头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上句？只凭着你道貌岸然，还有那个所谓“诚实不欺君”的好名声？
这次对话以后，王钦若的日子更加难过了。君子们的温存是留给百姓的，君子们的恭敬是留给圣人和皇帝的，对于所谓的奸邪，就是要痛打落水狗，根本就没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一说。不过最后的一击也怪王钦若自己不争气，是他找死。或者说运气低了，踩到只蚂蚁都能跘一跟头。
宋朝宰相的任务不仅仅是帝国大管家，或者说要“调理阴阳，抚理万物”这样简单，还必须得时刻留意下面的办事人，以及有才华却没出身的仕子们。要举荐，让国家得人，让人尽其用，这才算合格。
看着很美，是个大肥差，不过要小心，举荐的背后就是风险。你推举的人出了什么错，都有你的份。王钦若就栽在了这上面。
他举荐的人叫吴植，是个标准的埋没型人才，被发掘之前不过是个县尉。但在王钦若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终于得到了知邵武军的差使。邵武军不是天雄军、永兴军这样的大郡，但好歹那是个州府级的职位啊，昊植高兴，但转眼悲愤。
他居然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病倒了。时也命也，怒也恨也！但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一病倒了就是病倒了，说什么也爬不起来；第二，他得到的是差使而不是官职！
这一点太重要了，这是宋朝太祖陛下独创的玩意儿，你是什么官并不重要，你得到了什么差使才最重要，而差使不等人，你不行，千百万个人都眼巴巴地盼着呢！眼看到嘴的肥鸭子要飞，吴值决定铤而走险。具体办法就是再找自己的举荐人想辙。
但首先要想好怎样摆平举荐人，要说他真是个人才，在重病之中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旧事（王钦若科场舞弊案），知道用什么办法去打动王大恩人。
钱，别无他物。而且为了隐密，他还想到了另一个人，就是京城里的殿中丞余谔。这是他的好朋友，他请余谔为他先垫上黄金２０两，并且找个合适的机会交给王钦若。怎么样，曲折周旋、灵动微妙，官场行贿术很到位了吧。
但计划多好，也得由人去实施。吴值、余谔、王钦若都倒霉在了这个实施人的身上。
这位吴家的大管家直闯进王钦若家里，不管什么人在座，更不管王宰相正在干什么，就直接喊了出来——王宰相您好，俺是吴值派来的。他给您带了２０两黄金，２０两啊，您就帮他把邵武军那个差使留住吧……您为什么瞪眼？啊，问黄金在哪儿？不在我手里，在殿中丞余谔余大人那儿呢，他是俺家主人的好朋友，这钱绝对差不了，几天之内就给您送来。您神通广大，就把事办了吧。俺家主人对您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啊……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干嘛抓我啊——王老爷，我真的是吴值派来给您送钱的啊，您别不信！
众目睽睽，王钦若如堕冰窖。不必向左右张望，他都知道四周布满了怎样的眼光。心里是悲凉的，想不到自己聪明一世，竟然要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跟斗。
居然还是钱！受贿！
王钦若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直接命人把这位吴府的大管家押送开封府，理由是——企图贿赂朝廷命官。注意是“企图”。
而盈堂的宾客，己经在瞬间变成了目击证人，片刻之后事情就升级了。开封府不再受理，改由御史台出面，因为事情涉及到了朝廷命官。真是大快人心，王钦若，王“瘿相”，几十年间人天共愤的大奸邪，还有什么比弹劾他更过瘾的事？
何况这次己经不是弹劾了，而是犯法。
御史台派出了著名的侍御史韩亿，加大力度，务必要做到了一击致命，彻底去掉这块毒瘤。但可惜的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行贿的初衷在吴值，买官的黄金在余谔，王钦若没摸到一分一毫的赃款，甚至在知道自己将被行贿时，就第一时间报了官。
如果说吴值是“企图”行贿的话，那么王钦若连“企图”受贿的机会都没有。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所以最后千不情万不愿，御史台也只得如下定案。
判——吴值以行贿罪除命（此次任命作废）、余谔勒令停职、王钦若诏释不问，但追究他举荐失查之罪。可这个罪就实在太微妙了。它能让举荐者一起受牵连贬官罢职，也可能只是被皇帝小小的训斥一顿，怎样区分，完全看当权者的心情。
这时刘娥的心情非常好，王钦若全须全尾，毫发无伤。看上去真是君臣和谐，太后吉祥、王钦若吉祥，不过他们马上就后悔了。你不按牌理出牌，就别怨别人的无理手。
第二天宣诏，宰执大臣们齐集待漏院（上朝前的候车室），人人都知道王钦若又逃过了一劫，但不是每个人都敢怒不敢言。鲁宗道一脸怒气，直视王钦若，王瘿相自知理亏，低头不语。时间到了，众人出门上马，突然间一只老鼠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跑过众人马前。鲁宗道突然大喝：“汝犹敢出头！”
突然暴笑，宋朝顶尖的宰执大臣们来了个轰堂彩，王钦若一下子脸如死灰。
纵然不是帝国宰相，也从来没有想过被当众这样羞辱！他居然真的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了……可有什么办法，眼前众怒难犯，数十年间的威福享用，都让他有口难言。
他不是寇准，从来都没有以一己之力去压服所有朝臣的胆量。当天，他忍了，无论怎样难堪，他都选择了上马，再次跟着这些人去上朝，正常工作。
说到底，他还是恋权的，但是奇耻大辱，终究让他受了内伤。他把自己气病了，加上去传法院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就此谢幕。
回顾整个事件，还有王钦若的整个人生，让人有种非常连贯的感觉。即王钦若有了以前在真宗朝的奸邪事迹，所以在仁宗朝才会遭受羞辱。一切都顺理成章，甚至是天道好还，自作自受。但真的是这样吗？
纵观王钦若的一生，他的所谓奸邪事迹不外乎就是劝赵恒去“封禅祭天”，除此之外，后面的大建宫殿，圣祖下凡等把戏，己经是赵恒本人的原创，还有丁谓等人的努力，王钦若早就不是主角了。其实就以封禅的事来说，错的一方就只有王钦若吗？
“为尊者讳，为贤者隐”，这是古代作史，甚至作人的最高准则，于是就把赵恒的错给讳去了。平心而论，王钦若是劝了，那么你就一定听？当初还有人劝刘邦寻找六国后代，继续分封天下呢，刘邦为什么不听？这就是明君与昏君的分别。
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奸邪，有的只有昏君。就像永远别怪儿媳妇不乖，从来都是你儿子不争气！尤其是找借口的，都是某某奸邪的错……这更是无能的士大夫表现。
何况就算上面完全是王钦若一人的错，宋史也对他太苛刻了。试问“盖棺定论”四字，讲的就是要给人以最后赎罪的机会，而一但该罪人以实际行动改过自新了，就要还他以清白和公正。那么回头看王钦若在仁宗朝的表现，他还是个奸邪吗？
正好论证上面的话，你是昏君，他才是奸邪，你是明君，他就是能臣。王钦若这种人，才是一面镜子，能照出皇帝的成色和本来面目。
王钦若并不是什么奸邪，他有大能力，也有大贡献，就算在真宗朝最危难的澶渊之役，他都远远地顶在赵恒和寇准的前面，这些不应该被世人所忘记。尤其是要明确一个概念，王钦若不论是好是坏，他都是以能力来侍逢国君。而不像那些君子们，就比如鲁宗道、晏殊之流，只以所谓的诚实、鲁直的态度来谋取上位（这个以后再说）。
宋史对王钦若有失厚道，在宋朝三百余年间璀璨瑰丽的文臣群落中，应该有他一席之地。
刘娥加薪记
王钦若死后，宋朝一连三年平安无事。翻阅史书，天圣四、五、六三年里发生的大事记载如下：
后宫有位张氏进封为才人；前太宗朝太子楚王赵元佐死了；医官院铸出了俞穴铜人，并颁印《铜人针灸图经》；副宰相张知白死了，张士逊接替他；那位张才人进封为美人，但是马上就死了。还有就是在天圣四年的六月，开封城进了大水，平地水深数尺，数百人淹死。
除此以外，就剩下了一系列的刘太后加官进爵图。注意，是加她自己的官，进她自己的爵。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刘娥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连带着给自己争到了怎样的待遇？好，再翻史书，一切都有明文记载。
先看待遇。
赵恒刚死的第一年，即宋乾兴元年，她没有任何举动，可以说是很尊重自己死去的丈夫，但也可以充分地理解到，那时丁谓正意气风发，宋朝没有她什么事；
第二年，天圣元年，刚过完年，她就立即规定把自己的生日（一月八日）定为长宁节，其庆贺的仪制规格和皇帝的生日乾元节几乎相当。并且以此为例，每年举行；再过４个月，她命令礼仪院特制了太后的行辇，名为“大安辇”。大安辇出行的规格，显赫到了如下程度：
龙直总５４人，骨朵直８４人，弓箭直、弩直各５４人，殿前指挥使左右班２００人，禁卫皇城司２００人，仪卫供辇官６２人，宽衣天武共３００人。其他的侍卫诸司人等，完全向皇帝出行的护卫乘舆看齐；
并且在这一年，刘娥把自己的父祖三代都追封为王。其中从未当过官的父亲刘通为彭城郡王，她妈庞氏为越国太夫人，连同她那位“哥哥”刘美，以及刘美的家人、门人、仆隶也都鸡犬升天，在宋朝的王庭之上，甚至后宫之间随意出入；
截止到这里为止，虽然有点出格，但是也要注意到，这或许是刘娥不得己而为之。因为不管她之前在赵恒晚年神智失常时就怎样管理国家，但都隐藏在幕后，现在她是寡妇，儿子又太小，不给自己增加待遇，加码威严的话，能震慑朝廷，主宰天下吗？
所以就算过了一点，也在情理之中。可是进入天圣二年之后，刘娥的行动就引起了宋朝宰执大臣们的不安。
天圣二年的九月，真宗皇帝的谥号、皇太后刘娥、皇帝赵祯的尊号都要举行受尊号册的大礼了。几经反复，真宗、刘娥所用的是纯金，小皇帝因为是第一次受册命，才勉强用了纯金，明文规定，以后都用涂金。
更严重的是，刘娥要求在例来举行顶级大典的天安殿进行她的受尊号册之礼。
彻底逾规了，那是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特权，她一个才当了两年的太后，有什么资格像明目张胆的篡位一样的嚣张？
这时王曾站了出来，他像反抗丁谓那样来阻止刘娥。争执的结果是双方各让一步，刘娥的尊号在天安殿发册，在文德殿受册。没有真正的造反，但相信王曾等人一定是心有余悸。很明显，这只是第一次，以后会有无数次！
果不其然，就在当年的五月份，刘娥就想出了新的花样。她要求太常礼院为她制定新的皇太后礼服。如愿以偿，请看宋朝她之前的皇太后穿戴和她这时的对比。
延用赵匡胤开国时的开宝皇后制，皇太后穿祎衣，革带、青蟱舄（青黑色的鞋）、白玉双珮、黑组、双大绶、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首饰花十二株等。现在刘娥的是服朱衣，其余蔽膝、革带等都如衣之色，即都为朱红色。
朱红色，在宋代是皇帝的衣色。朱红以下，如绯色，即粉红色，是高等朝臣的象征。想像一下刘娥乘坐大安辇，在近千人的护卫中出行时，一身朱红，远望的臣民们看到她时，和看到一位当朝皇帝有什么区别？
但小不忍则乱大谋，考虑到刘娥的年岁（６０多了），还有赵祯的年岁（１５岁），王曾等人没再说多余的话。结果刘娥一步步地逼了上来，到了天圣四年的年底十二月时，她又有了新的招数。
这一次是小皇帝出面，赵祯对宰执大臣们说：“朕打算在明年的元日朝会时先率领百官为皇太后上寿，然后再去天安殿受朝贺。”
王曾等人立即急怒攻心，忍无可忍，刘娥这个老女人没完没了，一定要事事都抢在皇上的前头，无论如何都要取而代之！
可事情被刘娥自己给搅黄了。没等王曾等人说话，她抢先回复了一下自己的乖儿子。“陛下，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缘故使大朝会拖后举行呢？”
王曾喜从天降，立即跟上，“太后您说得太对了。陛下，您以孝奉母仪，提出了这个超级棒的建议，但是您的妈妈不忍心破坏国体，您还是听她的吧。”
刘娥瞬间冻僵，该死的谦虚，别看６０多岁了，政治上还是不成熟！都选择打劫儿子了，还装什么伟大母亲？但是话己出口，实在没法挽回。眼看着这一年的机会又要白白地溜走……但别忙，她的名字叫刘娥，她有各种各样的上不得台面，但绝对有效的办法。
就像当年让宰执大臣们把亲人图谱都交上来一样，她私下里又耍了个小手腕。很简单，回宫之后对儿子一顿暴力（不是我乱想，宋史里说了，她从来没给过儿子好脸），随后仁宗陛下就颁出了圣旨，上面写的还是先为她上寿，然后再举行元日朝会大典。
举朝无奈，这一次，她真的得逞了，比皇帝还皇帝了。
那天的上寿仪式是宋朝所有忠于王室的臣子们的噩梦。赵祯身穿兖袍（未加冕），在文武百官还有契丹使者的面前，向刘娥行二拜之礼，向她跪献两杯酒，接着再由百官的代表（非宰相，是枢密使）向太后上寿，一切都结束之后，赵祯才能戴上兖冕，到天安殿去接受百官的朝拜。
综上所述，刘娥据大宋皇位仅有一步之遥，即她是在会庆殿中行使的人君之礼，而不是天安殿这个最正规的场合。而在实际上，她更是早就行使了百分之百的皇帝职权，大婚之后的赵祯只是个摆设。
下面再看她到底为宋朝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值不值得她这样的牛气冲天。截止到天圣六年为止，把宋朝所有君臣的功劳都归于她一身，也不过以下几点：
第一，澄清吏治。
这件事名头超大，封建王朝甚至现代社会这都是首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越昌盛的朝代里，这个问题就越急迫尖锐。因为以儒家为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法律永远存在，但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