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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宋史-第1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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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首先向皇帝保证,鄜延路己经是铜墙铁壁了,西夏人敢来,保证死得很难看。但问题是李元昊如果不来呢?经过他长时间的研究,发现李元昊的本质还不算太坏,现在一时糊涂完全是有人在挑拔他,等到西夏的国力被消耗,战争上又占不到便宜时,一定会重新归顺的。

鄜延路从前就党项人进贡的道路,臣恳请留下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让李元昊后悔时还能找到个门儿……婉转又生动,既仁慈又体贴,把赵祯的心理都抓到了。没办法不同意他。于是韩琦就等到了两份命令。第一,单独出兵,这回没有任何人做你的上司了,大展鸿图,在此一举!

第二,出兵的日期定在第二年的元月上旬。说白了就是半个月之后!

韩琦彻底僵硬,老妈,生我的时候时辰掐准没?为何整个朝廷都想玩死我?但他是韩琦,强硬到底,决不认输的韩琦。只剩下半个月了,他仍然要尽力去挽回。

想办法,他派自己的下属兼好友,也是范仲淹的好友尹洙去延州,务必要劝说希文改变主意,助我出兵北伐,扫平党项。国事至此,唯有一战!

说一下尹洙,这个人现年39岁,进士出身,是范仲淹的好友,好到能陪着他一起下放贬官,所以说私交绝对够。尤其是喜欢谈论军事,这时被派往西北,既满足了他个人喜好,又能给各位领导提出具体的军事见解,所以说话很有分量。

并且他的官职就是经略判官,本就是协调与参赞。那好吧,尹洙在寒冬腊月天时,冲风冒雪赶往延州,不说此行的意义有多重大,先说他的身体有多差。这时是公元1040年,再过7年,就是他的死期,本是多愁多病的公子身,奈何宋朝打仗要文人……所以别可怜他,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到了延州府,范仲淹热情接待,一切拒绝。说来说去,他还希望韩琦放弃军事冒险主义,跟着他的步调走。比如鄜延路这大半年来不仅青涧城己经声势浩大,他还修建了承平、永平等十二砦,安置汉、羌移民,在巩固边防的前提下,阵地都开始前移。

这样虽然慢,但如微火烧水,后劲绵长,而且极其稳妥。

问题就在这个“稳妥”二字上,无论尹洙怎样劝说,范仲淹都不接受没有必胜理由的出兵。最后尹洙长叹一声:“韩公曾说过,‘且兵须胜负置之度外’。范公今日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

范仲淹不由得冷笑:“大军一发,万命皆悬。士卒之命、国运之交,都可置之度外?我不知这种论调高在何处!”

当天不欢而散,尹洙在寒风中返回泾原,轮到韩琦仰天长叹。他把最后的希望转向了庞籍,未来的庞太师这时是陕西转运使。他们这些军委有权,但庞籍有钱。所有的军需、钱粮都要由他转手支配。韩琦决心出兵,要请庞籍尽一切可能配合他,物资方面一定要丰厚、齐全,这是在最冷的季节里到沙漠草原上打仗,只在保暖这一条上都不能含糊。

庞籍答应了,但西北四路都要钱粮,话说在明里,没法只供你一个人!

韩琦呆呆地站在泾原路的帅司里,心里一片冰凉。为什么,要为国雪恨,要想振作,就这么的难!是自己真的太离谱了,还是这些人,范仲淹、庞籍他们都变质了?!怎样都想不明白,可事情还是要做。他鼓起干劲,驱策自己去整军经武,马上就北伐了,独自为胜利负责,那又怎样!

这就是宋朝在宋、夏战争前所做的准备,宋朝在内耗,韩琦一个人的战争显得是那么的孤独,在开战之前就己经决定了战役的走向——宋朝根本就没有全意争胜。是的,这时的韩琦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在跟范仲淹、庞籍,甚至朝廷里的宰执大臣,或者皇帝本人较劲。而是一个隐身在宋朝每一个角落里,无处不在的影子在阻碍着他——赵匡胤!

这个人死了快64年了,整整过去了一个花甲之年,可他仍然无时不刻地影响着宋朝的每一个决策。重文轻武,压抑武威,韩琦现在身为军事主管,注定了没有办法振作!

宋庆历元(公元1041年)的二月份转眼就要到了,那个历史时刻正在向韩琦袭来。开战之前,最后还要关注一下宋军当时最强的武器,那位西北第一战斗力、狄青,他在哪儿?

狄青刚刚出狱,正在庆幸自己还能活着。他犯事儿了,具体什么罪名历史没记载,但到了砍头的程度。很幸运,那时还是范雍站最后班岗的时候。范老夫子别的好处没有,心还是很善良的,以狄青之勇武,还是留着不杀吧。

就这样,历史就要再次让韩琦与李元昊对决,但是李元昊可以代表西夏,韩琦能代表大宋吗?一方面是西夏倾国之兵,皇帝御驾亲征,一方面韩琦遇到了怎样的待遇,这一战要怎样面对?!

时光流逝,公元1041年的二月转眼就到了。韩琦在新春之际先接到了开封的训令,问他为何逾期不出兵?不是说好了元月出征的吗?

韩琦郁闷,只好派任福出面,进京去陈述一下泾原路的军事现状。但没等任福走出陕西,突然间传来警报,西夏方面在折姜会区域集结军队,经天都山侵入了宋朝边界,目标直指泾原路的渭州,领兵人是皇帝李元昊本人。

韩琦马上赶往镇戎军。这个行动意味着他迎头拦住了李元昊,把自身处于最前沿。因为镇戎军的身后才是渭州城。在这里他紧急召回了任福,把镇戎军里所有的精锐都交给了他,再招募18000名义勇,唯恐战力不够,又把泾原帅司里的各路名将,如王珪、武英、朱观、桑怿还有参军事耿傅,统统都派出去配合他。全体迎敌,但要注意,目的却不是迎战。

韩琦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战派,他始终都很清醒。他命令任福等人从镇戎军出发,先向正西方行军,第一站怀远寨,然后转向南,也就是向自身的腹地前进,到得胜砦,最后的目标是羊牧隆城,这样就基本上与西夏军队的侵犯态势平行,决不做抵抗或者交战,那是我韩琦本人的任务。你们要时刻隐蔽自己,出敌之后。

这一路上,每隔40余里,就有一处军寨接应你们,无论是物质,还是休息,或者据兵防守的据点,都随处可见。可以说立于不败之地。一直等待,直到李元昊攻城不克,精疲力尽时,才是你们出战的时候。那时就算不会全胜,也必定让西夏人狼狈不堪。

仓促之间,韩琦为这次战役立下了一个尽可能稳妥,但又杀机四伏的布局。以己方之险城,如镇戎军来消耗西夏军队的锐气,把自身处于最前线,来鼓舞本方的斗志,再安排任福等全部机动力量游走在战斗的边缘,在外线等待机会。从开始就为最后胜利的一击隐藏了实力。

不管战斗的结局怎样,他己经竭尽所能,把泾原路这一方之地的所有力量都发挥极致。至于成败利钝,难道只有孔明有资格说——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任福出战,热血沸腾,夜屠白豹城的凶狠仍然让他兴奋,他率领几千骑兵,以桑怿为前锋,杀向怀远寨,这一天是二月十日。

第二天,二月十一日时,他到达了怀远寨,就在这里,他得知了一个最新战报。附近的张家堡正发生激战,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刘肃和西夏人遇上了。一个大战役中的小消息,却成了整个胜负的转折点。任福做出了一个勇将的选择,他闻讯即战,想都没想就率军冲了上去。

把韩琦写成书面文件的军令扔到了脑后,那上面清晰地写着——“……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如果你不听命令,没按照我事先安排的方式去作战,就算胜利了,我也砍你的头!

而任福的使命是隐藏,是等待,是游走于外线,可不是第一时间地杀向敌人。但战斗开始了,任福所部是宋军最精锐的部队,杀到之后砍瓜切菜一样的获胜,西夏人扔下几百具尸体,还有牛马骆驼开始逃命,任福下令追击。

这又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战而胜之,穷追不舍,他们居然一口气追逐了3天。3天之后,人困马乏,他们在行军中带口粮都不够了。历代史书写到这里,都要嘲笑一下任福的好胜以及短视。追击也是战斗,连口粮都成问题,难道还想打胜仗吗?但有两个问题他们都忽略了。

第一,之所以一直追下去,是因为这股西夏逃兵的逃跑方向与韩琦原定的游走路线暗合。任福是既追击又赶路,方向都是羊牧隆城,反正都要走,为何不杀敌?

第二,这一路上就像韩琦所安排的那样,每隔40多里路就有军寨接应。军粮本是不成问题的,之所以会饿肚子,那是杀敌心切,没顾上吃!

这怎么能成为任福莽撞、幼稚的失败理由?到了第3天,也就是二月的十三日晚,任福命令全军停下,必须休整了,当时的地点是羊牧隆城的东南方数十里外的一片滩涂平地,名叫好水川。

这一夜,任福是在平静和期待中度过的。说平静,前方就是羊牧隆城,主帅指示的位置就要到达。他的友军也增援到位,朱观和武英就屯扎在附近的龙落川,与好水川只隔一个山头,相距5里。还有羊牧隆城,那里有勇将王珪,上一次在镇戎军城下痛击西夏军队的悍将,更是他的得力臂助。

说期待,他派出的探子回报,前方一直逃命的敌军己经跑不动,人数也变得更少。针对这种形势,他派人到龙落川联络朱观、武英,相约明早汇兵,一起追击,吃掉这股败兵。再去王珪那里休整,任务杀敌两不误,堪称完美无缺。

第二天,二月十四日终于来临。任福全军早起,出六盘山沿好水川向羊牧隆城前进。这时另一方向朱观、武英部也拔营而起,两军基本平行,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汇合,为的是尽量快速行军,去追击西夏人。一路疾行,前锋桑怿经笼竿城北追到了距羊牧隆城5里的地方。

就在这里,他发现路中央摆放着五六个很奇怪的东西。是木盒子,每个都不太大,但里边传出了翅膀屈伸还有鸣叫的声音。他立即就停了下来,这是战场,是允许耍诈,越诈越高明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出现在这里,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传令全军停止,通知主将来亲自观看。任福来了,他也觉得奇怪,但扔在一边继续前进更不妥。那么打开吧,一瞬间之后,几百只鸽子腾空而起,响亮的鸽哨声响遍山谷。中计了!宋军每个人都想到,这是军鸽,几百只鸽哨足以相比战鼓,传递消息。

那一天,飞越的翅膀越飞越高,鸽哨声渐渐升入高空,变得辽远悠扬。地面上大群的西夏军队涌了出来,一眼望不到边,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带队的人马,又是十多万人,又是上次三川口之战的格局,两万余宋兵在本土境内面对近10倍的敌人。

中计的一瞬间,不知任福想到了什么。是明白之前追杀的敌军是诱饵,他执勇前进,其实是自陷死地?还是说,能想到更深一层,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敌军一直运动到镇戎军与渭州之间的六盘山附近,进入宋朝泾原路腹地了,还一点都不知情?

不可能有答案,前锋桑怿己经率军冲了上去,那是在尽量争取时间,让他能布置军队,结阵自保。哪还有时间想东想西?战场在瞬间沸腾,桑怿的前锋部队显得那么孤单,就像用一只木盆来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西夏人淹没了他们,继续冲向了后面的任福部队。

激战开始,从最初时宋军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他们甚至连列阵的时间都没有(福阵未成列),就遭受冲击。任福的形势比一年前的刘平还要恶劣,一马平川的山谷地,中间没有任何阻碍,连那条作为缓冲地的冰河都没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冲锋,连他的儿子任怀亮在战斗中落马都无暇顾及。

就算这样,也只是在拖延着最后覆灭的时间。从上午辰时到正午的午时,两个时辰4个小时之后,宋军终于崩溃。任福在败军中想到了唯一的一个解救办法,他命令桑怿和自己的儿子带队冲向一座高山,据险而守,希望能多挺一阵,或许会有转机。

但是匆忙之间,他忘了一件事,西夏人是比他先到的战场!如果是埋伏,那么仅仅只有对面的伏兵吗?宋军冲向高山,突然间在山头上树起了西夏人的军旗,向左指,左边的伏兵起,向右指,右边的伏兵起,居高临下,向爬到半山腰的宋军压了下来……

任福在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堕崖而死,大批的士兵更是死伤无数。败局己定,这时一个叫刘进的亲信小校对他说,将军,你快单独逃走吧(劝福自免),或许还来得及。任福百感交集,逃,还要单独逃,在这样的生死场上,怎能是一个“人”的选择?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这是任福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挺身决斗,身中十箭,面受两伤,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断而死。

任福所部全军覆没,战斗却更转激烈,5里之外的姚家川成为新的焦点。朱观、武英部行军到这里,几乎与任福同时被西夏人伏击。

但他们比较幸运,先是意外地得到了增援,渭州都监赵律奉韩琦的急令率领2200名骑兵从南方腹地处赶来,正赶上战斗打响。另一方面,李元昊在围攻任福,尽最大力量尽快地吞掉宋军的主将,没来及顾他们。

但这时不同了,西夏人大军合围,再没有半点侥幸的机会!战斗从任福覆灭的午时开始,直到午后3点到5点的申时,又两个多时辰过去,先是武英重伤,再是东边阵地的步兵崩溃,宋军的阵地终于松散了……最后的时刻到来,一个战士、一个宋朝人的本质在这时显露。

军队里有一位文官名叫耿傅,本职是庆州的通判,这时任任福军中的参军。危急中,武英把他拉到身边,劝他立即逃跑。但耿傅沉默,不回答。武英急了,对他说——英乃武人,兵败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

话说完,武英立即后悔,耿傅是位文官,但更是一位勇士。他仍然没有说话,但反而挺身向前,指挥士卒继续抵抗。可西夏兵潮水一样涌来,转眼间他死在了乱军丛中。

当天好水川没有生还者,姚家川最后只逃出了朱观和1000多个士兵。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段当地土民遗留的残垣,以经为根基,四面放箭,才支持到另一支援军的到来。那是泾原路军方最高人物,泾原部署、安抚副使兼秦凤路军马总管王仲宝亲自率军赴援,才得以生还。

这时战场薄暮,天色将晚,西夏人渐渐退去,纵目所见,宋军尸横遍野,短短一天之间宋军泾原路帅司中的名将们损失迨尽,任福、桑怿、武英、赵律、耿傅、訾斌、李简、王庆、李禹亨、刘鈞等200余名将校无一生还,士兵阵亡过万,比前一战三川口时还要惨烈……可这还不包括王珪和他的4500名士兵。

好水川之战,英烈无数,但最忠勇顽强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战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本不必战死在这里。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5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己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4千多人面对10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但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不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600个西夏首级,战马100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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