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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富弼说到这里，己经声色俱厉。在自己国内的皇宫里敢于咆哮，在敌人的金帐内也敢怒吼，富弼，不管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他都是个真正的男人。
耶律宗真沉默了，很明显，想让眼前的这个汉人屈服，看来不大可能。但一定要折服某个汉人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马上就转过了这个弯，直抵要害。
“我另外派人去和南朝皇帝谈这个事，如果你们朝廷同意了，富爱卿，你怎么说？”
一句话之间，就把富弼的功能给屏蔽了。和你谈不了，我直接和你的主人说话。如果那边答应了，你一直在做梗，这个罪过怎么论？
富弼的心变得悲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自己没有再次说话的职权了。但他仍然有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力。“如果我们国家答应了您，那么请您写一封信。把我与您的谈话都记录在案，那样，有什么罪责，我决不推辞。”富弼神情黯然，但仍然坚定地回答。
耶律宗真再次沉默，好一会儿，年青的契丹皇帝这样说，原话如下——“此乃卿忠孝为国之事，岂可罪乎！”至此，双方的话都说到了尽头，不管私下里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感慨，公事己经结束。富弼告辞出帐。出于礼节，辽国方面的使者刘六符送他出来。
帐外一片青山连绵无尽，富弼突然站住了脚步，对刘六符说。“你看，”他手指高山，“此山可以翻跃，但你们要想得到‘献’、‘纳’两字，就好比登天一样，绝无可能！我头可断，此事绝不答应！”
帐门内外，满是契丹人，富弼的声音直达大帐深处，辽国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君主们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句话。宋朝绝不答应，这是他再三、再四所强调的内容。千年以后，他的用心不难猜度，他是紧张，甚至是害怕。他深知越过自己之后，辽国人所面对的谈判人物是谁，那些人会怎样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靠吕夷简、晏殊之流来扶持乾坤吗？所以才这样看似刚烈，实则悲凉地坚持。
就在这样的忧虑里，辽国留下了每年增币２０万贯的国书、誓书，以此为根基，派使者耶律仁先、刘六符跟着富弼回宋朝。接下来的事，富弼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了。
九月十五日，辽国使者进入开封。富弼作为接陪使一起回来的，他在国境线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给中书省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他把谈判的最新进展做了个交代，把“献”、“纳”两字的争论始末仔细说明，要朝廷先做准备，想好怎样处理。在信尾，他着重强调说，辽国无理要求这两个字，我以死抗争，对方己经很沮丧，我们只要再次拒绝，就会打破他们的妄想。
信，就这样发出去了，在史料中也可以找到原文。但是没有中书省的回复记载。职权所限，宰执们不必回复他，他只能怀着一颗忐忑忧虑的心回到了国都。宰执大人们，宋朝的权益，就在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了。
问题又到了吕夷简的手里。
在史书中声名显赫的吕大宰相果然能力非凡，这么点小事，他没废任何力气，随手就解决了。超级简单，答应他！辽国要求一个“纳”，给他们就是了。至于理由，就非常的雍容大度，站在宰相的立场上，要考虑全国局面。西北打仗，东北方一定要平静。
为了一两个字纠缠不休，万一辽国人野性发作，真的发兵打过来怎么办？因小失大，实在愚蠢！
就这样，“聪明”的宋朝人基本上答应了辽国的所有要求。要什么，就给什么，最后被确定下来的盟约里，赫然写着“……宋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１０万匹，银１０万两。”也就是说，实际每年交出的钱，是５０万两白银！
但得到了什么呢？历代史书中都强调，辽国从此以后，再没给宋朝添什么麻烦，宋朝的北方边境真的一劳永逸，从此平安了。言外之意，这个钱花得值。但有个细节一直都忽略了过去。
给了２０万的数，辽国要尽的义务呢？是要约束李元昊投降的！但是这一条，在实际操作中，只写进了宋、辽两国的国书里，那一式三份的誓书，也就是宋、辽、西夏三方面共同遵守的和平条约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买卖啊……
事情过后，辽国方面大肆庆祝，不仅多得了钱，还涨了面子。他们刻碑记功，把这个胜利传之四方。作为使者的刘六符也加官进爵，从此进入辽国显贵行列。
回到宋朝，立了大功的富弼名满天下，他的坚持和勇气让国人像勇士一样的尊敬他。国家议功，再次提升他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可他再次拒绝了。他落落寡欢，形单影支，比出使之前更加忧郁。尤其是在官场上。
一位大人物，宋朝第一学士王拱辰悄悄地找到了皇帝，行使他的最新权力。前状元、现翰林王先生又升官了，己经是权（代理）御史中丞，他来弹劾富弼。
“陛下，富弼丧权辱国。他不能阻止辽国的无理要求，是失职。尤其是陛下只有一位公主，辽国求婚，他居然就答应了下来，真是大逆不道！必须严惩。”
不料好脾气的仁宗勃然大怒，“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一顿罕见的咆哮，把王大人骂走。
这句话留在了史书中，算是给富弼，也给这段屈辱的历史定了性，做出了总结。这证明，一切过程，皇帝都心中有数，谈判的结果，宋朝高层做出的决定。富弼，尽人事，听“天”命，于国于己，无所愧也。
按照时间顺序，稍微查一下历史年表，就会知道马上就要发生一件大事情了。有多快？这一年的九月十五日，宋、辽两国重签的盟书，这件事就发生在闰九月中。
时隔只一个月左右。
宋、西夏的仁宗朝最后一次战争，定川寨之战打响。这一战是非常特殊的，首先它是最后一战，但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战呢？最重要的一点，李元昊为什么还会开战？
作为现代人，很容易就会查到，李元昊在这一战之后，不到半年，就主动向宋朝求和。历代史书给出的解释是，他的国家己经被掏空了，连年战争，不仅是向宋朝开战，并且还向吐蕃、回鹘等地开战，他爸爸李德明给他攒下的家底完全用光。
达到了“军民死亡创痍过半，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契丹”的程度。快要国将不国了，还打个什么劲？立即请和吧。
那么有个疑问——西夏是在定川寨之战中被消耗到这个地步的吗？之前的三川口、好水川、麟、府等三战，对党项人一点影响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定川寨之战后，李元昊才突然虚脱，觉得力不从心了？
绝对不是，国力的消耗是点滴形成的，正因为是长久的、持续的下降，才造成没法挽回的劣势。那么请问，李元昊在这种局面下，为什么还会再次开战，在虚脱上再虚脱，消耗后再消耗，一定要找死？
历史都是聪明伟大或者极其狡诈的人完成的，每一步，都是他们精确计算，百般衡量之后的结果。所以，绝对没有偶然，最多只有１％的偶然，其它的，都是必然。
李元昊这么做，完全是逼不得己，与富弼和辽国谈判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关。为了准确分析，我们先列出一个事发清单，时间的起、止日期就是富弼谈判的９个月时间里。
１，宋朝重新分配西北边疆防务职权。具体是韩琦知秦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兵力，鄜延路６８０００人，秦凤路２７０００人，泾原路７００００人，环庆路５００００人。
２，西夏人在北宋年间最大的噩梦，宋朝的修砦工程，就在这时开始了。先是宋朝国内的西北四路之间连成一片，尤其以范仲淹和庞籍所在庆州、延州最典型。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修筑，就是１５天之内盖出来的大顺城。
这是范仲淹的功绩，这件事最能体现出他对当时战争胜负的理解。很多人都在迷惑，就是说，宋朝３００年间最了不起的人，在西北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没见他打过什么胜仗啊，甚至他也没打过仗啊，那他那么大的名声是怎么来的？
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宠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问题。即一个个体的人，要为当时的社会做出有益处的贡献，要有怎样的约束？
注意，是约束，而不是努力。你可千万别乱努力，就好比你喜欢上某个姑娘了，看准了人家好哪一口，然后再去献殷勤。国家与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范仲淹是宋朝的臣子，不是唐朝的，针对于己经成熟定型的宋朝国防方针，你不能像要求他像唐朝的顶尖级将军那样，去千里奔袭，境外作战，把异族敌人绑回长安。
如果一定要强求，那很好，就会变成韩琦。一个心比天高，但命比纸薄的强悍书生，他的主战，本身没有错，但事后就明白了，赵匡胤定下的国防政策，任何人别想以军功冒升。哪怕是后来的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只能在北宋与南宋的历史衔接的过渡夹缝里，短暂地闪亮过。
相信韩琦本身也明白了，好水川之战后，他性格还是那么强硬好胜，但在军事上，再没有之前的“斗志”了。
而范仲淹的高明处，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到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神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带攻。”具体化起来，就是修砦。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那就是纯防御的，但是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
一步步向西夏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就一步步地蚕食掉了西夏的国土。这次大顺城的修建，就是宋朝庆历年间最大胆的一次修砦行动。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前身是庆州西北方的马铺寨，再向西北方前进一点点，就是个历史名胜所在地——后桥川。在宋、西夏战争最开始时，三川口之战的前奏，保安军、承平砦之战的尾声，李元昊之所以紧急退兵，就是因为他的后路，后桥寨被宋军洗劫。
这就是大顺城之所以险要的原因，它深深地进入了西夏国境之内，说是建了个寨子，其实是越过国境，抢了一大片领土。并且时刻把刀子顶在了党项人的脖子上，哪天高兴，就直接捅出去。
但拔刀子的动作要尽量地轻巧些，这一年的早春二月时，范仲淹没有丝毫预兆，突然召集庆州府众将，集合队伍，跟他出城。
当时没人觉得惊讶，战争时期，带兵出去巡逻一圈，是基本的日常行动。只是这次走得远了点，一路向东北方斜上前进，一直到了前敌位置，和西夏势力接壤的柔远寨还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到了敌占区之后，大兵们才惊奇地发现，前面好大一堆的老熟人啊。
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佑，和蕃族将领赵明。两人各带人马守着小山一样高的建筑材料。这些兵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干活吧，不仅是和平时期，就算是战争时期，也得当建筑工。
１５天之内，一座新城建起。争分夺秒，盖成之后立即就迎来了敌人。党项人急火攻心，才几天没留神，这么大个非法建筑就盖到家门口来了？！这还了得，立即就拔掉它。
西夏方面集结了３万骑兵来攻城，一阵混战之后，骑兵们在新城墙面前撞得满头大包往回跑，这个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宋朝的军人们马上就要去追。范仲淹却拦住了他们。
我们就是来筑城的，现在目的完全达到，额外的好处半点都不要。
看着多小心，甚至是懦弱。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宋朝从赵光义的幽燕之役开始，直到在李元昊手下吃大亏，军事上的白痴行为简直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例外。就是开始得利，然后猛追，突然中伏，大败而回。就这么简单，百试百灵！
所以范仲淹才高明，我的骑兵是没有你们多，探子也搞不清敌情，但我一定要去追你们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城盖好了，就等着我步步为营，稳步前进吧，终有一天，把你们的生存空间都压扁。到那时，你们想反攻的话，都会超级艰难，得把这一路上无数个城堡都拔掉！
历史在以后的长河证明了这种战略的正确性，在这时，更证明了范仲淹眼光的锐利。这３万名党项骑兵果然在半路上给宋朝人设下了一个大陷阱，只是在早春的寒风里傻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仍然半个人影也没有……范仲淹己经回庆州了。
大顺城建起，打破了西北边疆的格局，西夏方面的白豹城、金汤城等据点变得芨芨可危，尤其重要的是范仲淹的不上当理念，让党项人无处发力，根本就找不出砍人的办法。历史的解读是要在很复杂的层面上进行的，在这种局面下，才有的那句流传千古，但又被耻笑千年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半点都不好笑，而且也没有夸张。我个人觉得这两句歌谣的文字水平很高，因为用词非常准确。“军中一韩心胆寒。”
说的是韩琦，他的好水川之战是失败了，但作战的过程，还有党项人的损失，无论是输赢两方面，都疼到了骨头里。面对这样的对手，谁不胆寒？
“军中一范惊破胆。”
不战而屈人之兵，自从范仲淹到任，他的辖区就一直平静，是李元昊跟他有交情？还是说西夏人读懂了范夫子的本来面目，跟这人没法打架！
多准确，没有惊破胆，怎会没战争？
以上是９个月期间宋朝方面发生的前２个事件，后面２个，分别与狄青和种世衡有关。
３，狄青的浮光略影。
狄青有点像岳飞，不是说他们的忠勇风格和悲剧人生很相似，而是说他们的资料。岳飞死后，只二三十年间，他的资料就变成了传说。在赵构和秦桧的通力合作下，他的人生被删除了。再没有充足的官方史料来证明他辉煌璀璨的一生。所以现在谈到岳飞，总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怀疑，甚至很多别有用心的人，要把他歪曲成一个莽夫、屠夫，或者蠢人。
那是极端可笑的，是岳飞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竟然这样来对待自己的英雄！现在说狄青，他的西北岁月同样很模糊，在民间，他是鬼面战神，无往不胜。在官方，欧阳修等人都承认，西北争战五六年，军中只得到两位常胜将军。
狄青、种世衡。
可狄青是怎样打仗的，却只有含糊其辞的寥寥数语——“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岁香、毛罗、尚罗、庆七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两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敌至，即挺起驰赴，众争为前用。临敌披发，戴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这就是他在西北的光辉岁月的全部官方纪录。如果要分析，平心静气些，就会发现他比前面所记述的三川口众将、好水川将军们强不到哪儿去，何况还有麟府大捷时的张岊在。那么他的战神名誉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为什么这样的成绩单，还能在仁宗朝的下一个危机到来时，被任命为南征主帅的呢？
狄青是个很复杂的人，并不完全是以军功冒升的。
在一般史书里，狄青的一生，成在武功，败在文臣。他的悲剧是宋朝猜忌武将，重视文臣的“祖宗之法”造成的。
这话对吗？没错。只是有个很微妙的一点，与文臣的恩怨，都是他自找的。
狄青的官做到指挥使时，他主动接触了一个人。当时的经略判官尹洙。尹洙的官不算高，但是个大有来历的人，在西夏战争开打之前，他就是范仲淹、韩琦的好朋友，开战之后，又在范、韩之间做勾通工作。可以说，他就是个绝妙的跳板，与他交往，能迅速跳到西北方面的最高层。
果然，狄青的军事才能打动了尹洙，尹洙把他推荐给了范仲淹和韩琦。史书中记载，“韩、范一见奇之，待之甚厚。”但是厚的方式，却各有不同。
范仲淹拿出了一套《左氏春秋》，对狄青说，为将者，不知古今战例，不能通晓兵法，只是一勇之夫罢了。希望你多学多看，成为真正的将才。
这句话是决定性的。不管狄青与高层接触的最初愿望是什么，他的命运从这时开始扭转。知识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第一战斗力。范仲淹的一席话，让宋帝国从此拥有了一位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国之帅才。冥冥中就像有定数，３００年间第一人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宋帝国所面临又一次危机时，留下了解救的人物。
狄青从此精研史书兵法，再不是那个只知披发冲阵的勇将了。
这是和范仲淹交往的结果，与韩琦就截然相反了。说来这也是命运，之所以会有反差，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年龄的差异吧。
范仲淹这时己经年近花甲，是个地道的老人了。狄青却只是个３０出头的青壮年，两者相差如父子，再加上范仲淹的博大胸怀，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当后辈学生看待，既教导又爱护，一片温柔的心肠。但韩琦呢？他俩可真是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