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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洙反对，因为他是韩琦的嫡系。在好水川之战发生前，他还曾为韩琦去游说范仲淹，那段历史前面都说过，现在不赘述了。他和韩琦的共同理想，就是消灭西夏人的有生力量，多杀几个，自然没了威胁，何必修那么多的小寨子？
何况修一处，就要守一处，兵力越来越分散，党项人再来个个击破，注定了我们会死得更难看。
综上所述，各有各的理。真的要分出对错，似乎也能。因为好水川，主战的韩琦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也有话说，直到这时议和，范仲淹都没有李元昊正对碰过，怎么就能肯定他那一套是对的？三战之中，李元昊时刻都保持着优势兵力，完全可以印证我的说法才是对的！
永不服输的韩琦，真正要解读这个人，就要从这个时刻开始，把他的人生划一条线。战时、和平时各有不同，仔细分析，就会找出那个关键点。
比如说，修城分兵的疑问，在战争中都可以理智交谈，为何在和平到来时，却要剑拔弩张，绝不相让？为什么呢？
简单，就一个字。“权”。君子党内部，就像后来的太平天国一样，一直都没能分出来谁到底是老大，谁是老二。
杨秀清始终功高盖主，强过洪秀全，自然没法臣服。韩琦无论在官位还是自信上，都不在范仲淹之下，他为什么要服低做小？
只因为您道德高深，一把胡子？开玩笑！
按说这也是范仲淹自做孽，不可活。你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砦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要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平空生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现在懂也晚了，韩琦这位君子，嗯，他也是新政人物，也算个君子吧，在内部斗争刚开始时就用上了小人手段。
他不用上书讲理这样的老套子，而是给皇帝提了个醒。陛下，眼下西北不再打仗了，战时的一些措施还有必要留着吗？比如四路都部署，要撤赶快撤，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那可真成了超级节度使了。仁宗立即明白过来，爱卿说得好，这是根本国策，撤。
于是四路都部署撤消，郑戬被派往永兴军。水洛城的事他再管不上了。决策权到了尹洙的手里。
这些小动作瞒不了范仲淹，他也在积极想办法。但是办法注定了不多。谁让他是光明正大的呢，所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最后达到终极目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反正孟子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所以就只剩下了上书说事一条路。经过他几次努力，皇帝终于同意，派人到西北实地考查，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
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尹洙接到自己握有否决权的命令之后，第一时间派人通知刘沪、董士廉，停止修城，立即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无效，刘沪理都没理，反而加紧了进度。
尹洙大怒，下了第二条命令，你们俩马上到泾州城来，向我述职。结果再次无效，工地上热火朝天，干得更欢了。
尹洙暴怒，点名叫来了一个在整个西北通杀的大人物。狄青，你带人马上到水洛城去，把那两个目无法纪，蔑视上级的混帐东西抓来！
这就是狄青的悲哀，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标牌。尽管韩琦不给他好脸，尽管范仲淹对他是那样的器重，可是最初赏识他的人是尹洙。为人要厚道，不能忘了恩情。
于是他只好带人杀向大后方，把刘沪和董士廉抓了回来。要说尹洙真是狠，可能是战场上一直输，一肚子的邪火没出发？他把两位同党派的同僚扔进了监狱，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事真的闹大了，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没掉，但是己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给出的命令是多么的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作了两篇文章，《闵忠》、《辨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闵”？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闵忠寺”纪念征东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辨诬”……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就逮捕时起，就戴上了４０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的。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给这两人上刑，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是说谎的，刘沪在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不得医治的症状。
事情在这一年的新年时有了结果。两件事，滕宗谅、张亢贪污案，水洛城修建打闹流血案，都有了个说法。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失败结束。新年伊始，迎头一棒，这就是万象更新的好兆头？这事儿没完，必须得争得清楚明白。可是没等范仲淹有行动，御史台方面有了新招。王拱辰更加愤怒了。他从新年开始就给自己放了大假，不来上班了。
“滕宗谅贪污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只降一级，不能服众。必须再降，不然我就辞职！”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御史台都沸腾了，人人跟着长官走，那形势比当年郭皇后被废时的都热烈，吕夷简都没享受到整个御史台的弹劾。于是经典的一幕出现，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了岳州。
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对此范仲淹无能为力，他非常想帮他的老朋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是有两点，一是他得罪的人很不妙，皇帝对他早年的印象就太糟；二来他本人的工作重心必须得转移了。水洛城事件是他必须得赢下来的砝码。
和御史台是正面对抗，水洛城是他后院起火，自己的团队内部关系一定得先捋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但是结果……算是有那么一点用吧。
硬的，他坚定地站在刘沪的一面。他对仁宗说，当初修的时候，是原四路都部署的指令，刘沪没有违规。尹洙要他停的时候，朝廷里正在争辩，他不奉令也算不是有错。何况刘沪是沿边名将，国家应该爱惜，这样就处死，小心冷了边关将士的心！
软的，范仲淹选择了安抚和妥协。他给了尹洙一个大面子，甚至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建议皇帝把尹洙调进京城，直接从馆阁人员进入两制，成为仅次于两府宰执的高官。
这样，边关方面就应该平静了吧。
他想得很美。可惜同一片阴影，在不同人的心里会映出不同的影子。尹洙拒绝他的“好”意。范夫子，真想不到你也会耍手段。
把我调进京城，成了两府的下属，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管我了。尤其是把我提升，只比韩琦差半级，让我们内部分化，像韩琦和你那样分大小。是不是这种用心？
范仲淹摇头叹息，要取信于人，竟然是这样的难。同一时间，仁宗也在叹息。这个结果就意味着皮球又踢回给了他，怎么办，只好再派人去实地调查，希望这回能有些转机吧。
转机却出在内部。关键时刻，新政君子们内部有人看不下去了，是知谏院方面的孙甫、余靖、欧阳修三位大佬，他们给皇帝上书，出了个主意。首先强调，他们一致拥护范仲淹，他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城一定得修，但是事己至此，边将失和也是要不得的。各打５０大板吧，两边都疼，或许就都不疼了。
他们连具体的办法都替皇帝想了出来。可以派人先对狄青说，刘沪修城是有命令的，你抓人太莽撞了。可是现在放了他，就会降低你的威信，这也是朝廷所不希望看到的。就由你出面，去放他吧，以后他再犯军令，可以军法从事。
另一方面对刘沪讲，你不听大将军令，这就是罪。念你修城有功，边防劳苦，所以让狄青放了你，你去把水洛城修完吧，算是将功赎罪。
至于尹洙，半点都没有再提他。这是变相的照顾，您就置身事外吧，谁让您上面有人，脾气又大呢？虽然说给狄青的话，句句都是给他听的。
水洛城事件就是这样结束，这座建在边境内部的“要塞”在庆历四年的六月份建成，然后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它本来就没什么实际用处！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是容易的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的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中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没抓住重点。这期间，他不是三方面对抗，而是有四个敌人，最重要的那个，不是他摆不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人，才是决定他一生成败，新政成败的关键点。
皇帝。
请问您把皇帝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句话实在是应该把新政君子们集合起来，排好队，挨个问过去。因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他们都没想过这事。
截止到这里，往前看，有件事可以稍微地证明这个观点，可惜只是个苗头，各位大君子当时根本没留神。就是贬谪滕宗谅事件。历代史书，包括现代宋史研究者，都说是因为滕宗谅早年得罪过仁宗，还有为了节约边关开支，所以才动了他。
不对，我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
得罪仁宗的人多得是，滕宗谅那个奏章算什么，比他更尖锐的多得是，赵祯都原谅了，为何单单只难为他？至于边关问题，钱永远都是小问题，只是要千万注意，要看是谁把钱掏给大兵们的！
还记得宋初第一军人曹彬当年被降职的原因吗？他拿自己的钱，给边关将士打赏。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死罪。你想让边关将士只记得你的好吗？！滕宗谅、张亢、种世衡等人犯的都是这个毛病。区区几万贯钱，开封城里随便指个人家，都能拿得出来，根本就不可能对堂堂大宋国库的损耗产生影响。
处置他，完全是对君子们的一次警告，可惜范仲淹等人半点都没察觉，这样，才有了当年四月七日的那次著名的谈话。
那一天，仁宗把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各路高官都召集在一起，说了一句话。“各位爱卿，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请注意，正规场合，全体大臣，这句话是什么味道？对谁说的？说时是发自怎样的心情，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问策咨询。它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皇帝给结党的人定了性——小人才结党；第二，君子们，在场的“君子们”，你们也结党了。那么你们算是什么？
这是当众抽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一个耳光，给过你们脸，你们不要。非得等我把话挑明了。
这才是当年这次金殿谈话的真实气氛，这不是含蓄的暗示，更不是和蔼的规劝，这是当众的警告和斥责。按理说，这时范仲淹等人无论是多么的道德高深，声誉隆重，或者一万个正确理由在心里，都必须低头认罪，老实承认错误了。
因为这是皇帝说的话，并且还引用了孔夫子的至高名言——君子不结党！
这两个高度，是封建社会里谁也没法逾越的。可是范仲淹等人就不。他们当场就把皇帝给掀翻了。由范仲淹亲自出面，回答说。臣在边关时，看到勇敢的人结为一党，懦弱的人也结为一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的。一心为善的人结为一党，怎么会对国家有害处呢？
注意他的开头。“臣在边关时，”文学大家范仲淹完全可以引经据典来说事，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小朋友，我在边关打仗时才认识到的这些，你在深宫里，还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没有发言权。君子和小人，先分出来谁是干实事的吧。
甚至这句话里还有些怨愤和威胁。我在前线打仗，你们这帮在后方享清福的，帮不上忙，至少先闭嘴。
当天就这样散了，贾昌朝和御史台的人一定很满意，皇帝和新政君子们生气了，这是天大的利好消息。紧接着就有更大的惊喜。能想像吗？皇帝和臣子有了分歧，被教训的居然是皇帝！
知谏院长官欧阳修大人回到家越想问题越严重，皇帝的脑筋秀逗了，我得教教他。于是就发挥特长，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好文章，把自己和各位君子兄弟们扔上悬崖，变得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呜乎矣哉。
文章是这样写的——“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余下的不赘述，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
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有一定江湖地位的，尤其是出自君子之手，被历代君子们奉为生活宝典，更是意义非凡。这些我们都不管，要看的是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从本质上看，这是篇翻案的文章，陛下您的中心点是“君子不党”，但我就是要和你掰掰手腕。议论风发，旁征博引，证明君子有朋，而且朋党有用。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除了我们之外都赶走。
那样，天下就太平了。
联系到滕宗谅事件，就会清晰地知道赵祯的感觉。你们拉帮结派都是对的，而治理国家，我只要把其他人都赶走，只使用你们，就万事ＯＫ了。是吧？
那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天下到底是谁的？！是不是君子有德，有德者居天下，你们想的就是这个吧。
史书为证他想对了，《朋党论》没交上去几天，欧阳修又接连写了几个奏章，他是当时全宋朝最亢奋的人，一天好几遍地催皇上，真是忧国忧民。
——范仲淹、富弼给您出的主意，您都照办了吗？得赶快啊，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伸着脖子等，非得让他们把脖子伸到您屋里，才能实行吗？还有您要注意，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人跳出来刁难挑刺的，您要坚定立场，团结在范、富两位君子身边，千万别动摇，时间长了，自然就会看到成果的。
事无巨细，都为皇帝想到了，您只要照办就可以了。至于您不照办，您想干什么，想和小人为伍，当个昏君庸人吗？
赵祯的心进一步低落，“进贤退不肖”，贤人，原来是这样的……同一时间里，宋朝全国臣子都在手捧语录照镜子。按照欧阳大才子的新作《朋党论》来对照，我们都是什么呢？君子？脸皮别太厚，人家不带你玩，别靠得太近！小人……凭什么说我们是小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十年寒窗，考中的进士，再一步步熬资格，从小到大做到的官，你一个后生晚辈，只是笔杆子硬点，就这么糟蹋我们？！
别说是他们，就算同在两府的其它宰执高官，如章得象、杜衍、晏殊、贾昌朝甚至韩琦也都在咬牙，君子里面再细分，他们也没份儿。这样局面就形成了，经过欧阳修充满了激情的不泄努力，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