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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都快气疯了，他感觉严重地被大臣们鄙视了。为了挽回影响，为了增强威望，他决定把祖无择一块贬官，都滚得远远的！
很可惜，这个命令也没能实现，他亲爱的首相韩琦赶了过来，悄悄地告诉他这么搞简直就是不着调，皇帝不这样当的。
赵曙冷静了些，毕竟韩琦是他最信得过的人。但必须还得惩罚，钱公辅一定要贬到外地，祖无择嘛……知制诰继续当，罚铜３０斤。这事儿告一段落，通过这件事，当时的大臣们心里稍微对赵曙摸到了点底。觉得他是个情绪大于理智的人。
那就好办了，只要过几天，缓一缓，气消了也就好办了。大家都在等，几天之后，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认为时机成熟了，那天他到便殿汇报审刑院工作，发现赵曙情绪非常好。于是他委婉地提出了大家对钱公辅被贬到外地的看法，真是有些太重了，您是不是重新考虑下？
赵曙当天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钱公辅仍然被贬，一年后，卢士宗被贬广德军。
这么点破事，过了一年居然还念念不忘，真让人很惊奇。但参照下一件事，就会发现卢士宗己经很幸运了，有个人基本上没犯什么事，而且相隔了一年多，还是被贬出京城，去当地方官。
大才子，庆历名臣蔡襄。
蔡襄是当时的三司使，他的作风很温和，除了早年的《四贤一不孝》诗之外，基本上不显山露水。是那种默默做事，本份做人的好同志。可不知为什么，赵曙从即位开始就极端地讨厌他，隔三差五就要敲打一番，其没事找事的程度说来都让人发指。
某次蔡襄请了一天假，那是帝国排第三号的大臣，请天假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曙火了，他当场发飚。说三司省掌管天下钱粮，事务繁多，蔡襄近十天以来请了四次假（哇，记得清），何不用别人？
请假的后果居然是丢官罢职……韩琦和欧阳修连忙走了过来，蔡襄是他们的老朋友，尤其是从来不像富弼、范仲淹那样不讲情面，说什么也得保一下。
韩琦说，三司省近年来办事没有失误，罢职无名。况且这时要找一个才识比蔡襄更好的，也没人选。
赵曙仍然绷紧了脸，连韩琦的面子都不给了。
欧阳修选择动之以情，说蔡襄请假是为了尽孝。他妈妈８０多岁了，近来多病，他没法不照顾。况且蔡襄只请朝假，不误起居，公事更没耽误过，罢免实在不应该。
赵曙意犹未尽，勉强不再追究。但大臣们惊奇地发现，打击蔡襄成了赵曙的主要工作了，从那次起，时不时地皇上就会关注下三司省的工作，变着法地找茬，总之一定要把蔡襄赶下台。
情况严重了，几个庆历老伙伴私下聚在了一起，问蔡襄你到底干了什么，把皇上惹成这样。蔡襄努力地回忆，可就想不起来。我真的冤啊，没事惹皇上干什么？
最后决定，由韩琦出面，去探听一下原因。之后就见韩琦脸色相当难看地回来了，仔细辨认，那不是事情难办的烦恼，而是吓的。
原来那涉及到了赵曙还在当皇太子时的一件隐密事。据说选了赵曙之后，仁宗半夜独自流泪，他想起了自己三个早逝的儿子，人近黄昏，连亲生的儿子都没有，怎能不伤心。这时亲近的内侍们出现了，比如任守忠之流，他们埋怨仁宗立太子太仓促，可以从容再选嘛，这个不理想！
这其中，也有“一二知名”的近臣，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奏章，都是关于另立太子的。幸运的是这些奏章一直都放在仁宗的卧床上，赵曙登基后不久就都烧了。可是谁也不敢肯定赵曙到底看见过没有，尤其不能确定的是，那“一二知名”近臣到底都是谁。
看韩琦的脸色，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只是说韩琦可能有心病，他当初就有过别的心思，写过那种奏章。而是说，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赵曙没亲眼见过，可是却知道有这么一件事。这是个要命的心病，怀疑上谁谁就会倒大霉，还没法解释！
可也不能听之任之，几位大佬想了又想，决定得跟皇上讲清楚，这不止是蔡襄一个人的事，不搞不好大家都麻烦。
某天他们集体进宫，由韩琦大着胆子问，皇帝知道有这么件事吗？这和蔡襄有关吗？
赵曙立即就精神了，说虽然没见过文字，但在庆宁宫，也就是他当皇太子时的寝宫时，就听说过了。是蔡襄写的。
韩琦长出一口气，没亲眼见过……是蔡襄。好，非常好。第一没实据，第二不是自己。他小心翼翼地劝说，说事出暧昧，到底怎样，得查清楚才能确定，总不能这样仅凭谣言就定案吧？那样以后随时都会有小人造谣生事，正经人没法活了。
这时候曾公亮加了一句，开封城是娱记最多的地方，狗仔队防不胜防，什么样的谣言都有市场，十有八九都不可信。
可惜赵曙的样子是摆明了不信他们。蔡襄就是犯人，就是当初要害他当不了皇太子，现在当不上皇上的那个死对头！
要说还是欧阳修最有学问，他换了个角度说事。他这样问，皇上您觉得这事到底有没有呢？
赵曙更绝，把角度再颠倒了一次才回答。这时大家要注意，他的独特思维出现了。“虽不见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
是没看见实物，但也不能保证一定没有吧。
与其说韩琦挤走富弼用的是流氓政治，赵曙这就是流氓逻辑。在证据不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证明证据不是绝对不存在的！
欧阳修有点头晕，但古文运动的复兴者毕生的能耐就在以理著文，就是凡事先把道理想清楚了，才会动笔写字。这就要求他时刻处于辨析状态，任何疑难杂症在他这儿都有解。
他平静地劝说，皇上，无迹可寻的事不可信，其实就算有真凭实据的也作不了准。比如仁宗时期夏竦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写信给富弼，诬陷两人密谋造反；前几年还有人伪造了我本人的奏章，建议减少宫里的内侍，结果弄得太监们见了我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杀人。这都是例子，所以别说没文字，就算有，也可能别有内情。皇上您还是算了吧。
这样的劝说入情于理，拿事实说话，可以说非常到位了吧。不，赵曙的潜能完全被激发，他的流氓逻辑上升到了一个空前无耻的地步。
——肯定是蔡襄，不然，“为何造谤者不及他人？”
按他这么说，世上所有受害受苦的人都是自作自受，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出事儿呢？为什么，一定是你自己的原因！
别说是一个皇帝，就算一个泼妇说出了这种话，都应该享受耳光级的待遇。完全就是欠抽型的。谈话到此结束，就算语言大师到了欧阳修的地步也没话可讲了。大家摇头苦笑出门去，今天实在长见识，蔡襄，算你命苦，到外地上班去吧。
蔡襄走了，换上来的人是吕公弼。吕公弼是吕夷简的二儿子，自然有他的过人之处，比如他在之前就当过河北转运使，开封府尹，尤其是在至和年间就当过三司使。可是与赵曙的第一次谈话，聊到为什么这次还选他时，差点没把他气死。
赵曙说，你还记得当年吗？我做王子时嫌马匹不好，派人到三司去换。你说身为宗室，应当避嫌，就是不答应。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你了。
嗯，就是说选顶级大臣只看中浮光掠影的一些小事，不去评估整个官场生涯的贡献了？吕公弼越想越郁闷，这到底是夸奖还是否定，传出去别人会认为他当上计相，完全是好多年前的一个小机遇，是个投机取巧之徒！
其实他没必要这样难受，相比之下，他还算是说得过去的。赵曙接下来提拔的人才叫好玩。比如三司度支判官皮公弼，这位老兄又贪又奸，是全开封著名的大贪官；再比如集贤院直学士王广渊，这是全体士大夫公认的钻营求职，不顾廉耻的人中第一名。
至于为什么会提拔他，很简单，王广渊是赵曙没当皇太子时的幕僚。
综上所述，乱七八糟，但也很容易就能挑出其中的主线，赵曙完全是以个人的一己好恶为标准，选国家的栋梁大臣。这是所有时代里做领导的人最要不得的一个恶习。他自己是痛快了，可拿的是整个国家管理层的有效运行开玩笑！
打住，这很可恶，可从全面分析英宗朝事务的角度上看，还是片面的。因为这只是从国家的管理层面来说事，还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层面而已，之所以会发生这些事，都要从赵曙的特殊心理变化来解释。我们只有回到这一原始点，才能承前启后，把他即位以来所有的事情都解释得一清二楚。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反常事？
从他被选为皇太子时的玩命拒绝，到他即位当天的逃跑失神，再到仁宗葬礼上的不孝行为，直到现在大封亲信，还有即将到来的英宗朝第一大事。这一系列事情的幕后原因，就是一切事务的原发点。它马上就要揭晓了，从赵曙的终极心愿开始。
大封亲信之后，赵曙想到了自己最亲最近的那个人——他的亲生父亲赵允让。现在他是皇帝了，天下万邦，名爵封号，都由他随心所欲。一个区区的王爵，濮安懿王，怎么能够表达他对生父的敬爱和留恋呢？
他下旨命礼部，及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他的父亲、两位正夫人谯周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以及他的生母仙游县君任氏的名分。
首先要肯定，这个命令本身是没错的，身份水涨船高，他成了皇帝，他的生父母们自然也都要有个说法。问题的矛盾点集中在到底要怎样拔高，拔高到什么地步。
简短节说，群臣们的讨论结果，第一次是为赵允让追封高官，三位夫人并封为太夫人。持这个观点的是翰林学士王珪。他被驳回了，宰相们挑出了毛病，官职只是官职，真正要议论的是赵允让与皇帝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
直指要害，的确这才最关键。从血缘关系上说，赵曙是赵允让的儿子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在官方文件上承认了这一点，就会造成赵允让是赵曙的“皇考”，即现任皇帝己经死了的皇帝老爹。
赵允让和仁宗赵祯并列了，宋朝平空多出来了一个皇帝！
这事儿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太明显了，没有什么能隐藏的机密和必要，可每一个人又都遮遮掩掩，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口是心非。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就有天大的后果。
王珪选择简单性接招，要名份，那么只给出名份。他根据血缘关系，赵允让是仁宗的哥哥，那么于赵曙而言，就叫他为“皇伯”。这样准确又贴切，咬定了两点，第一，赵曙是仁宗之子，赵允让只能是“伯父”；第二，皇伯不是皇考，宋朝算赵曙在内，仍然只有五位皇帝。
韩琦一见就怒了，耍小聪明，想蒙混过关？他指示欧阳修出面，把内定的最高指示露一点口风，好让下边做事的人有个方向。
欧阳修根据《礼记》说了一段话——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都称父母。以前汉朝的皇帝就有过例子，比如汉宣帝刘病己。现在王珪提出的“皇伯”说根本毫无根据，依“礼”驳回，重新讨论。
中书省第一次露出了真实意图，这不许那不许，明摆着只有皇考、皇帝才是唯一的目标。这激怒了当时绝大多数大臣的愤怒。因为仁宗尸骨未寒，刚刚入土，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无君无父，乱臣贼子！
这时要说明一点，身为千年之后的现代人，我们对“名份”、“名节”这种词汇己经相当地不感冒了，只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类实际问题才能让我们敏感。对此我们要辩证地来审视，因为什么都是相对的。对我们来说，宋朝的名节等事很幼稚，对１００年后的中国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观点也肯定不合时宜。
所以我们不能嘲笑宋朝人当时的激动，而应该承认他们对是非对错的认知、坚持，这是一个长久存在力图振作的民族所必不可少的素质，是应该赞扬的。
更何况公道自在人心，赵曙、韩琦等一伙儿人做得实在过分。当时的台谏官们基本上还都是仁宗朝所遗留下来的，比如知谏院司马光，还有御史中丞贾黯。贾黯是一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在宋史中默默无闻，可他在当时的影响却不在司马光之下。
他是一位状元。宋史里状元多如牛毛，贾黯有他特立独行的地方。
贾黯是司马光和范镇的结合体。司马光为了刺勇的事进中书省和韩琦当面辩论，贾黯为了更加敏感，谁都知道是事关现任皇帝的老爸的皇帝名位的事进中书省和全体宰执辩论。
和韩琦争吵，和欧阳修辩论，和曾公亮、赵概这样不作为玩沉默的大臣较劲。这样的事他三番五次不停地做，摆明了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其结果从长远里看，是给他自己挖坑，更给子孙后代招祸。从近处看，就是他把自己气病了。
那是真的、很大很重的病，远比范镇当年为了立太子的事百日愁白头严重。这时是五六月时，到了九月份，贾黯就病死了……回到当时，欧阳修的“皇考”暗示出炉之后，大臣们的反对声此起彼伏大有争先恐后的架式。大事不妙，韩琦们想出现新的一招。
你们不是能吵吗，那就都别吵了。由赵曙下令，前一个指令作废，也就是要待制以上所有官员集体讨论的命令作废，命令由专门机构，负责朝廷礼仪的太常寺出面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这个命令实在是英明，当时反对派的大臣们都面露悲愤——真是太卑鄙了，一来太常寺只是个小部门，中书省的话不敢不听；二来看一看其部门领导，大家就会知道其中的玄妙。
是给赵曙争来太子位的范镇，铁打的保皇党！
不过事后证明，严重失望的恰恰是赵曙等人。范镇接到命令之后非常认真，他先是给出了答案，既尊仁宗为皇考，那么对濮王而言，不论是称帝、称皇、称考，立寝庙、论昭穆等等所有的皇帝规格都是错的。而且还找出《仪礼》中的有关章节来反驳欧阳修的《礼记》，把“皇考”说彻底否决。
最要命的一点，是他还把事情爆光了。范镇根本没给韩琦等人任何斡旋的机会，把上面的结论直接写成公文，上报给赵曙。你要太常寺的讨论是吗？这个就是！
韩琦气得目瞪口呆，这群该死的书呆子……真是又臭又硬，不识抬举。他把范镇叫进中书省，满腔怒火化作大批口水，要喷得范镇满头满脸。不过真见了面，他张了几次嘴，只骂出了一句话：“范镇你搞什么，诏书是要你们资材料找根据，谁让你们这么快就递交公文的？”
天公地道，他只能挑出这个错。
范镇不阴不阳地回答，做臣子接到诏书，只能尽力去办。难道做得快了还是罪吗？
韩琦哑口无言。
韩琦没话说了，台谏官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御史台方面的吕诲站了出来，他指出现在的圣旨就跟做游戏一样，先让百官议论，没有结果就下放给部门定名，诏令反复，宋朝１００多年以来从没有这样的事。皇帝，你不觉得脸红吗？
司马光的资历比他强，说的话更尖锐，第一次把濮议事件上升到了两派对立的层面。他说经过集体讨论，除了宰执之外，全体一致通过“皇伯”说。现在举朝之臣，除了“挟奸佞之心”附会两府蛊惑陛下的人之外，都知道称濮王为“皇考”不妥，您应该很容易就分清谁忠谁奸。
到此为止，矛盾还没有真正升级，只是要分出来谁对谁错而已，真正让矛盾激化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无所不能的老天爷。
一个月之后，开封城大雨，雨大到了什么程度，以北宋为限，从所未见。先从民宅说起，只见大街就是黄河，小巷就是渭水，整个开封城就像个寨门清晰，规划合理的水军大营。街道上漂满了无边无际的家什杂物，牲畜尸体，而最多的就是人的尸体。
过百万的居民，能查出姓名的尸体就有１５８８具，没名没姓的可想而知。在这场劫难中，我们的赵曙先生仍然是最耀眼最闪亮的那颗明星，做得比每一个人都出色……不，是出格。
外面阴云密布，暴雨如注，他不说去找诺亚方舟，反而派人通知官员们照样上班。当天他坐在崇政殿里等着，快中午了，连宰相在内只到了十几位。他很不满意，正准备发脾气，有人来报告，皇宫也进水了，现在水位越来越高，您看怎么办？
简直是火上浇油，这种小事也来麻烦我？赵曙一怒之下说出了最常识的答案——开闸放水。把西华门打开，把水排出去。
这个命令真是太英明了，充分地显示出他是当时宋朝空前庞大的衙内集团中的精英分子的本色。他不想想，历朝历代所有的皇帝都会把自己的宫殿建在本地区最高最好的地段，哪有在坑里睡觉的大爷？这时皇宫进水了，皇宫外面的情况只有更恶劣，居然要打开城门往外“排”水？
西华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水巨浪排空，奔涌而进。我没有半点的夸张，看一下后果吧。大水直奔东殿，沿途把一长排的侍卫营房冲垮，连士卒带马匹淹死了一大批。这真是创了纪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