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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赤字，问题在于乱花。司马光提议，要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定出来节省的具体部门具体数字。
神宗的眼睛亮了，这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司马光准确地找到了帝国衰败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兴奋，司马光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滕元发配合，把现在的财政与仁宗时庆历二年相对比，迅速找出了这些年奢靡浪费的地方。
接下来做什么呢，２０岁的皇帝摩拳擦掌，司马爱卿，明天朕就下令成立设置裁减局，由你任长官，为朕把国家的局面扭转过来吧！却不料如火的热情迎头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司马光安静地说，陛下，我没空。
啊？为什么？请想像神宗惊愕的表情。
司马光回复以一脸的圣洁光辉。臣有本书要写，先帝曾经看过的，名叫《通志》。它详细记录从古至今所有朝代的兴亡之事，用来指导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它是这样的神圣，又是那样的伟大，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它……所以，您还是另找别人吧。
神宗凝视了他很久，终于还是放他走了。这片刻之间，这一对君臣对对方都有了些许的了解。司马光是滑头也是智慧有，他一眼就看出了神宗要干什么，这太冒险了，很像汉武帝早期时召天下儒生进京议事，结果儒生们一拥而上，大放厥辞，把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惹火，把为首的武帝的两位老师残酷虐杀。
宋朝虽然不至于砍头，可活罪也难免。在这种时刻，他只想“不问苍生问鬼神”，至少也要站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可以咨询，可以交谈，却绝不做第一只飞上枝头的出头鸟。
司马光走后，下一位是个不请自来的。己经６４岁的富弼由儿子搀扶着走进了皇宫，他审请和皇帝面谈。老实讲，对赵曙父子来说，富弼是个搅牙的人，他是仁宗派、太后派，从来不是现任皇帝派。
他来干什么呢？神宗猜不出，但他很敬重有原则的人。悄悄地说，他和他的父亲赵曙完全不同，人间世就是这么的怪，“子不类父”竟然很常见。
汉武帝父子相异、李世民父子相异、赵光义父子相异，赵曙父子也相异。赵顼这一生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把百姓平民也拉到了士大夫同样的关心层面，这不止是在宋朝，就算在整个中华历史中都极其少见。
他接见富弼。
富弼老了，白发萧然，身躯羸弱，腿脚有病，行走坐卧都要人扶持。可他的精神信念和从前一样，没有半点的改变。他凝视着年青的皇帝，说了这样一番话。
陛下，人主之好恶，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会投机取巧，在物资上会搜刮百姓，国家就会动乱；您所要做的，要像上天对万物生灵一样，让百官由本性做事，谁善谁恶就都会显露出来。那时，赏罚分明，国家自然平和安定。
大家认为这番话怎样？要说明的是，它在宋史中没有多大的分量，它被忽视了。历史证明，宋朝就亡国于此。宋徵宗赵佶喜好花鸟鱼虫，只这些零碎的“小东西”，就把中国的经济、民生彻底搞垮！花石纲、艮岳、九鼎等等等等，都是蔡京等六贼迎合赵佶的产物。
在公元１０６８年时，神宗领悟出了这番话的真实质量，他被眼前的这位庆历名臣所震撼，这不止是对方指出了皇帝心术的根本要点，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富弼为什么会特意进宫，对他讲这番话。
赵顼的这次求言是为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作准备，富弼站在官场的边缘，冷眼旁观就洞查了真相，这是怎样的智慧与经验。为了这一点，他才问出了下面的一句话。
这句话里凝聚了有宋以来１００余年的沧桑与苦痛，但凡有点血性和自尊的宋朝人都日思夜想怎样改变它。那就是军事。宋朝自幽燕之役、雍熙北伐以来就一直没能扭转的屈辱外战记录。
赵顼是个有志气的人，祖先的难堪就是他的耻辱，他公开承认赵光义是死于契丹人的箭伤，他不认可真、仁两朝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他要夺回燕云十六州，荡平西夏吐蕃，让宋朝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领土，这是一个让汉人热血沸腾地追求了１００余年，近来己经冷却了的一个伟大梦想……这时突然在一个２０岁的青年人身上苏醒！
赵顼曾经身穿金甲戎装去后宫见曹太后——奶奶，我这样装束可好？出身武将世家的曹太后惊喜交集，一时间心里百味俱全，没法说出话来。
这时他向富弼提问，以卿看来，边事当如何处分？
刚刚说出那番至理明言的富弼缓缓地回答——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２０年口不言兵！
神宗一下子愣住了，这……这就是答案吗？以富弼之忠良，绝不会口出宦言，可这竟然是终极答案？！他一下子沉默下去，在富弼离开后很久，脑子里才形成了两个问号。
一，为什么大臣们知道了却不做？
这是指司马光，相信能看清国家问题的肯定不止这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就是都不出头为国分忧？
二，布德行惠。这是指真、仁两朝所一直奉行的内外政策。不管是对内部的士大夫阶层，还是对外国的辽国西夏，都要既温和又打赏，无止无休地当老好人。
这难道都不能改变吗？
这些问题困扰着赵顼，说到底他是位皇帝，是个定大方针大方向的人，现在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改革，改变现有的状况。可是要怎么改，却需要个大掌柜的。
那个必须得深刻理解现有状态，对每一个问题都明查秋毫。这只是第一步，他更要把扭转乾坤化为每一步实实在在的计划，让每一个平凡的官员、百姓都能理解并实施。绝不能像２０多年前的庆历新政那样，精确地点出问题，却含糊了解决办法，最后一无所成，唯一的亮点就在于快速收手，没有后遗症。
这样的人在哪儿呢，查遍开封帝都，百年所养的官员精英尽在于此了，一个个都让人失望……这个人到底在哪儿？
这个人远在江南，近在眼前。说江南，此人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１０２１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父亲名叫王益，是宋朝中下层官员，终生辗转南北，没有做到京官。这样就终定了这个人早年的生活。
一，飘忽不定；二，学业自成。
因飘忽不定，他可以大开眼界，从小就看尽了北宋王朝的利弊兴衰。因其幼年流走天下，父亲早亡，他必须自己研读诗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根基，处世性格。
他的心灵从来没有羁绊，孔夫子的儒家学说对他没有貌似神圣感的那种约束。甚至于他赴京赶考的目的都不那么“崇高”。他后来明白地告诉世人，是家里太穷了，得有功名，有工资，才能养活妈妈和众多的弟弟妹妹。
这人就是北宋史上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代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了进士，之后的官场之路走得极其独特，终北宋一朝堪称绝无仅有。如果要有个参照物的话，比如司马光，这两人的仕途截然相反，正是各自人生命运的写照。
司马光中正博大，中进士、尽孝道、被举荐做京官、历经仁宗、英宗两朝最敏感的大事，如立皇太子、濮议等，处处站在道义的角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与宰相争，与皇帝争，树立起自己的模范形象，从此被视为君子的代表，正义的化身。
王安石正相反，他谢绝了所有的机会进京，视功名如粪土，在举国争名夺利的世道中孤傲不群，宁可在乡下偏远的小地方当官。这其间他放弃了笔试，这是地方官做过一任之后的正常权力。他可以进京参与馆阁人员的筛选。
以他唐宋八大家的文笔功力，相信唾手可得，不废吹灰之力。可他就是不。
他还放弃了举荐。请大家回忆前文，从苏洵的求职之路可以看出，要得到名臣的举荐有多难。而文彦博、欧阳修这样举国一二人的举荐居然被他白白浪费了。
这是为什么呢？先不忙，继续看他的人生之路。嘉祐三年时，他终于进入京城，成为三司省的度支判官，之后进入馆阁，做到两制官中的知制诰。于嘉祐八年时因母亲去世，离开了京城。
这六年期间，他留下了一封奏章，一件杀人案件的审理分歧，除此以外默默无闻。从那时起直到英宗去世，神宗登基，他都在江南悠游闲逛。
再说近在眼前。
这就非常奇妙了，里面包含着王安石的本性到底如何的大问题。他是个百分之百纯洁无瑕，不使奸诈，甚至不懂奸诈的伟人吗？
这是历代赞扬王安石的人的立论根基。
或者还是个大奸似直，大恶似善，一肚子歪门邪道的伪君子？这是历代打压王安石的最终目的。这两个１８０度大转弯的评价，都要从他平生一点一滴的作为上分析。这时就可以开始了。从他是怎么引起神宗注意的这件事上说起。
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就是他当王子时的亲信，前面说的韩维的功劳。韩维此人严正立身，是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人，至少经常让神宗肃然一次。
比如神宗和他聊功名，韩维拒口不谈，从一开始就掐断了谈话——圣人不谈功名，只说做事。事情成了功名自在，总抱着功名心去做，迟早成奸邪。
神宗冷汗。
某天年青的王子穿了一双式样新颖的鞋，没办法，开封就是当年最时尚的地区，人不时尚枉少年，奈神宗何？韩维看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王安用舞靴？”
神宗立即脱掉扔了。
还有赵曙和曹太后较劲期间，韩维提醒神宗危机到了，奶奶要生气，赶紧去解释。神宗立即照办，替父亲去赔罪。这里稍加一句，神宗与赵曙截然不同，终神宗一世，对曹太后礼敬有加。
总而言之，韩维对神宗的影响很大，属于严侍益友那种。尤其难得的是，他经常对国事发表些独特见解，每次都让神宗目瞪口呆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
“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
时间长了，王安石的名字深深地神宗心里扎了根。在这次求言过程中，神宗留了个后手，在帝国众多繁忙的，被仁宗晚期因病拖沓的，被赵曙濮议耽误的政事中，对江宁府下了一条指令。
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
截止到这里就可以说事了。话说以前那么多次的任命，王安石都推了，这一次怎么会例外呢？可例外偏偏出现了，他接到指令没有半点的迟疑，立即走马上任，当官去也。
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有话说了，王安石是奸诈的，他先是有意结交未来皇帝的亲信，天天吹枕头风一样的给年青的神宗洗脑。再派自己的长子，在前一年考中进士的王雱在京城里随时和韩维保持联系。他答应得这样痛快，第一暴露了他强烈的名利心，第二让他的狐狸尾巴露了出来，为了得到重用，使尽了手段，不仅早有预谋，还安排周密。
他根本不是个纯洁的人。
对不起，这点证据还不够。一言以蔽之，功名心和政治手段，并不会与心灵的纯洁相矛盾。不是说只有邪恶的人才懂得兵书战策，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安石这样做，只能证明一点。他是个有意于发展的人，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也是个明白现实状况，懂得要达到目的，必须得使用些手段的人。
王安石在半年后被召进京城，当上了翰林学士。与他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要说起来，这两个人实在太有缘也太重要了，他们俩再加上另一位现在还没有起步，要在两年后才考中进士的那个人，就是北宋中后期最有影响的三个人。
是他们让宋朝兴旺、混乱、靡烂、亡国的。
放下那个人，先说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都以挚拗、倔强、不妥协著称，不过一但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司马光差多了。
有三件事可以参照。
第一，在长官面前。王安石第一次进京当官时，曾经和司马光同在包拯手下工作。某一天京城内牡丹花盛开，包拯一时高兴，请全衙员工喝酒。
席间两位未来的大佬都声称生平从不喝酒。包拯正在兴头上，哪肯放过，亲自过来劝酒。几番坚持之后，司马光投降了，他举起了杯子。而王安石不管领导怎么说，不喝就是不喝；
第二，在官司面前。
司马光的表现在濮议中己经很清楚，此人绝不会硬挺到底。王安石不一样，这是个死硬派。第一次进京时，他当知制诰，兼责京城刑狱，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两个少年是好朋友，一个养了只非常好的鹌鹑，另一个想要。
自然是不给，想要的这个仗着是好朋友，居然抱起就跑。结果事大了，他朋友一时情急，追上去一刀就把他剁了。出人命了，开封府判凶手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宋朝法律，注意，是有明文规定的，公然抢夺和偷盗都是贼，凶手的鹌鹑被抢了才去追，才杀人，明显是捕盗，是合法行为，怎么能判刑呢？
更何况是死刑？
理由非常充分，是吧。可开封府不服。这件事被上报到审刑院和大理寺，最后的结论是……王安石是错的。按规定他得道歉，但王安石给出的只是三个字：“我无罪。”不管对面是什么大佬什么势力，我不想低头，谁也别想勉强！
第三，在皇帝面前。
这点最重要，在皇帝面前怎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大臣的风骨。同样一件事，看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什么不同。刚刚说过司马光当上了翰林学士，这个过程非常闹。
神宗让他当，他就是不。问为什么，司马光说，臣写不出“四六”文。所谓四六文，指的是魏晋以来流行的拼五骊六的赋体，对仗公事内容空洞。神宗一听就乐了，爱卿说梦话吗？你不懂四六文，当年的进士是怎么考中的？
司马光不答，反正就是不当。神宗只好放他走，出皇宫之前，有太监追了上来，把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的怀里，他也就当了。
还是那句老话，司马光为人，凡事必坚持，只是不超过８０％的力度；再看王安石。王安石第一次进京时曾被授予修起居住，给皇帝写日记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他推得汗流浃背。为了不升职，他一连写了１４道奏章，可任命的诏书还是送过来了。
王安石一概不收，直到把送诏书的小吏难为得跪下磕头，求求您，收了吧，不然没法交差……王安石还是不收，他转身躲进厕所，连求饶的机会都不再来。
小吏急了，放下诏书就跑，不要也得要。王安石反应神速，从厕所里狂奔而出，追上小吏，把诏书又塞了回去。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硬度系数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可也不能就此肯定两人的高下怎样。凡事一利必有一弊。
比如王安石之刚强，硬则硬矣，小心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夕，一味刚硬，没法持久。而司马光余下的２０％的妥协中含有一种难得的柔韧，让他比王安石更加坚忍。
他注定了能比王安石能等，等到他翻身作主的那一天。
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２０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
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
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
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韩琦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
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２０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
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
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
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
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