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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有罪受罚。
想想这样的日子还能过吗？让我们和宋朝人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股神巴菲特到了宋朝，他正摩拳擦掌准备进股市里痛宰散户，可是衙前任务到了，从此没日没夜地忙，根本就没摸电脑的机会，你让他怎么赚钱，怎么养家糊口？
截止到这里，问题还没有激化。因为理论上是由四个等级的家庭来分担这些任务，人多力量大，灾难均摊，问题也就小点，可是前面我们说过，宋朝的富豪级家族、中举的人家、出家人、女户（没男丁）、单丁户等都有豁免权，这些人刨除在外，剩下的基本就是第三四等户了。
这样多的任务，这样密集的中奖律，只能造成一个结果——破产。家破人亡级别的破产。并且这还是次要的，更让人发指的是三四等户破产之后的社会现象。
谁也不敢发财了。
除非您能大展神威，一下子从下五等户一跃而起，升为第一二等户，不然只要是稍微勤劳点，赚了一头牛、几只猪，多种了几棵桑树什么的，邻居们官府们立即就来向您祝贺——您是有钱人了，至少是个三四级，呵呵，今年的衙前就由您多费心了……
号称开明第一、富足第一的宋朝，前１００多年，普通的黎民百姓就这样生活着。
觉得很难很绝望吗？不，这只是众多差役中的一种而已，其它的还有里正、户长、乡书手等“头衔”来帮助下乡到户收税；有耆长、弓手、壮丁等“职务”去负责抓贼；有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等名目给正牌子的官员们服务。
其它的，有一些还比较著名，比如县级衙门里的县曹司、押录；州级衙门里的州曹司、孔目，连同各级配备的杂职，虞候、拣掏等等等等，简直数也数不过来，都要由普通百姓去承担。
长此以往，达到百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最重要的一点，是民间的生产力发展被限制了，而宋朝之所以还能存在，就一直因为它有钱。
可以花钱去买和平，花钱养着国内有可能造反的各路饥民、暴民。所以就算只从安全角度来看，差役法都要废除。于是王安石新法集团想出了“免役法”。
简单地说，免役法的总原则就是“交钱免役”。让从前需要当差的百姓，通过交与自身等级相符的钱，买回自己的自由身，去干他想做的那些事。国家用这些钱，去召募想当差的人。
这个办法好不好？它形成了一个循环——百姓们通过交一定数额的钱，可以得到从前想像不到的空余时间，用这些时间，可以去生财养家；国家得钱，去召募人员当差，可以扩大就业人数，减少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不仅使国家正常运转，还把各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是总原则，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是的，没错，这和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很像。众所周知，我们每天工作，只干自己负责的一摊，每月按照收入的多少交税。这些税，由国家统一管理，召募各种公务员来运营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原则没有错。下面我们看它的细节。
王安石时期的免役法有两大特色。第一，他把上等户加进来了，管你是豪门大族，进士高官，从此别想高人一等。想逍遥，拿钱来————
第二，以前没有负担的下五等户，以及单丁户、女户、僧道户、官户、坊郭户，也要交钱。只是视家产多少，与同级别家庭的交税量减半。这叫做“助役钱”。
除了这两大特色外，还有一点最具有争议的规定，就是每年的免役钱、助役钱和夏、秋两季的税一起交纳外，还要多收２０％的钱，用来防备水旱灾荒，以及突发性的战争。这叫做“免役宽剩钱”。
这两大特色让王安石变成了全体特权集团的死敌，尤其是以前上四等户不管实际由谁来当差，都能隔年喘口气，可以轮换下由别人接替。这回可好，每年两次没完没了，这实在让他们没法适应。
更别说从前不管国家怎样，是不是闹灾了打仗了发大水了，都一直逍遥自在职业享受的高门大阀们。这把他们的美梦彻底击碎，并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伤害了他们的“尊严”。
我们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凭什么让泥腿子、下九流一样和我们一样待遇！我们就是要逍、遥、法、外！好玩的是，最先提出反对免役法，成为反对派里最经典言论的，居然是刚刚进入特权阶级的两个四川人。
苏轼、苏辙两兄弟。
我们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先说的是小苏——“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好，以他这话，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种族高下的，他不是生活在宋朝，而是在隋唐以前。那时候不管个人能力怎样，一切以出身论。你是侯门大家，那么生来就是官，不是，那么很遗憾，国家最多有个“九品中正制”，可以豪门推豪门，好官你我当。
想要说什么读书科考，鱼跃龙门，根本是白日做梦。那么以此为例，你苏辙现在会是个什么人生？
再看大苏。宋史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说得声情并茂——自古以来，役人必须得用乡户，就像吃饭一定得要五谷，穿衣一定要用丝麻，过河一定要用船只，走路一定要牛马。就算暂时用别的替换，终究不会长久，还是会回到最正确的路上。
截止到这里，还和他弟弟差不多。最精彩、最经典的在后面。
——我们士大夫阶层，离开亲友，拜别祖坟，到四处当官，工作之余，是一定要娱乐的。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一样。如果不用乡户人家来当差，我们怎么乐得起来？那肯定要弄到“厨傅萧然”，满眼所见，凌乱苍桑，和别的下等国家的劣等习俗一样（危邦之陋风），不是俺们中央华贵大国的太平盛况……
让人不禁要问他们哥俩一声，请问兄台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之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苏轼兄弟的话让人很烦，不过我们可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之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懂得人为刀俎，他为鱼肉，暗无天日，生死两难是什么滋味。
那时，苏轼说出来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为那时，他己经叫苏东坡。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
免役法推行的过程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之后，看效果成绩，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留在京城里的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了前台。
文彦博。
他的风格变了，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琦的官场走势给了他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瞧，才三五年之间就回乡养老去了。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可是别误会，当某些一惯霸道的人学会谈心了，他的破坏力就会成倍的增涨。
在以后，神宗年青的心灵里时刻都被他的碎碎念纠缠着，终于在几年之后崩溃了。
说这时，文彦博随意找了些经常和皇帝见面的大臣，就像平时聊天那样（宋朝君臣间很随意，经常聊），说起了免役法到底怎样。
这一点就比司马光高，阿光和吕惠卿较量时聚众开讲剑拔弩张，弄得会场气氛随时爆炸，搞得皇帝也紧张，就算为了朝廷表面上的和谐，神宗都不会当场决定谁对谁错。
这时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形象，对２４岁的神宗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来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
这时的宋神宗一定以为戳中了反对派的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
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了他的话之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的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乃至于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的郁闷。
您是皇帝耶，是官场的领袖，是权力漩涡的暴风眼，怎么能说出这样幼稚，这样理想化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民间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他说出了官场的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我们就算站在现代人民权平等的大原则上，也没法否认，至少在满清灭亡之前，这就是中国官场上的真理。
听完这句话，神宗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对？
宋神宗可以混乱，他身在封建体制内，尤其是活在宋朝中叶，相对平静的时代里，基本上不会知道，历代国家灭亡，原因尽管更自不同，但都有个大的共同点——官僚腐败。
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腐败。
身处国家的头、尾两端的皇帝和百姓，他们中皇帝是绝对不想改朝换代的，百姓们有口饭吃，也没有脑子一热就杀人放火造反起义的。从宏观角度来说，坏事就坏在继续变坏，最后集体腐烂的贪官污吏身上。
所以身为士大夫代表的文彦博，他根本就没有资格这样大言不惭地说出来他们天生就是当官，天生就高高在上的话来。
于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就没有资格混乱了。千年之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的官方人士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他们有理由这样骂。
因为人家是士大夫。
如果身为新中国，宪法规定了公民平等，官职不世袭的现代人，还动不动就说司马光是对的，王安石是错的，文彦博英明，宋神宗糊涂等等等等言论……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
醒醒神。
一个多月之后，大概是宋熙宁四年五月间，发生了一件事，让宋神宗、王安石都惊醒了一下。那就是著名的东明县事件。
这件事很乱，在官方就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发原因，也就是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把这件事给闹出来了。现在我们综合一下，先从双方公认的开头部分说起。
话说五月间的某个早晨，阳光明媚，春风拂面，远处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开封城的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生意兴隆，涌进来１０００多个人。
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经死了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
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为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暂停，事发到这里，应该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
开封府尹，东京市长，这就是他的职责。
就算他是新法的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１０００多人在开封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他不，他选择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事发之后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了，没有书面证据留下来，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的点子，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之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突入）王安石的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有谁见过在太平年月里，１０００多个老百姓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
这事就发生在公元１０７１年的宋朝里。
那天王安石还没有上朝，出了这样的事，可以肯定地说，王安石虽然贵为首相，但他家里绝对没有能随时对抗１０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这时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
他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所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那天早晨，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这个距离里，新法的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九洲之大，中国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
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的知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比较郁闷了，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发力呢？民众自发行为，１０００多个，就算有什么罪名，大家分一下，还剩下什么？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己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事情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去找开封府的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分为王安石版，以及御史台版。
当时的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的做法比开封府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为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的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
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并且存心恶毒，变着法儿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的说法。东明县的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他是现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要强调的有三点，第一，他不是变法派，一直是反对派；第二，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比如说德高望重的文彦博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第三，他现在己经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东京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从来没有谁去分辨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并不是说分辨不出，而是没有必要。
在一千多年前，宋神宗不会去分辨的。己经够闹的了，何况这只是个个案，为了缓和矛盾，让新法尽量快、平衡地推行，根本没必要把事搞大，你死我活。
在一千多年以后，我们也没必要去分清楚是谁在说谎，我啰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历史上发生了这件事，二来也是让大家能清楚地看到，当年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关于新法的推行，都有人敢耍花样。
时间终于进入了宋熙宁五年（公元１０７２年），在这一年里，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之前所有举措的核心内容，终于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他的步调走得那样急，为什么不先把“吏治”等前期工作做足，都有了答案——战争、吐蕃、西夏、辽国。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用熙宁变法的另一个常见词“富国强兵”来概括，但太不准确了。细想一下，富国与强兵有统一性吗？根本没有，甚至正好相反。
世界历史证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越穷的国家，战斗力反而越强，一但国家富裕了，百姓们有钱了，战斗力反而直线下降。
至少这一点，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真理。例子非常多，比如罗马帝国毁于蛮族，西晋时五胡乱中原，还有这时活生生的北宋灭亡记，以及灭掉北宋的金国在更野蛮更落后的蒙古人面前死得有多惨。
所以这个“富国强兵”，只是个便于宣传的口号而已，根本与事实联系不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地筹集军费。
只此一个目的，别无其它。
这个结论我想会让很多人不爽，因为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