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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少说，马上切入主题，先把最重要的概念搞清楚。宋、辽两国的精确边境在哪里，是怎样划分的。两国边界，以太行山为中心分为两段。太行山以东，宋朝是河北路，辽国叫南京道。分界点是白沟，就是今天的海河及其支流拒马河的故道。
白沟变成了界河，这真是上上大吉。请想象在茫茫大地上以天然河流为边界，真是醒目显眼，只要它不像黄河那样经常改道，基本上就永远没有争端。
事实也是这样，太行以东的边界从来没有争执。问题都集中在太行山以西。
太行山以西，宋朝叫河东路，辽国叫西京道，一眼望去，哪叫山峦起仗沟壑纵横……除非秦始皇复生，再修一条长城，才能明确规定哪儿是宋朝哪里是辽国。
没法精确规定，就有了各种模糊事态的办法。在太行山的西段，两国都在各自的边境上留出数里到数十里不等的土地，让它荒芜。两国的百姓、军队，不得以任何借口进入。这样就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这片空地，叫住“禁地”、“草地”、“两不耕地”。
这样是不是就解决了问题呢？恰恰相反，事儿更多了。眼放着一大片无主地，谁看谁眼红。这里不能光说辽国的不是，宋朝人也不怎么样。从边官将军到有钱的财主，以各种借口利用荒地生钱。只不过像辽国这样明目张胆地勒索，就实在是出格了。
出格的程度有多大，关系到了王安石到底有多卖国。在宋朝的官方史书里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第一，王安石卖了５００里。出自《宋史·吕大忠传》；第二，王安石卖了６００里。出自《宋史·韩缜传》；第三，王安石卖了７００里，出自《宋史·韩琦传》。
到底哪个才对呢？这就要问另一个人，和他写的一本日记了。这就是宋史的奇妙之处，如此重大的国策，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大事，国家档案处记载的不算数，要以一个私人笔记为准。不许笑，不许怀疑，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以他老爸的名字为证，没人敢不信。
这人名叫邵伯温，他父亲叫邵雍。邵雍是位活神仙，是让宋朝顶级权力层俯首膜拜的人。他一生钻研的是《河图》、《洛书》、《伏羲八卦》这样的国学精粹，成就那是相当的高，据权威考证，像《铁板神数》了，《梅花心易》了这样用来摆摊算命的专业书籍都是他写的……
由于他算命极准，理论高深，在洛阳隐居教书时，把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君子元老们折服，大家想了想，怎样表达由衷的敬佩之情呢？当时这些顶级大佬们正热衷于在洛阳建小别墅养老，于是乎各人集资也给他盖了间。
取名为“安乐窝”，邵雍于是自命为“安乐先生”。
先生后来就变成了“子”，称为“邵子”。这就非同小可了，称“大”者，如大尧、大禹、大舜，是千古圣君；称“子”者，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墨子，这是几千里最了不起的圣人才有的头衔。
对，没有错，邵雍就是圣人。
看下圣人留下的最脍炙人口、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事迹。话说宋英宗时期，邵雍已经名动天下，慕名求教的人络绎不绝。某一天，他和几个来求教的人到洛阳城南著名的景点天津桥散步，悠闲自在随意交谈之间突然听到了几声鸟叫。
邵雍一下子愣住了，接着面色惨然，像是突然遇到了巨大的不幸。
客人连忙问是怎么了。
邵雍长叹一声，说这是杜鹃鸟啊，洛阳以前从来没有。现在它们从南方飞来，国家从此有变，不幸从此而生。
杜鹃鸟和政治有关？客人摸不着头脑。
邵雍摇头。这些你们就不知道了，万物皆有联系，以《易经》为论，世间兴衰有它的迹象可循，不光是人间怎样，大千万物都会有征兆的。你们想懂吗？嗯，我这里有总结出的各篇文章专门论述……
客人也摇头，您还是直接说好了。
邵雍说，不出三五年，皇上一定会启用南方人当宰相。那时南方人结党乱政，天下将大乱矣。
客人大惊，几声鸟叫居然能推算出三五年后的国运，这真是太神奇了，请您务必解释清楚。
于是邵子不厌其烦，披露真相。他说——国将大治，地气会从北向南；国将大乱，地气从南向北。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现在南方之气已经深达洛阳，各位想开封城会怎样？大批的南方人会像杜鹃鸟一样涌进京城，国家在他们的治理下，必将一塌胡涂！
他哀叹，北方人从此没有好日子过了。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几年之后王安石当政，变法开始。他至少说中了一点，北方的“君子”们的确没了好日子。
算得非常准，着实的让人佩服。事实上北宋之后的读书人都对他这个预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成真理。这里我们就不说，这种预言在宋史里超多，基本上都是知道事实之后，反对派编的马后炮。单纯地以邵雍的理论来判断，都能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天下大治，地气从北向南；天下大乱，地气从南向北。”
以此论调，北方人天生是天下之主，南方人注定了是奴才，绝对不能当领导人。当了，国家民族就要完蛋。对此谬论实在不想多说，只举一个例子。朱元璋创立明朝就是以南统北，这是错事？这就是邵雍作为大预言家的本事，明朝建立距离天津桥上听杜鹃不满３００年，居然没算出来。
说，你为什么没算出来？！
这样的本事和论调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邵伯温。邵伯温在预言算命方面没能超过老爸，他另有强项，写书。《邵氏闻见录》，从名字上就知道内容都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王安石弃地５００之说，最早就出现在他的这本书里。
这本书严格地划分，有前、后卷之别。前卷由他，后卷是他的儿子邵少傅接力完成。父子两代对北、南两宋的事全面记载，内容花样翻新千奇百怪，当成杂谈小说来看，那是相当地不错。
知道了出处，５００里、６００里、７００里之说不辨自明。现在查正史资料，看看到底割让出去了多少。有个原始资料，是熙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宋朝资政殿上呈给神宗皇帝的一份报告，《所争界至地名白札子》。里边有这样几条：
１，蔚州地分，本朝以秦王台、古长城为界；北朝称以分水岭为界，所争地约７里以上；
２，朔州地分，往前已经定夺，以黄嵬大山北脚为界；今北朝称以黄嵬大山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约３０里；
３，武州地分，本朝以烽火铺为界；北朝称以瓦窑坞分水岭为界，所争地南北１０里以上；
４，应州地分，本朝以长连城为界；北朝称以水峪内分水岭为界。
要注意的是武州，之前没提过，它是辽国当时的地名，在朔州辖区内。这份报告可以作为整个边界纷争的基调，这是沈括入辽之前萧禧的要价，就算宋朝全答应了，看看割出去的地盘能有多大。
无论如何也没有５００里，从哪儿算出来的６００、甚至７００里呢？尤其是宋朝人怎么看辽国人怎么不顺眼，在谈判中问了句话。
——分水岭？分水岭上也是领土，怎么分。
辽国人答，以分水岭上的土脊为准，一概平分。
宋朝人面无表情——岭上没土的怎么办。
辽国人诡谲一笑，到辽国去算。
之后才有沈括带着大批量档案文件入辽，让辽国自己让步。至于后来辽国无耻到出尔反而又来勒索，所能得到的可以在同年年底十一月宋廷批给韩缜的谈判条件里找出根据。
——东水岭一带从雁门寨北过分划；西陉地合接石长城处分划；瓦窑坞地合案视分水岭处分划；麻谷砦水窗铺当拆移。
综上所述，争执集中在两国边境上蔚、朔、应三州交界的５片零星小地段。辽国得到的好处精确计算，在平原地段得到了３处，大的纵深１０多里，小的几里多。另外两片是山地，包括面积最大，纵深约３０里的黄嵬山北麓和天池庙地区。
像宋史里所说的，以分水岭划界，把雁门关天险都丢了的情况根本不存在。第一个问题到此解决，看第二个，王安石当时在做什么。
聚精会神查资料，在熙宁八年年底十一月，宋廷作出谈判批示时，王安石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明确记录，他病得很重，宋神宗派太监去探望，一天从早到晚来回跑了１７次。等他好了，给１０天假，没够，又补了３天。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安石没办公。哪儿来的在皇帝面前手划地图，说“姑欲取之，必先与之”这８个字呢？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割地事件的截止日期。
宋史里记载的是王安石割出７００里之后立即就解决了，可各种资料显示，直到熙宁十年的冬天这次领土纠纷才结束。那时王安石早已第二次罢相近一年了。
割地事件到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来没割出去那么多的地，用很小的代价换来了战略上积蓄力量攻打西夏的时间；二来这事儿和王安石没有关系。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到底谁才是割地的真正主使者呢？
算来算去，只能是宋神宗本人。从宏观上讲，他不拍板这种事没法成交。从微观上细想，当时司马光在洛阳，没参与此事，王安石卧病而且从来态度坚决，不惜一战。
除这两人外，没有任何人能影响他的施政纲领。
还有他无可救药的恐辽情结……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能。只是他不必为劣迹签名买单，神宗朝里所有的错事、坏事，都有王安石来顶着。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的南宋朝廷的修史总纲领。
地割出去了，辽国人走了，宋朝却没盼来渴望的安宁。开封城比以往的五六年间更乱了，起因是王安石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三经义》，准确点叫《三经新义》。
三经，指《周官》、《诗》、《书》。这是儒家学术的核心经典，王安石以自己的理解为之注释，阐述他心目中的道理。官要怎样当，人要怎样做，怎样才能团结一起进行改革。可以说，这是用来改造当时知识分子心灵的武器。
神宗很高兴，做事要同心同德，有个总的规范才有前进的目标嘛。他给了王安石一大笔稿费，同时加官进爵，加封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时给他儿子王雱一个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
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头衔上。按照惯例王雱要推辞一下，可是就在他推辞的时候，突然间吕惠卿跳了出来，劝皇帝答应。说王雱一介青年，没有贡献，何况以王安石的博大胸襟无私性格，怎么能让长子走这样一条侥幸富贵的路呢？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惠卿说得对，就这么办吧。事情就这样办了，在他们身后，王雱愤怒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吕惠卿。
一个叛徒居然嚣张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敢主动挑衅！如果不把这样的人渣打倒在地，狠狠踩进泥里，这世上还有天理公道吗？
王雱，字元泽，王安石长子。在宋史里他是个无恶不做的不良青年，但是也没法否认他的聪明才干。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神童传说，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有客人送来两只野兽，一只獐一只鹿，关在同一只笼子里。
问家里的小孩儿，哪个是獐哪个是鹿呢？
小孩儿不知道，可是想了想，就回答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反应敏捷，无懈可击，让周围的人一片惊叹。这个小孩儿就是王雱，当年他只有５岁。
简短地说，王雱１８岁以前就著书立传，在王安石第一次拜相之前考中了进士，这很重要，免去了他拉关系走后门才考中的衙内恶名。之后他帮助父亲改革，主管军械司，做出了很多切实地贡献。可是这些对他的名声没有半点帮助，他就是一个邪恶父亲所生的暴戾儿子，做了太多太多实在是太多的混帐事。
比如著名的对程圣人的不敬事件。
话说圣人程颢在熙宁变法的初期还是王安石的手下，关于怎样变法才能成功，两人经常商量，有时程颢会去王安石的家里。某一天，两人坐谈，突然间王雱从内宅出来了，只见他披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一顶女人戴的娇艳型帽子，问他老爸，你们谈什么呢？（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
这个形象就足以给王安石父子定罪了。不说古代，就是现代开明社会里，父亲长辈们在谈正事，儿子衣冠不整，手里拿着非常私密化的东西出现，这是什么样的家教？更何况没经允许就直接插话，问长辈们聊天的内容。
王安石，身为首相、大儒、名臣，家教到了如此地步，御史们可以有活儿干了，直接弹劾他家教不严，房楣不修，就算不到罢免的程度，也从此没脸作人。
可是绝的是，王雱问了之后，王安石居然回答了。他老老实实地讲：“因为新法推行不利，正和程君商量对策。”
王雱大笑，“这有何难，把韩琦、富弼的脑袋砍下来，悬挂闹市，新法自然推行顺利。”
王安石长叹一声：“儿子，你说错了。”
这里我们不说王雱的办法是对是错，当然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前面早已分析过，自古没有不流血而成功的变法，不颠覆而达到的利益重新分配。我们跳过这一段，直接看下面的故事发展。
王安石家教混乱，程颢看不下去了。他是圣人，最见不得的就是世间伦常次序的颠倒，非法不良的事件发生。
他正襟危坐，对王雱训斥道：“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这时圣人的威力出现，王雱如被当头棒喝，灰溜溜地走了。
这段逸事一直被当成真事历代流传，其实根本不值得一驳。看程颢的身份是什么，他只是王安石当年变法前派往天下调查各地的农田、水利、赋役等情况的８个人中的一个，再以后，是制置三司条例司里的办事员。小官而已，在宰相家里能坐着谈话都是优待，有什么资格训斥宰相的长子？
从另一方面考虑，不以官职，那么以学识、以年龄论，他是王雱的长辈，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而王雱不得不听。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说事了，只此一原因，再没有其它。
可是那时程颢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连他的老师周敦颐都只是一般货色，拿什么在王安石父子面前抖架子呢？再说两者的年龄，程颢生于公元１０３２年，王雱生于公元１０４４年，只相差８岁，程颢顶多是个大哥哥，从哪儿也论不出个长辈来。
如果程颢真的说了上面那句长者谈话，小子速退的话，王雱能一个耳光抽过去，你是哪门子长辈，真是皮痒犯贱！
不过凭良心讲，这件记载在《宋史？王安石父子兄弟本传》里的“史实”，和程颢的本质无关，仍然与《邵氏闻见录》有关，与邵伯温的人品有关。
仔细查资料，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当上了参知政事，八月程颢当上了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政见不合罢免；
熙宁二年至四年时，王雱在江南当官，程颢就有在王安石家里论政的事，王雱也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时，王雱才进京当上了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时程颢已经被踢出开封，到外地当官了。
两人没见过面，哪来的交谈，哪来的争执，哪来的训斥呢？至于“囚首跣足，携妇人冠”，这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了，邵伯温一心一意盼着王氏父子绳捆索绑名誉扫地，蹲监牢吃死人饭。想了做不到而已，写进书里意淫一下也是好的……
之后的历代史书居然也就信了。
回到事发现场，吕惠卿的行为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挑衅，王雱的愤怒里夹杂着大量的屈辱感，这让他忍无可忍。宋朝的大臣们过个年都能给子孙们赚来些恩荫，有很多的衙内都是以这条路走上了官场。
官做到了王安石的地步，长子还是自己考上的进士，已经非常少见了。这时只是个龙图阁学士的头衔，居然被以前的下属，现在的叛徒给搅黄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回到家里，默不作声。集中精神去想，他一向强势作人的父亲，为什么就没有反击呢？他想不通，为什么要纵容一个叛徒！
事情的发展让他越来越难受了，王安石不仅纵容吕惠卿，还对之越来越亲近，两人渐渐走得很近，从外表上看，和当初同心协力改革时非常像。随之而来的，是帝国的事务处理得越来越顺畅。
这样的局面，是王安石、宋神宗都非常渴望的，可惜，被一件小事给打断了。
御史台有个官儿名叫蔡承禧，他仔细查阅了当年国立大学（国子监）的考卷，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考官名叫吕升卿，一个优等生名叫万通。这两人一个是吕惠卿的弟弟，一个是吕惠卿的内弟。
这还用调查吗，一定是徇私舞弊、走裙带关系。蔡承禧以这个罪名把吕惠卿给弹劾了。说来这也是无奈，吕惠卿好端端地做着副宰相，就算要立自己的山头，也没耽误过正常工作，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能把罪名算到他的头上？
吕升卿自己有官职，万通是国家大学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可以自己去负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