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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着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笑话。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黄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但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趟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５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５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轻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２００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３７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神宗的健康以３４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３４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待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青，很快身体就开始了恢复，重新能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里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３７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了暴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１９年，共２９４卷３００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４０３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９５９年），共１６年朝代１３６２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理程碑，不止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帐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６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１０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迨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人别有用心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小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连同着王安石、熙宁变法，也都是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算才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验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的，北宋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神宗来为结果买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表面上。
（第六部完敬请期待第七部哲宗卷）如果这是宋史第七部
哲宗卷
第一章飞扬的梦
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一个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２１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８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想到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８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里，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现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算也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严辞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呛。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