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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不定我的老婆已从尼真到他那儿去了，决不是在尼真被扫荡队抓去的。于是我拐到科留可夫卡去了。农民们告诉我，那边没有德寇，游击队完全控制一切，仿佛连苏维埃政权也组成了。这消息使我高兴极了。哪知一切完全相反。实际上，游击队已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了。顺便说说，那边不知为什么没有德寇，或者他们害怕立刻进来吧。他们好几个钟头还不出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象在猛烈的暴风雨以前，雷电已经打闪的时候以后。
我上药房去，心里这样想：要是伊兹拉利还在城里的话，药房里一定知道。那边的药剂师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药剂师不在。看门的女人对我说：‘快快逃跑吧，犹太人害怕迫害，全都躲在家里。’我问：‘伊兹拉利呢？您大概知道他吧？’看门的女人回绝我说，伊兹拉利和他的妻子儿女已经动身上尼真去了。那就是说大家正好走了相仿路。我刚在这么想的时候，机器脚踏车部队已在街上急驶过来。您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还没留胡须，外表看来近乎乌克兰人：小胡子长长了。我记得在尼真是，机器脚踏车部队横冲直撞为的是要强烈的喧嚣和恐惧，却不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停下来。这是安全的时机，于是我便勇敢地回到街上。我想，上哪儿去呢，上伊兹拉利住的那所屋子去吧，它就在医院旁边。您在听着我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还是已经打起盹儿来了。”
“你会累坏的，雅可夫，”我说，“吃吧，别忙。”
他又抹了抹额头，然后嚼了一会儿。西多罗夫娜在屋角里呻吟，小姑娘在炉子里放了几块劈柴，又向我要火柴。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她点着了火，双手向它伸去，就那样长久地站在那儿，也不四下望望。
“整个的惨事在这儿，女主人被我传染了，”祖谢尔曼说。“她做好事花了极大的代价。她已五十出头了，现在是怎么样的心境呢！对伤寒病来说，最糟的是心里不快活。她可能死。在她那方面这是何等牺牲。您要注意，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预先警告过她，但是老大娘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上帝要带走她的灵魂，那反正是免不了。我本来早就要离开的，可是因为发烧害病，已经不能走动了。”
雅可夫谈了不下一小时工夫，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我不准备把他的全部引用过来，故事的继续部分是这样的：
德寇在第二天就挂出一道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到集合地点去，随身带着全部财物。德寇已经大批开到。要逃出镇去是很困难的。那个药房看门人的妹妹在医院里当保姆。她和别兹罗德内医师说妥以后，就把祖谢尔曼放到病床上去，那时他还是完全健康的。
可是事情却这么发生了，当天晚上，德寇决定来视察医院，为的是要把它改成陆军医院。他们把守门人推在一边，径自走进病房来。
祖谢尔曼听见他们在隔壁病房里这么询问病人：“从哪里来的？什么民族？”
逃走已经不可能了。窗户朝街，房门通走廊，而德寇就在走廊上。就在这儿他把巴丘克的信吃掉了。
“我已经完全同生命告别了，因为我知道投案登记意味着什么。为了要记住巴丘克写给您的信，我很快地把他的信过目了一遍，然后急忙把它嚼烂了咽下去。我尽打噎，但德寇没有听到。这时候药房看门女人的那个亲戚进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保姆。她们带着一副担架，并且低声对我说：‘躺下吧，病人，你现在是死人啦！’我躺了上去。她们拿被单把我盖上，从德寇和伪警身旁抬过。我听到声音：‘这是什么？’妇人象说家常话一般很镇静地回答：‘害伤寒病死的。’有个伪警把被单揭了一下。我大概苍白得好似尸体，因为他漠不关心地说了声：‘啊……’，于是我便给抬进了院子。但是那里也有兵士，妇人们把握抬进了停尸室，抛在板台上。那里躺着三具尸体。因为有些人实在是生伤寒病死的，特别是那些脱逃的俘虏里头的。我躺着，躲在死人中间，可是比他们更难受。我那么躺了一个多钟点。从这时候起，在九昼夜之内，德国人一走近医院，我便飞奔到停尸室去，躺在那些可怕的伙伴中间。夜里，我有时能到城里去，鼓动犹太人逃亡，别去登记。在谢甫琴科大街上，好象是在十九号房子里，我找到了几位好人。他们和你们的女游击队员马鲁霞·丘赫诺有联系。丘赫诺叮嘱我必须忍耐，叫我暂时帮她写传单。有一天，我睡了一觉，打从停尸室来到那间房子时，那里已经只剩一堆灰烬。人们告诉我，早晨德寇把马鲁先·丘赫诺和一批犹太人一起在街上押送过去了。三百个犹太人和俄罗斯姑娘马鲁先·丘赫诺都给枪杀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体温到了三十九度。我认定，现在已经反正一样了，呈现了不顾死活的勇气，第二天一早便公然上城里去了。我把手指扣在手枪的扳机上，而在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颗手榴弹。
我村郊碰到两个骑马的伪警。象在军队里学过的一样，我让他们接近到很近的距离，首先枪击了一个。另一个开枪打我，没打中，我跑过一边，对他扔出了手榴弹。无论如何，马儿独自溜走了。也许这个巡警受惊跳下了吧。我也跑进了田野，并没有人来追我。”
祖谢尔曼害着伤寒病，勉勉强强移动着脚步，顺着大路和森林潜行，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在几昼夜中，他冒了很多险。最后他跌到在水沟旁边，失去知觉。过路的把他装上马车，载到了自己的村庄里。他醒来已经在西多罗夫娜的草屋里了。
“她给我喝牛奶，虽然没有奶亲。她给我烤马铃薯。而现在您瞧她又把病传染上了。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明白，全是我的错。等我复了原，参加支队时，您该给我一顿斥责，或者更重的处罚我。”
他把巴丘克那封信的内容转告了我。
“这封信是雅沙，就是说巴丘克同志当面口授的。他的妹妹让娜记了下来。她对我说，要是我能象演员那样背得出来就更好。可是当时没有时间。我在路上真的试过，背得出一点儿，可是并不完全。在生病以前，我记得信的开始部分，就象记得九九表一样。等一下，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说不定我还背得出来……”
祖谢尔曼合上眼睛，好久没有做声。我也沉默着。小姑娘照旧背朝我们站着，在她生起的小火堆上烘着两只手。可以听到老大娘怎样喘气，木柴怎样噼哩啪啦地响，纳斯嘉怎样咂糖。看来这个饿透了的乡下姑娘好象什么事都与她无关。
祖谢尔曼总是不做声。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已经睡着了，这时，纳斯嘉突然背着炉子转过身来，急忙把糖吞下，用平静而认真的声调说：
“信是这样开头的：‘省委书记同志，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
祖谢尔曼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带着隐藏不住的恐惧心盯着纳斯嘉。
“什么？”他喊道。“你从哪儿知道的？”
纳斯嘉立刻明白他吃惊的原因。
“雅可夫叔叔，”她连忙说，“您已经忘了。在您病得很重，已经以为快要死的时候，您自己要求我把它背熟的啊。您高声说着，叫我或是奶奶记住，然后设法传达给支队里的这位叔叔，”她指了指我。
雅可夫重新坐下，有气无力地微微一笑。纳斯嘉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在他身边坐下。
“一个受苦受难的小姑娘，”他说，“您想象一下吧，连接两个病人。奶奶虽说是安静的，我却是暴躁的。”
“呶，您完全象个喝醉酒的，”纳斯嘉证实道。“您想要逃跑，是我把您安置好的。”
“是我高声念信吗？”
“是的。另一回您说梦话，好象费多罗夫叔叔就在这间屋子里一般，又大声念起来。我想记下来，可是您不允许，直嚷我是傻瓜。但是要知道对病人是生不得气的啊。”
“啊，谢谢你，纳斯嘉，啊，谢谢你……真是这样开头的：
‘省委书记同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巴丘克起先口授了您的名字，但是后来又叫从新起头，他说，提到名字是危险的。）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组里共青团员和其他青年现在共有十二名。但不单是年青人。大家全都热望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和党区委失去了联系。我们记录、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印刷传单，暂时在我们的熟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我们感觉到这还不够，希望不久能做得更多。我们在各方面竭诚请求，只要党省委完全指望我们就是。只有死才能够阻止我们……”
雅科夫又不作声了，接着自己承认道：“往后我背不出来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记得内容吗？”
“巴丘克还请我口头上转告，要您务必估计到他的生理状态，这就是说双目失明……不，他并不是请求减轻工作。恰巧相反。他说，他有做秘密工作的长处。他是个瞎子，人家认为他是个一筹莫展的残废人。雅沙请求道：‘叫省委派给我任何任务吧，我年轻力壮，吃得起苦……’”
“信里还说到什么？难道说除了你念过的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了？”
“唉，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怎么的。那里头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难于传达这些问题了，可是我竭力来试试看。例如，下面正是我想起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德寇准许开办手工生产：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食品业、木器业等等。军需处和司令部都答应来定货，所以巴丘克提出问题，能不能以来这些生产据点。他本人甚至想组织一个劳动组合，以便在这个幌子下集结自己人。这件事不会做错吗？”
“换句话说，应不应该利用合法的组织方式来团结我们的拥护者？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正是！接着是这样一个问题：应不应该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组织小组？”
“怎样的小组呢？”
“研究党史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象革命以前，当时老布尔什维克们在工厂里领导过的那些小组一样……还有这样的、似乎是最后的问题。他们，也就是说巴丘克这一组，能不能够对司令官、区长和其他德寇的傀儡们实施恐怖行动。可是巴丘克在自己信里说，有些同志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引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个人的恐怖手段……”
“个别的吗？”
“是的，不错，那里有那么一个儿。信末了，雅沙有说，他在等待您的指示，小组会做好党命令他们干的一切工作。”
房东老大娘在屋角里转动了。
“水，纳斯嘉。”她低声说。
纳斯嘉跳起身来，急忙递给她一杯水。
老大娘啯啯地吞了几口，接着相当大声地咕嚷道：“你们已经把我吵醒了三次。难道应该这样吗？至少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啊……”
“请您原谅，老大娘，”我说。“我们马上动身了。或许您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雅可夫，对吗？”我再一次向雅可夫建议道。“我们那里并不坏，住在村子里，我们的看护长还有整幢的房子。你一痊愈，咱们一起去打德国人。要知道我们可能说走便走，那时候你只好到田野里追风去了。”
“唉，真的我想去，也就是说，这是我的理想，但您了解……”他对老大娘躺着的屋角那边点了点头。
老大娘看不到他的动作，可是猜到了他谈的是什么。
“去吧，去吧，雅可夫。你已经躺够了。你和游击队一起去逛逛吧。队长，带他去吧，我们连自己也没有什么吃的了。”在这几句仿佛粗鲁的话之后，老大娘没有改变语调，接着说：“你们只要把他裹起来。雅可夫的军大衣太单薄，在寒气里要招凉的。”
我说，我有件皮袄在橇车里。
“好，老天保佑你吧。纳斯嘉，你把大炮①拿给他吧。用烂布包着，放在切尔尼多夫圣母像的背后呢。”
【 ①老大娘不熟悉武器，把手枪说成了大炮。】
小姑娘从黑暗的屋角里拿来一枝手枪，交给了雅可夫，又帮他穿上军大衣。雅可夫用发抖的手拉下飞机帽，向老大娘那边迈了几步。
“不要走过来，不必啦。”她劝阻道。
“普拉斯科夫雅·西多罗夫娜！”雅可夫叫道。“您就是我的母亲！我不会忘记……”
“够了，雅可夫，”老大娘答道。“我不是你的母亲，你也不是我的儿子。我做了我能做的事罢了；这么着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咱们的祖国。祝你健康，别生病，要是你将来打德国人，请你不要吝惜，为我开上一枪，也为这个纳斯嘉开上一枪。”
小姑娘也和我们一起走到街上，想帮助我们把雅可夫扶上橇车。但是我的人到了，她裹着外衣默默地站在台阶边。
“再见，好心的小妹妹。”我说。
“再见，亲爱的纳斯嘉，再谢你一次。如果我们再碰见的话，请便，只要你乐意，我的就是你的！”雅可夫感动地说。
纳斯嘉很有礼貌地把手伸给雅可夫、然后伸给我，伸给我的全体伙伴，接着轻轻地说：“费多罗夫叔叔……”
“说吧，说吧，”雅可夫鼓励她说。
“你们那边树林里……倘若能够……请打发人送一捆发火柴给奶奶吧。她说，至少得在临死前烤一次火……我原想自己去的，可是让她独自留下来可不行。”
当然，我允许第二天便派人送去。可是事情不凑巧，就在第二天早晨，德寇逼着我们大战一场。我们跟他们一直打到深夜；第三天也很紧张。直等过了两天，我才能派几名战士送木柴去给西多罗夫娜。除木柴以外，卡普拉诺夫还给她装了半袋面粉、一些面包干和肉。
战士们回来报告说，老大娘死了，房子已被钉上了木板。
我根本没有看见过她，只听到过她那嘶哑的、衰老的声音。我们没有及时遵行她的请求，感到非常惭愧。
巴丘克的信在写好以后两个月才来到我手里。而且还不是原信，只是它的口头叙述。在这段时间里，尼真出了什么事呢？由这位勇敢而聪明的盲人组织起来的小组，是不是还在活动呢？巴丘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答复呢？他是不是依然在考虑他向党的省委书记提出的一些问题呢？再说，他本人到底还在不在世上呢？
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其他的委员们都不知道。
要是我们现在答复巴丘克，给他明明白白的指令，那么他什么时候才会接到答复呢？我们反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派个人上他那儿去。我们既没有电话、无线电，也没有邮局。我们的通信员连乘车到他那里去都不可能。他们既不能坐火车、坐汽车，也不能起码，必须步行。自然，并不是轻易走去的，而是步步冒着生命的危险潜入的。
省委绝对无法随机应变地指导，也就是说，无法很快地响应发生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区里的事件，及时把意见、人员和武器支援他们。要知道我们本身和省支队一起也往往被迫变更自己的驻地。区委的使者们上列依明塔罗夫卡，有些甚至上古林诺，在那里只找到了我们的踪迹——空空洞洞的地下室、枪弹壳和德寇的尸体。有些区委通信员失去了找到我们的希望，回去了；大多数顽强不屈的人就向农民们打听奥尔连科游击队在哪里。可是，象读者早就知道的，由于某种原因，农民们并不十分乐意供给这种消息。
直到正月初，库兹马·库尔科在三个月的出差之后，才从雅勃隆诺夫卡区回来。他报告说，省委的忠实干部、地下工作者博依柯同志在领导一小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用油印机印了传单来分发，在农民中间进行口头宣传，还经常割断雅勃隆诺夫卡和波略丁之间的电话线和电报线。小组处死了两个卖国贼村长。就在最近，因为有人告密，伪警把博依柯同志逮捕了。他设法逃走，但在森林里被追上就地枪杀了。
现在领导雅勃隆诺夫卡基层组织的是一个叫兹林科的候补党员。这个小组不大，处境困难，目前的活动限于组织收听广播和印发有苏联情报部通报的传单。使同志们感到困难的，不单是因为德寇和伪警在追踪。这个小组的一部分组员是外来人。
“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库尔科在自己给省委的报告中说。“怎样谋得生活资料？游击队能够以战斗缴获德寇的供应品，可是地下工作人员呢，如果没有自己的生产事业，上哪儿去啊？他必须去做工。唉，现在哪有工作？如果在国营农场或者工厂里，那就有机会来鼓动，同时也有机会在群众中间解释真实的情况，发动怠工，其他的事情也都可能进行。唯一的不幸是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