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阉美捶⒏霰ǜ姘伞�
大家可能以为射击手和领航员都是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照我们后来查明，他们已经飞往敌人的后方轰炸过十二次，害怕的心情是由于恶劣的情报造成的。真可叹，在苏联后方，他们对德寇占领区的情况想象得完全不正确。他们以为这里完全聚集着德寇，必须时时刻刻东张西望，趴在地上爬。而现在，飞机驾驶员们还是深信，过不了五分钟，德寇一定会闯进医院里来。
一小时以后，支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带着两辆大车来到了。巴拉贝吩咐把四位飞机驾驶员全部送到支队驻地里去；同时命令把所有的武器从飞机上拆下来。可惜，无线电发报机被震碎了。
飞机指挥员沃洛丁直到森林里的篝火边才清醒过来。一明白是在苏维埃人们中间，他直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酬谢游击队。人家拿他的手提箱放在他床前。沃洛丁克服了要命的疼痛，打开箱子，拿出香烟、巧克力糖和最近的莫斯科报纸来分给了周围的人，接着又昏过去好一阵。
马克西莫夫和拉戈津过了三个星期便复原了。我们送他们越过了战线。第二驾驶员里雅博夫已能走动，只有沃洛丁还不能起床。我们拨了专用的橇车和马匹给他。他的两条腿已经上了五个月的石膏。
因此，沃洛丁躺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动身来到森林中的空地上，并且坐在橇车里指导建造飞机场的全部工作。
再过了两个月，沃洛丁可以拄着手杖走路了。他和叶麦里扬诺夫很要好，管他叫自己的救星。我们的年轻看护长实际在这位飞行员的行军床边坐了好多夜，救了沃洛丁的命，照护得很周到。可是不幸得很，他没有能够正确地放好石膏：沃洛丁用脚跟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机把沃洛丁运往莫斯科去了。在那边医院里，神妙的外科医生们矫正了他的脚骨。
沃洛丁在一九四三年重返前线。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还作了数以百计的战斗飞行。
我们把飞机场建成了。我们砍倒了二十来棵树，刨平了许多雪堆，指定了值班员，又供给了他们一些旗子。后来我们认定飞机未必会在白天出现，就给值班员们做了些灯笼。沃洛丁认为灯笼是废物，建议我们多备些火把。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拿些烂布缠在木棍上，放在重油或是煤油里浸一浸……”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连自己也笑起来了。木棍要多少有多少，烂布也不难找，但是煤油和重油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成了火把。我们花了好几天从枞树上刮下干结的树脂，熔化后，把缠着烂布的木棍浸进去。可是假如沃洛丁说必须弄到一颗二十五克拉的钻石，或是必须把整个飞机场都铺上地毯，说是没有这些，飞机便降落不成，我想，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的。
我们按照由无线电传达给我们的图形，在彼此离开一定的距离上布置了好多堆干树枝。当然，这是最好的、可以示范的干树枝，在树枝下面，铺上一层上好的稻草，准备好用一点火星便燃烧起来。除此以外，我们又在每一堆干树枝旁边放上一杯酒精，值班员们曾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连一口都不敢喝。他们一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必须把这些酒精泼在干树枝堆上，立刻点着……
我们等了很久。省委和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一连好几夜都骑马到飞机场去（它在距离我们营地五公里的地方）。白雪盖满了准备好了的干树枝，后来风又吹散了堆儿，再后来发现酒精不是被泼掉就是干掉了，而飞机总是没有出现。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声响都当作是马达声。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冬季的森林中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巨大的音响，特别是在夜里。可是在紧张的等候和十分激动的想象之下，是可能把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值班员们的谈话声、挂表的滴嗒声、甚至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当作快来到的飞机声的。
虽说沃洛丁本来应该很好地分辨出自己熟悉的声音，可是他也听不清了。
有一回，他下了命令。火酒泼上了，篝火也烧起来了……只有一堆篝火没燃着，没有构成必要的图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弄清楚那堆干树枝边的值班员睡着了，沃洛丁把他的鼾声当作了飞机引擎的轰隆声。
我们由无线电接到通知：“明日候机。”
我们问道：“昨天为什么不飞来呢？”
在回答中又是通知我们：明日候机。
于是我们理解到，原因有许多，我们不必全都知道。
二月十二日晚上，我们听到了均匀而响亮的嗡嗡声。不仅在机场上听到它，游击队的营地里也发出了喜气洋洋的警报。伤员们，即使是伤情最最严重的，也爬出了医院，想瞧上一眼；不待说，所有睡着的人都醒了。
我们迎着飞机放了几发火箭：两颗绿的、一颗红的和三颗白的。这是表示：“机场齐备，可以降落。”除此以外，它也表示：要是飞机不着陆的话，明天我们就得在和德寇的作战中来获得新的火箭，而且必须具备各种颜色的。要知道每次都改变图例的。
飞机没有着陆。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它们飞下来，在森林上空兜了两个圈子，转身便飞走了。
飞机一共是三架，更正确地说，我们在天空中看到了九颗明亮的、很快地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飞去的飞机的轰隆声已经开始平息，我们刚刚失望地骂了几句，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降落伞！”
夜是寒冷的，没有风。直对着篝火，极快地落下了一个人。穿着新的白毡靴、棉制服，戴着毛皮大帽子。他一边叫喊着什么，一边挥动着一只手。
接着我们又看见了一个。他正拼命地在扯紧一边的伞索来避开一棵枞树的树顶。
我们对他喊道：“靠右一些！”
他还是给树枝钩住了，吊起在离地三公尺的空中。他也穿着棉制服和白毡靴。
当我们向他跑近时，他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们是游击队员吗？”
“自己人，朋友，自己人！”大家回他说。
我们能够听到他轻松地舒可口气。接着用完全不同的声调喊道：“喂，请你们把我取下来吧，该死！让我到篝火边去烤烤吧。飞机没有暖气。”
在人们后面，箱子、包儿和麻袋都开始从天上落下来。它们十分准确地落在两公里的半径内。当夜我们便拾到了十二个包裹。
两名伞兵原来都是无线电报务员，很好的年青小伙子。不过，怎能说他们好呢！他们是穿着棉制服的天使，他们是奇迹，人人都想去拍拍他们的肩膀，或者哪怕碰一碰也成，好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但是卡普拉诺夫当场就命令把降落伞摺起来，点过数，好象还标上号码。当他发现伞绸上的一些窟窿时，伤心地摇着头。而箱子和麻袋呢，没有他在场，不许任何人接触。
直到所有的包儿全都堆集在一处之后，卡普拉诺夫才准许把它们打开。
我们的老诗人斯捷潘－舒普利克当夜背着人耽了一个钟头，然后在庆祝会的最热闹的时候带着诗回来了。
他自己没有朗诵，为了更出色一些，把诗交给了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瓦西里·赫穆利。
他爬上了最大的一只箱子，等到大家安静下来之后，朗诵道：
在松林的上空，
我们看到了飞机，
绕了一个大圈儿，——
还是瞧不到边际。
从地下室里爬出了病人，
忘了自己的苦痛，
出于很想，
看看咱们的机群。
它们找到了道路，
在游击队的营地里，
送来了援助。
大地上燃烧着火焰，
在高处——升起了火箭，
这是我们给飞机
约定了的信号。
飞到我们的附近，
飞机开始打圈儿，
低低下降，
准备着陆。
反坦克枪，
全部弹药，
还有给我们的好礼品－
烟叶和灌肠。
医药用品不少了－
病号很欢乐，
现在变得更愉快地
跟德寇作战。
两位同志着了地，
是从前方派来的，－
他们来到兵营里，
把一切讲给我们听。
为了咱们的政权，
为了亲爱的斯大林，
我们要打击混蛋的德寇，
为每一个人报仇！
我们收到了许多出色的礼物：两座配有电池的最新式的无线电台、八挺轻机枪和三挺重机枪、好几挺反坦克炮和十支冲锋枪。
老实说，游击队员们打听到大批包裹是多半是食品和服装以后，也稍微唠叨过一阵。然而这是很动人的。我们毕竟明白苏联后方的人民不会吃得这样好的。他们送给我们那么可口的东西，象真正的莫斯科腊肠呀，粒状的鱼子呀，水果罐头和头等的香烟呀。要是能带来多一些黄花烟，当然更好。特别是黄花烟可以装得更紧密些。漂亮的小盒子对我们简直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并不。以后这些盒子还对我们有用的。说来很奇怪，把它们用到鼓动工作里去了。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行军中驶进一座村庄，当一群老头儿围拢我时，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一匣新的卡兹别克香烟。
影响大得不得了。我让这只匣子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大家全看到了匣子背上的商标‘爪哇－莫斯科’。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真的和莫斯科有联系喽？”
一件物证比一千句空话更使农民信服。
我们那时收到的礼物最使人高兴的是五箱炸药和三卷最近的莫斯科报纸。
这些报纸都是当天的。不，我弄错了，报纸是二月十一日的，我们打开卷儿是在十二日早晨五点钟。可是那一夜营地里谁也没有睡觉，对我们来说是白天的延长。这真是魔术。我们在森林里，天晓得离莫斯科有多远，却在读着最近的真理报！在和平时期的切尔尼多夫，我们也难得这么按期收到中央的报纸。要知道真理报和消息报都是用纸型在基辅印刷的。我有半年多没看报了，象螃蟹似地钳着它们。我没有法子不把一切读完为止，包括广告在内。
大家在看报，游击队的营地变成了一所巨大的森林阅报室。可是已发下了最严厉的命令：不准用报纸来卷烟卷儿。就在第二天，我们把收到的四百份中央报纸中的三百五十份送到各区去了。十四名通信员带着我们特地出版的、通知和前线已经建立联系的传单，连同最猛烈的爆炸物——咱们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出去了。
我们的另一种爆炸物——炸药——使我们可能开始准备对铁路作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分队——破坏分队。不久我们的第一批爆破作业手就动身到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去了。
德寇继续调兵遣将。他们从诺伏－兹勃科夫、从哥美里、从巴赫马奇、从切尔尼多夫匆匆忙忙地用火车和卡车偷调了军队。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说，新来的部队在萧尔斯、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和科留可夫卡没有耽搁好久，只给他们休息了一昼夜，便立刻开到离我们驻地不远的一些村子里。
不难猜到他们在准备一次决定性的进攻。
根据尔凡诺夫的建议，我们决定采用这样的战术：打击分散的敌军，主要是袭击新来的部队，他们还没有熟悉环境。
三月八日夜里，我们歼灭了古塔·斯图登尼茨卡亚——距离我们森林六公里的一个大村庄里上的伪警卫戌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抓住并且处决了科留可夫卡的伪警察局长莫罗兹。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德寇少校的命令。命令中指出，伪警部队应在匈牙利军的团长克米里上尉领导下作战，他的司令部将设在伊凡诺夫卡镇上。我们派侦察员上那儿去。他们证实道：伊凡诺夫卡有不下二百名匈牙利兵和数目相等的伪警。
三月九日和十日，我们营地上空不时出现‘框子’——德寇的侦察机。我下令禁止点篝火和生炉子。
三月十一日早晨四时左右，我们的三个中队在波布特连科总指挥下在距伊凡诺夫卡七公里处下了橇车，在深雪中徒步继续推进；滑雪板不够，大多数战士不得不在齐胸的积雪中行走。可是一切的困难给很大的成就抵偿了。匈牙利人出乎意料，措手不及，真正的抵抗只经过四十分钟便结束了。
战斗是极紧张的。敌人至少有六挺重机枪、两尊小口径野炮、好几尊迫击炮；当然，他们配备的冲锋枪也比我们的好得多。到战斗快结束时，他们已经从萧尔斯叫来了飞机和增援部队。
但是这批增援部队也挨了狠狠地打击。匈牙利兵和伪警都逃跑了。我们完全占领了伊凡诺夫卡，虏获了大批战利品：四挺重机枪和八挺轻机枪、两万发子弹和许多食品，而最得时的是一百五十多条羊毛毯了。
我们在街上和屋子里一共清点到一百五十多个打死的德寇和伪警。
我方损失十二人。第一中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他是在唤起战士们进攻时牺牲的，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前额，仰面跌到在雪地里。
中队的政治知道员雷先科继承了指挥，率领战士们前进。这个中队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夜，在战斗以后，我们在叶林诺森林里安葬了战友们。
棺木装盛了用降落伞绸子包裹的第一中队指挥员西多尔·罗曼诺维奇·格罗明科的遗体。浸过树脂的火炬照耀着森林。全体省委会委员和全体指挥员轮流站在仪仗队中。
在关于死难同志们的卓著功绩的演讲以后，他们的遗体被放进了合葬的墓穴，这时候游击队员们为了他们的光荣齐放了四百支步枪的礼炮。
之后，战士们散了，游击队的森林里变得不习惯地寂静。人们躺在地下室里自己的板床上。他们打了许多小时仗，跑了许多路，都很疲乏了；可是仍然好久睡不着。大家躺在那里想，低声地谈着自己的想头，彼此讲着想起牺牲的人的一切。
在格罗明科带领过的一些中队的地下室里，念旧的悲伤情绪尤其显著。妇女们比较容易伤感，都哭了。你能在许多战士——不管是年青的或是年长的——的脸上看到困惑甚至某种怅惘的表情。
当一个受爱戴的、公正的、勇敢的指挥员牺牲时，很难使人完全相信他的死。我们认为他的指挥和勇敢是他不可损害的保证。我们认为由于他的优良品格应该受到赞赏，假如不是永垂不朽，至少也得长在人间。
波布特连科、雅列明科、德鲁日宁、尔凡诺夫和我走进了格罗明科住过的地下室。表面上的动机是为了必须把他的文件收集起来查阅一遍。可是，说实话，我们是想再看一下属于他个人的小角落，想象一下他在自己战士们中间活着的情景。
在一间住过四十个人的地下室里，一条一步宽的通路把一些普通的板铺分开，放着一张钉得很粗糙的木床。床的一角削得参差不齐。床头的上方，有一块灰色漂石的圆边从土中突出。
在漂石的旁边，从土中钻出了一颗已被磨得光光的松树根椿，椿头已被截去，但依旧活着。它分叉着弯向上方，象一对鹿角。波布特连科想起，格罗明科说过，这根树椿好象还在生长，我们在这儿的两个月里就长了五公分。
树椿上挂着一只图囊和一顶夏季的灰色便帽。这顶帽子是格罗明科在切尔尼多夫当种子检查站主任时戴的。
床上放了几本书当枕头，盖着一件干净的、但没有熨过的军装上衣。一块黑呢代替了床单，我们看到那上面放着一只在战斗前急忙中遗忘的电木肥皂盒——烟盒。里面除了两撮黄花烟以外，还放着一把锉刀，一块烧焦的、紧紧地卷着的废布和一片石英：一套用来打火的普通设备。
这就是战时成为游击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的全部财产。
我们在图囊里找到了一本普通的笔记本，半本写满了铅摘记，一张爱人的相片，还有一份摺成四叠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的真理报，上面登有斯大林同志的演讲词和相片。
回到司令部地下室后，我们翻阅了格罗明科的书籍和笔记本。书大约有十本，是偶然挑选的。全都是战斗中取来，在被毁坏的房屋里找到的。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卷、一本养蜂学的教科书、一本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什么参考书……格罗明科喜欢读书，在村子里作战时，不但自己寻找，而且还请战士们寻找，如果找着，一定送给他。
笔记本上有格罗明科对战士们发表过的讲话提纲，已经执行过的作战方案，还有显然匆匆忙忙写成的、简短的私人意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