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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只用禁止的方法是纠正不了的。我们应该引起反感，轻视那些酒色之徒和类似的人们的荒淫生活……”
加柳依继续说着。我在沉思默想，没有听他。
“……那么，将军同志，可以吗？”
“什么可以啊？”
“我请求把我调到济勃尼茨基支队里去。”
的确，同我们一块儿从克列特尼来的、而在这儿准备离开我们的济勃尼茨基支队里，有相当多的人在精神上近似加柳依——那些人都是过去的劳改分子和刑事犯。济勃尼茨基有本事管理他们，可是有些地方纵容他们。他这样下口令：“爵士乐队，跟我来！”
把加柳依放到济勃尼茨基那里去，就等于让他如鱼得水。当然，我们可以摆脱了他，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实说，我立刻想当场狠狠地打他几下嘴吧。如果说句坦白的话，我不会为他舍不得一颗子弹的：我不相信还能把他改造成个好人。不，这不是办法！应该把握自己，应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这时我脑子里有个滑稽可笑的主意。我平静地回答加柳依道：“到济勃尼茨基那里去吗？……这怎么行呢！……请原谅，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他回答道，毫不感到这里面有含意。
“那么，我亲爱的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我细瞧着他画的纸牌继续说，“我们需要有天才的人……我们缺少有文化的干部。你们怎么只有六个人打牌呢？应该把你们的经验推广一下……菲佳！”我把那个打输了的小伙子叫了过来。“你马上跑到司令部去，找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尔凡诺夫，那里有一卷德寇的宣传画，就是在勃拉金印刷厂里拿来的，叫他交给你。”
在菲佳跑去的时候，加柳依变戏法给我们看，我还和他打了一局‘六十六分’。我看到我的对手在玩花招，但是我装出一切都正常的样子。输了的时候，我甚至把军装上衣上的皮带也解了下来……应该用皮带、用皮带扣来抽这个家伙！可是我制止了自己。因为我们是在打‘脱衣服’。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能够把我脱得光光的，加柳依会得多么痛快。
我真幸运，菲佳带着粗粗的一卷宣传画回来了。
“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您计算用这些宣传画可以做出多少副牌呢？这里大概至少有五百张。”
“每两张宣传画可以做一副牌，”加柳依很内行地答道。
“好极了，您就干这个吧。我解除您的一切职务……好吗？”
加柳依瞧着我，不知道怎样接受我的话才好。起先他甚至于很高兴，快活得满面发亮。
“这就是说，”我继续说，“可以做出二百五十副牌来，是这样吗？……五天之内全数做成！明白吗？”
“但是……将军同志……”
“没有什么‘但是’。执行命令吧！没有剪刀吗？不要紧，可以用刀子切，用斧头劈，用牙齿咬，事情是怕能手干的，您不是能够做出这两副牌……”
当加柳依理解到我打算怎样来惩罚他时，他脸儿拉长了，嘴唇直发抖。他竭力设法感动我：“请您原谅……”
但是我这时已经忍不住火了，对他说：“你这个混蛋，你要日日夜夜给我涂，给我贴，给我描，一直到你看到这些牌就要恶心为止。马上就动手！……而你呢，菲佳，你来验收他的工作。主要，有所有的牌都不比这副牌坏。”
加柳依变了相，他那种厚颜无耻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剩了。小伙子们露骨地嘲笑他；菲佳勇敢到这种程度，竟对他扮鬼脸、伸舌头。
“他可以在两天里就做出来！”菲佳兴奋地叫道。
三天从早到晚，加柳依在把纸牌画面图案，并且贴好。游击队员们起床、做早操、游泳、上操，然后休息——玩耍、唱歌，而加柳依总是在贴呀画的。菲佳认真地在完成技术监督的角色。如果发觉有一副牌张数不足，或者牌上的人物画得不很清楚，就叫他重做。游击队员们常常成群地去瞧加柳依，公然讥笑他。在中队的墙报上出现了一副漫画：加柳依象苏丹一样盘着腿坐在那里掉眼泪。牌上的Ｋ、Ｑ和Ｊ在安慰着他。
第四天，加柳依送给我一张字条儿，苦苦哀求我接见他。
当他来到我这儿时，声音都发抖了。这个无礼的、放肆的、厚颜无耻的人真的要哭出来了。
“得了，去你的吧，把你做好的牌都拿来。”
我们燃起了一堆篝火，当中把这二十三副纸牌，连同早先他做好了卖在支队里的所有的纸牌都烧掉了。加柳依很高兴地带着轻松的心情亲自把纸牌扔进火去。
不，他没有纠正过来。但当然，他再也没有打过牌，也没有做过牌，最主要的是他在青年们中间永远失去了威信。他成了一个呆板的、可笑的人物……
……加柳依这个故事给我们说明了决不能对游击队员的闲空时间不加注意。应该用一些东西来引起小伙子们的兴趣，诱导他们。
有一次，我们联队的共青团委马鲁霞·柯瓦连科来看我，提议组织“篝火大会”。
“这是干么？”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知道，在我们这儿，特别是在‘老头儿’当中，有不少优秀的说书人。你在夜里听听吧。躺下去，难道立刻就睡得着吗！一定要谈起话来，谈起艰难的事业，谈起功绩，谈起战前的生活，谈起自己迫切的、倾诚的心事。我们有这样的饶舌家，使人甚至连听上五夜都说不完，而且多半是在篝火旁边。不知道为什么，但俄罗斯人在篝火旁边是无法沉默的……”
“那您建议什么呢，组织说书比赛吗，谁说得过谁吗？”
“我以为应该组织篝火旁边的座谈会。比如说，如果我们的‘老头儿’同志们和青年的补充队队员们谈谈自己的道路，那多么好。谈谈困难，谈谈愉快，谈谈怎样拼着自己的命来学习……”
想了一会儿，我和德鲁日宁对玛露霞说：“行动吧！”
五月下旬的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柯夫帕克的通信员突然到我们这儿来了。原来他的联队首先是向北走、然后向西拐，第二次渡过了普里皮亚齐河，并且在谢列兹尼夫卡村的地区里停留了下来，离我们的营地不到十五公里。不过。通信员虽然是柯夫帕克的人，但完成的任务却不是他的。他们带来了捷米扬同志的字条。
捷米扬同志问候我们，并且请我们去。通信员小声对我说，这位捷米扬同志不是别人，而是乌克兰共产党（布）地下中央的书记捷米扬·谢尔盖耶维奇·柯罗特琴科。他是在我们去袭击以后过了一星期到柯夫帕克这里来的。
当天我和德鲁日宁就到柯夫帕克的驻地去了。我们一路想，给捷米扬讲些什么，他一定会要求我们做个汇报。我们安静地走去，没有袭击的危险。跟我们的一共只有四名弟兄。不久以前，我们这样走连想都不敢想！可是在这里至少五十公里的半径中，是游击队的统治地带。
“伏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我直爽地说，你在这个时期内变年青了……”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你也变成这样有光彩了，还穿了将军的制服：正适合去检阅或者结婚……但是玩笑总归是玩笑，最好好是让我们来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可以被责难的，我们在这时是否游手好闲呢？当然，对迟延不进说来，客观原因是够多的。第一是没有给我们送来武器，第二……”
“等一等，伏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题不在辩护上。”
“我也是说……”
我们开始沉思，捷米扬怎样看待我们的游击“大学”。
但是这时到了柯夫帕克联队的哨所，这里已经有人在等候我们。给我们指出远远的林中空地，在那里可以看到一群人。
捷米扬支着两支手臂躺在草地上。就在这里躺着和坐着的，看来是吃了午饭在休息，有柯夫帕克、鲁德尼夫、巴兹马、萨布罗夫。
我们下了马，在同我们问好以前，捷米扬喊道：“等一会儿，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不是，您停一下，站一会儿。我想看看您穿的将军的制服合不合身……还可以，说实话，偶上映。变成一位威风凛凛的将军了！同志们，你们以为怎样？”
然后，他站起身来，亲热地和我们问了好，邀我们在他旁边坐下。
我们和所有的人握了手。我瞧着一边向萨布罗夫问好，以便不露出我的恶意。
“同志们，”捷米扬向着我和德鲁日宁继续说，“我本来以为在这儿会遇到险恶的、充满艰难和经常冒险的游击生活，而实际上却是在休息。老实说，我好久没有觉得自己这样舒服了。”
鲁德尼夫反对道：“可是在经过普里皮亚齐河的渡口呢……不，捷米扬同志，您交了运。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德寇那么厉害地打了我们一阵，够受的！”
“嗯，事情已经过去了，”柯罗特琴科插进来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听到过你们的事儿。那么，你们随身带着半公里窄轨路基吗？”
我给捷米扬叙述了我们的游击“大学”的情形。
“我一开始就那样理解了，”他说。“同志们，一般说来，从事认真地来训练人员，全面的学习，你们做得很对。就这方面来说，应该不惜时间，它是自行补偿的。顺便说说，斯特罗卡奇同志就要在这几天和斯塔列诺夫上校一块儿飞来，记得这个人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斯塔捏诺夫呢？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间在切尔尼多夫教过我们使用炸药，那时我们还只是未来的游击队员。他给我们上过最初的几堂课，有一堂课上，我口袋里燃起了一盒特制的火柴，直到现在，我腿上还有那次灼伤的纪念。
“斯塔列诺夫留在我们这里吗？”我带着希望问道。要能得到这样一位爆炸工作的能手是太好了。
“未必留在这里。当然，我们会派这种工作的专家到你们那儿和其他大规模的联队去的。斯特罗卡奇在挑选人员……派到你们那里去的是个有才干的青年人耶洛罗夫。我想，您，费多罗夫同志，特别是您，德鲁日宁同志，要注意这点。应该收集有关德寇的农业经济‘政策’的他们正在推广的制度的一切资料。我们应该了解，不论是战斗的也好，是经济组织的也好，都是敌人的武器……费多罗夫同志，我们这几天要召开一次会议。我特别请求您作一次关于所有的这些农村经济的、‘文化的’和其他类似的机关的活动的报导。”
我们还谈了很久，又在柯夫帕克的新营地里走了一下。
抓着好机会，我问鲁德尼夫道：“捷米扬从哪里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事的？”
“萨布罗夫讲的。他很夸奖你们的人员和你们的一切措施……”
噢，原来是这样！这倒是令人满意的。我还想了一下，大概萨布罗夫本人还不知道他的部下截留了送给我们的辎重吧。我决定，在没有和萨布罗夫再谈一次以前，暂时不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在捷米扬面前提出来。
当晚，我们回到自己这儿来了。应该准备召开联队的党务会议，准备召开所有在这里活动的支队指挥员会议和地下党中央委员会议。
我们从柯夫帕克那里回来，就参加了第一次的“篝火大会”。
篝火是在森林边缘的斜坡下面的一株老橡树旁燃起来的。听众不是坐着就是躺在繁茂的草坡上。讲故事的人安顿在篝火近边，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而他却因为篝火挡着，几乎看不到自己的听众。这样连害臊的人也不胆怯了。
发言的同志都是饱经世故、历尽艰难的人。他们知道，在自己面前的都是青年、小伙子和小姑娘，为了做真正的游击队员，他们还会碰到许多钉子。
当我和德鲁日宁来到的时候，谈话刚刚开始。谈话的是爆破分队指挥员阿列克赛·萨季连科，正在和一个人争论。
知道萨季连科开始辩论是为了推动人们而来开炮呢，还是真的被引动了，不过他却是很激动地在说：“……而我的原则……”他把身子转向听众，说：“也许有些青年不知道‘原则’这个词儿是意味着什么？我来解释：就是新年。我的坚决的新年是不应该凭空冒险。‘不知深浅别下水’……”为了找一个例子，他想了一会儿。“就拿这个来说吧，怎么能够把卡拉－斯托杨诺娃牺牲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是瓦洛佳·帕夫洛夫，从原位上跳了起来大声疾呼道。他把伙伴们推开，跑到篝火跟前。“我对你，我尊敬您，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您是知道这点的，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可是应该先想想再说话。”
“我正好坐着在想呢：你干么这么样冲动？”
“你是在说废话，这么一来，卡拉－斯托杨诺娃是白白牺牲了吗？”
“那为什么，您回答一下，她为什么爬过去战斗呢？”
“可以！她忍不住要把一切都看到，都记下来，然后通过报纸叙述给几百万共青团员，给我们全体苏联青年，描写一下你们，描写一下巴利茨基，描写一下瓦夏·柯罗勃科……我不知道别人怎样，而我和您，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都是爆破手，所以在两个月中，已经很清楚地了解了丽利亚·卡拉－斯托扬诺娃。她几乎没有一天不上我们那儿去，又访问，又争论。我记得，她要和我们一块儿到铁路上去，请求允许她去埋放地雷……”
马鲁夏·柯瓦连科打断了华洛佳的话：“你别教育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了，最好还是给青年们谈谈故事吧。”
“我没有准备来讲。”
“华洛佳，你就不用准备了。丽利亚是值得人家给我们青年同志们来讲讲她的事迹的。他们不了解她……总之，你说对了。比如说，我也认为她是像真正的革命者一样英勇地牺牲了。我告诉您，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不久以前，有几位同志从莫斯科飞到这里游击队里来。这些鼓动员、宣传员、爆破手、新闻记者，还有一位天才的青年作家伊凡·曼尼希科夫……都是专门培养出来的。飞机在空中爆炸毁了……真是不幸的事情……全体同志都牺牲了。难道我们应该认为他们是白白牺牲的吗？我不能同意。华洛佳，你理解了我的用场吗？……呃，这就好了。”
“帕伏洛夫同志，说下去吧，”萨季连科说。“你不是很了解丽利亚，甚至于看来有些爱上了她吗？”
“您别这样想，”华洛佳涨红了脸说。“这对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唉，就是爱上了又怎么样！”他挑起战来了。“我对她，作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典型的女子，共青团员……嗯，我是喜欢她的！这样勇敢，这样直爽！”华洛佳说一句，就用右手的拳头在左手掌上打一下，“应该理解，在战争时期，在头一天，在头一个小时，就可以牺牲，何况象丽利亚那样过了两个月才牺牲。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夜间被法西斯军队巨大的力量所袭击的边防军，难道其中受到第一批意外的、背叛的子弹的边防军人是白白牺牲的吗？难道他们是笨虫吗？当然，在我们当中，在新来的人当中，有不少年纪比我大的人。他们会得说：‘你来教人家，年纪还太青呢！”的确，我还年青，我也没有准备去教人家。只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能不能去战斗，并且共同去参加游击队，对这件事预料一定会活下去，而如果牺牲，也一定是壮丽的，象所谓‘管笛齐鸣’的牺牲的，这样的打算才真是愚笨。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同样地尊敬在三个人抵抗一百个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的彼佳·罗曼诺夫，也同样地尊敬在侦察中偶然碰上了德寇地雷而牺牲的人……”
“侦察员应该感觉到，”萨马尔琴科打断了华洛佳的话。“侦察员应该用嗅觉来确定有没有地雷。如果都是那么碰上地雷的话，那……”
“你等一会儿，”华洛佳避开他的话说。“我问你，我们为什么都爱她？丽利亚曾经到莫斯科大饭店去找过我们的司令员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多少次，好说歹说：‘到我到游击队里去吧。’这位年青的女记者还有个儿子呢。‘您身体娇弱，而我们那里有艰苦的行军，有时侯还要捱饿，不得不尝尝没有盐的生马肉。而您又是这样的柔弱……’对不对，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我点了点头。华洛佳继续说道：“而下一次，她穿着白色短皮袄、毡靴，戴着皮帽子来了。‘现在我不那样柔弱了吧？’她给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叙述了她的家长是谁，她的童年又是怎样。于是我们的司令员就同意了。他说：‘短皮袄，谁都能穿，这难道是身强力壮的证明吗？您所讲的那些是另一回事。的确，您有权当游击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