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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雪山草地时，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最后到达陕北的只有精壮的兄弟二人。
于是，幸存下来的亲人们，开始了寻找与被寻找的过程——
一
一则寻亲启事，打破了我们侯家几十口人平静的生活
2004年11月，出现在媒体上的一则寻亲启事，打破了我们侯家几十口人平静的生活。
月初，在益阳工作的二弟侯德长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个节目上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瓦切乡，一个藏名叫罗尔伍、汉名叫侯德明的流散老红军寻找他湖南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的亲人。全家人怀疑这个侯德明有可能就是我父亲侯清芝的前妻刘大妹六十九年前在草原上失散后生下的孩子。
我做生意在外面到处跑，被弟妹们很快喊回来。因为我是老大——我叫侯德永啦！大家要我带头，组织去四川寻亲。于是我们兄弟姐妹九人九大家开会，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一定要把侯德明找到，看他是不是我们的亲人。
11月13日，在这个和六十九年前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时间几乎重叠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组成的八人寻亲团正式上路了，前往四川阿坝州红原县。这八人寻亲团，有我和我爱人，有老五侯德山两口子，有老九侯德国，八妹侯德满的爱人等，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人，我们的幺叔侯宗元——他是亲历过长征，又是当时一家八口过长征现在唯一活着的人，长征时他只有七岁。
二
要讲我们侯家寻亲的事，还得从我们一家八口参加红军讲起
我们侯家好几代人都是木匠出身，到我爷爷侯昌仟时还是做木匠。那时我们家有十四亩山田，爷爷做木匠，我幺爷爷——就是我爷爷的弟弟侯昌贵，他种田，日子虽然贫苦，但一家人还不至于饿肚子。
有个叫罗杨之的地主，看上了我们侯家的山田。他大老婆的哥哥张里清是个土匪头目，便暗地里指使张里清带着枪兵，来到我们家，说我爷爷欠着他三年的担待费，有两万多串。爷爷拿不出钱，张里清就把爷爷只有五岁的二儿子——就是我二叔侯清平抢去，要爷爷拿钱赎人。爷爷拿不出钱，只好拿十四亩山田换回我二叔。
没了山田，一家人只好靠打柴、挖荒山、种包谷为生。没法过下去，爷爷就带着全家到永顺、慈利、桃源一带讨米为生。那些年头，幺爷爷给人当挑夫去了。爷爷带着老小一家讨了几年米，来到大庸侯家湾，本想认下族亲，靠做长工打短工为生。哪想到侯家的地主嫌他们是叫化子，辱没了族人，将他们赶出来。爷爷只好又带着一家子回到山上，靠打柴、挖荒山、种包谷度日。
穷人受欺凌是经常的事，我父亲侯清芝十四岁时，被匪连长楚云武叫去给他看五头牛，因看管不过来，遭到他的管家赵恶人的毒打。父亲被放回家，躺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走路。
我姑姑侯幺妹十四岁时，出去讨米，讨得一碗肉一小袋米，高高兴兴回家来，就因为在恶霸地主陈麻子的水田里捧了两口水喝，陈麻子就放恶狗追咬她。姑姑要不是把手里的一碗肉丢给恶狗吃了，小命就没了。可陈麻子还是不放过姑姑，派狗腿子把她抓去，讲要她给他做一年工，才可免她的罪。爷爷上了好几次门，讲尽好话，陈麻子就是不放人。
陈麻子抓姑姑的那些天，贺龙带着穷人的队伍正好打进了大庸城。
那是1934年冬天的事。
我幺爷爷进城去卖柴，在大街上正好遇到贺龙，贺龙认得他，一开口就喊，老侯，你还活着。
原来我幺爷爷早些年跟着贺龙的队伍当过一段时间挑夫，到了江西，他不想回来了，就留在了贺龙的队伍里当兵，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之后贺龙的部队扎到湖南耒阳一带开辟根据地，不久被广东军围剿，敌强我弱，只好退到洪湖一带。此时幺爷爷与部队失散了，只好讨米回家，一心一意等着贺龙打回来。
幺爷爷拉住贺龙的手，想到一家人遭受的冤屈和磨难，忍不住流泪了。贺龙比他差不多高出一个头，他拍着他的肩膀说，老侯，你有么冤屈你讲！
幺爷爷抬起头，跟贺龙说，贺军长，你要替我家出这口恶气呀！
幺爷爷把我姑姑被抓的事跟贺龙说了。
贺龙说，老侯你今天只管回去，我们明天就把那个恶霸抓起来。贺龙又说，老侯你回去跟你家里人说，跟农友们说，大庸现在是咱穷人的天下了，咱们谁也不用怕。
第二天，陈麻子就被抓起来，关进城里大牢，没一个月就被枪毙了。
几天后，我幺爷爷当上了东北市区的游击大队长。
在幺爷爷的动员下，爷爷把他的两个儿子，就是我父亲侯清芝和二叔侯清平送去当了红军。他自己也当上了东北市区的土地委员，带领农友们搞土改，不分日夜地核实土地，一丘田一丘田插牌牌，他比谁都忙。
1935年3月，听说红军要撤离大庸了，爷爷和我奶奶——我奶奶叫殷成福，两口子急得一夜没合眼。他们担心红军走了，国民党军队又要卷土重来，奶奶问爷爷怎么办？爷爷说，国民党来了，我就和他们拼命，脑壳掉了只碗大个疤。
奶奶叹了口气说，两个儿子，还有弟弟昌贵都是红军的人，你死了倒好，一了百了，我、幺妹和九生娃怎么办？奶奶说的幺妹，是我姑姑侯幺妹，九生娃就是我幺叔侯宗元，那一年他只有七岁。
爷爷想了大半夜最后说，我们走，都跟着红军走！
天刚蒙蒙亮，爷爷、奶奶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县城，走进省军区司令部。
他找到红军的一位指导员说，你们走，我们也跟着走！
爷爷是东北市区土改运动的土地委员，那个指导员认识他，他说，不行呀，你家里有老婆儿女，你走了，他们怎么办？
爷爷好说歹说，那位指导员就是不答应。
这时，出来一位身材高大、留着一字胡、叼着烟斗的首长，这人就是鼎鼎有名的贺龙将军。老百姓谁都认得他，爷爷喊他，贺将军您好！
贺龙点点头说，你叫侯昌仟，是个要饭的，现在你是东北市区的土地委员，对不对？
爷爷怎么也想不到，贺将军统帅千军万马，竟然对自己了解得这么深，他眼泪都快出来了，说，我是你们救出来的，你们要走，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贺龙劝他，你还是不要去，行军打仗很苦，说不定还要掉脑壳。
爷爷说，贺将军，我一家人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说吃苦，我一家人什么苦没吃过？要怕死，我就不会带着婆娘儿女来找你们了。
贺将军狠抽了口烟，沉思起来。他鼻孔里喷出浓浓的烟雾，烟雾在他面前飘来飘去。
过了好半天，贺龙将军把烟斗往鞋底上一磕，说，好吧，要走就走吧！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都当上了红军，都在红二军团。
红二、六军团撤离大庸后，一直到长征出发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湘西，一直在永顺、龙山、桑植等地打游击。父亲侯清芝和刘大妹就是那段时间认识、结婚的。
刘大妹是桑植瑞塔铺人，她、她哥和她爹娘全家也参加了红军。她和父亲结婚时，双方父母替他们操办了这场婚事。
红军在桑植陈家河打了个大胜仗，在打那一仗时，刘大妹的爹娘和哥哥都死了，只剩下她一个，这样她完全成了我们侯家人。
打那一仗时，爷爷缴获了两大一小三匹马，他拉着马前去交公时，遇见了贺龙军长，贺军长说，老侯，这匹小马你就不要交了，你有一个小孩，这马可以驮被窝，也可以驮小孩。
爷爷会木匠活，得到小马，就高兴地做了个座椅样的马鞍，让小儿子骑在上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一直到过雪山前，一家人除了我姑姑在贵州挂过彩外，其他人都安然无恙。一路上，七岁的幺叔都骑在马背上，部队行军时，一家人很难在一块儿，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奶奶身边。
红二、六军团是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刘家坪开始长征的。在这之前，前母刘大妹就怀上了孩子。长征后第二天，红军赶到大庸黄家铺抢渡澧水河，部队开始抢渡时受挫，死了一个团长，一个少共书记和一个参谋长，局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对岸有敌人阻击，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河上搭不上浮桥。刘大妹找到正准备先行渡河的父亲说，没有桥怎么过河？我父亲说，没办法，只有游过去了。刘大妹流着泪说，清芝，我有孩子了。我不想走了，我想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父亲看到她脸色黄黄的，身子也虚弱下来，行军一定会很难，他心里有些难过，也想留下来和她一起过日子。可他想到自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部队又在打仗，这样走了很不光彩。正在这时，一家之主的爷爷来了。
父亲把妻子怀孕的事跟爷爷说了，他说，爹，我想把大妹送回家。
爷爷把脸一沉，说，什么？回家去？你家在哪里？你没听说我们走后，红军家属被国民党杀害，有的被挖了心肝，有的被剥了脑壳皮！
爷爷又转过脸对他儿媳说，你娘家也有几个被杀了，你回去还不是送死？
刘大妹听了我爷爷的话，对父亲说，清芝，你放心到前面去，我会跟来的。
后来，奶奶、姑姑、前母以及还只有七岁的幺叔，还有其它的妇女、小孩，是从一个小船上过去的。而那些冲锋陷阵、身强力壮的战士，都是在他们之前边打枪边踩水过河的。
长征路上，奶奶、刘大妹、小姑、幺叔一直在家属连。刘大妹身怀有孕，爷爷、奶奶对她疼极了。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住下来，爷爷为部队筹粮时，总有办法搞到酸杏、三月泡或酸菜什么的，然后想办法送过去。奶奶在家属连的工作是在炊事班烧火做饭，闲下来时就帮着战士们缝补衣服。有一次幺叔看见她不断收集破布破衣，就问她：妈，是不是想给我做件新衣。
奶奶把他的鼻子刮一下，说：美的你，你没看你嫂嫂肚子一天天大了，你要做幺幺了！
奶奶飞针走线，那东西很快成形了，幺叔拿过来一看，原来她缝的是一块兜兜。那是围在小孩的下巴下面，遮挡小孩流下的涎水，以防打湿衣服，也是一种装饰。虽是几块土布拼贴，可是经了奶奶精心缝合，显得又结实又好看。
幺叔拿在手里看来看去，总觉得还欠缺点什么，他在奶奶收集的布料中找到一块红布，说：妈，你剪一个红五星，再把红五星缝到兜兜上面，到时，我那小侄子戴了，就成了一个小小红军了。
奶奶一笑，果然就剪了个红五星，一会儿就缝上去了。
那兜兜是给她未出世的小孙子的。
后来过雪山草地时，姑姑、前母不幸与奶奶失散。奶奶历尽千难万险，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后来的好多年里，奶奶都断定刘大妹肚里那个孩子生在了草原上。
我们今天要去寻找的，就是那一个孩子。
三
要是不能确定侯德明是不是我们的大哥怎么办
我们这次去四川红原，在见到侯德明之前，心里一直存有一个疑问。
我爹和我前母是在1935年的10月有那个孩子的，如果后来前母生下那个孩子的话，到今年应是六十九岁。可寻亲启事上说的侯德明的年纪是八十四岁，他与我们要找的人年纪相差太大了。
一家人为是不是去红原争论开了。有的说不去，有的说去。不去的理由是，既然年纪相差这么大，说明侯德明不是我们的嫡亲大哥，那么我们去红原，就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去的理由是：一、侯德明的那个“德”是侯家的一个辈分，和我们是平辈人，至于年纪，或许是有一个什么特殊原因，侯德明故意把他的年纪说得那么大的；二、父亲在世时好像说过，当年大庸姓侯的当红军的只有我们一家，侯德明如果真是大庸人的话，那他八成就是我们的大哥了；三、侯德明网上的照片和父亲以及我有些相像；四、前母失散的地点正是阿坝州的红原那一带。
最后去的理由胜过不去的理由，全家人一致决定，还是去。
出发之前，我们一大家去了父亲和奶奶坟前，为他们烧了香，告诉他们我们就要去红原找那个孩子——我们的大哥去了。
我们寻亲团坐一辆商务车，从张家界出发，走龙山，湖北的来凤、咸丰，重庆的黔江、彭水、武隆等地，再走四川的成都、都江堰、理县等地，最后到达红原，途经四个省二十多个县市，行程两千公里。我们走的有些地方正好是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
一路上，我们寻亲团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八十四岁的侯德明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大哥。我们设想了和侯德明见面之后会出现的几种情况：一、能够确定侯德明是我们的大哥；二、能够确定侯德明不是我们的大哥；三、不能够确定侯德明是不是我们的大哥。对于前面两种情况，我们都好办，而最让人左右为难的就是第三种情况。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为此事又一番商量，最后决定：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带侯德明去成都进行DNA鉴定，让现代科学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疑问。
四
过完雪山，姑姑和前母就与奶奶失散了
过雪山草地时，一家八口是分作三伙行军的。爷爷是筹粮队队长，他带着幺叔走在队伍最前面，幺叔骑的那匹马，让给了身怀有孕的前母刘大妹；父亲、二叔和幺爷爷随大部队行动；奶奶、姑姑和刘大妹随家属连走在队伍的最后面。
刘大妹本来是骑马的，可一爬雪山，奶奶和很多红军战士一样，得了伤寒和疟疾，又发高烧又拉肚子，那马就让给了奶奶骑。
过完雪山，家属连遇上了藏匪——就是藏人土匪啦！当地人叫他们蛮子。这些人不了解红军，以为汉人都是坏的，何况还是汉人的军队，就更坏。他们以强占女人为嗜好，很凶残，烧、杀、抢、奸，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奶奶后来说，他们就是被这些人打散的。
那时家属连已过完雪山，接近草地了，刚坐下来休息，突然从远处冲来一队骑马的人，穿着藏人衣服，留着长长的头发，像恶鬼一样嗷嗷尖叫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这伙人就朝他们开枪了。双方交火极短暂，家属连持枪还击的男人很快被打死。然后，他们就用手中藏牛皮做的抛石器和马鞭对付这些汉人女人了。一路上，这些女人又冷又饿又有病，本来就虚弱得不行了，藏匪们抛出的很有准头的黑石头，和噼噼啪啪舞动着的马鞭，把女人们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当即就昏死过去。
奶奶也挨了一马鞭，她病得厉害，从马上一下子栽下来，然后就什么也不晓得了。奶奶醒过来，见到的全是地上被藏匪打死的男人。一时间，她不知怎么办好，悲伤、恐惧、饥饿、寒冷、疾病一起涌上心头，她又昏眩过去。
又不知过去了多久，奶奶慢慢醒转，她拱起身子坐起来……她不知道姑姑和前母她们到哪里去了，她们是否还活着，还有前母肚子里的孩子，那可是咱们侯家的骨血呀！
奶奶越想越伤心，她捂住自己的脸，面对茫茫草地呜呜呜地哭起来……
五
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在我母亲之前，还有一个妻子。可我觉得，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与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我的感觉里，父亲的前妻似乎是我们上辈子的某个亲戚，她是我们家族里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一个永远也不会出场的人物。
而我确切地知道父亲心里一直牵挂那个孩子，是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父亲在去世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能吃能喝，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我后来一直怀疑，他自己是否预感到了，他将不久于人世，才对我有那番嘱托的。
那是1987年3月的一个晚上，父亲穿着一套洗得发了白的军装，来到我的房间，他在靠窗户下面一把靠背椅子上坐下，他的样子显得有些神秘而又郑重其事。他沉默了好一会，才与我说事：
德永啊！有件事我得给你说说，我怕哪天突然不在了，这件事就要随我进棺材了。
父亲要说的事，就是七十年前他结发妻子刘大妹肚子里怀着的那个孩子，父亲推断要是当初刘大妹生下那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就有可能还活着。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除我们外，父亲还有一个孩子，生活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德永啊，要是有一天有了你那个哥哥或姐姐的消息，你一定要去找一找，你要告诉他，爸爸生前找过他们母子，只是没有找到。
父亲又说，德永啊，这也是爸爸生前唯一托你办的事。
想不到十七年后的2004年，终于有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