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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十日《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本诗是书赠陶轩的；诗中“夜气”作“遥夜”，“压”作“拥”，“瑶”作“湘”。
丁君 指丁玲，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六月间盛传她在南京遇害，鲁迅因作本诗。
〔２〕 剪柳春风 唐代贺知章《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赠人〔１〕
明眸越女罢晨装，荇水荷风是旧乡。〔２〕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３〕
其二
秦女端容理玉筝，梁尘踊跃夜风轻。〔４〕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５〕
七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本诗是书赠日本森本清八的；诗中“理”作“弄”，“但”作“独”。
〔２〕 越女 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越女，原指西施，也泛指江浙一带的女子。
〔３〕 唱尽新词欢不见 唐代刘禹锡《踏歌词四首》之一：“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露映树鹧鸪鸣。”欢，古代吴声歌曲中对情人的称谓。
〔４〕 秦女 相传秦穆公女名弄玉，能吹箫作凤鸣（见《列仙传》）。这里泛指善弹奏的女子。梁尘踊跃，形容乐声的动人。《艺文类聚》卷四十三引刘向《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
〔５〕 奔星 《尔雅。释天》“奔星”注：“流星大而疾，曰奔。”
《晋书。天文志（中）》：奔星“声隆隆者，怒之象也”。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１〕
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２〕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３〕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４〕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十二月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据《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本诗是为当时郁达夫妻子王映霞写的；诗中“假”作“遐”，“风波”作“风沙”。
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一九二八年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迷途的羔羊》、《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郁达夫于一九三三年春迁往杭州，并拟定居。后来他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
〔２〕 钱王登假 钱王即钱槿（８５２—９３２），临安（今浙江杭州）
人，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登假，同登遐，旧称帝王的死亡为登假。《礼记。曲礼下》：“告丧，曰‘天王登假’。”汉代郑玄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伍相随波，伍相，即伍子胥（？—前４８４），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他出奔吴国，助吴伐楚。后劝吴王夫差灭越，吴王不听，赐剑迫令自刎，“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
〔３〕 平楚 南朝齐谢粕《宣城郡内望远》：“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明代杨慎《升庵诗话》：“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所谓平林也。”
高岑，三国魏王粲《登楼赋》：“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４〕 将军岳 指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将领。后被主和派赵构（宋高宗）、秦桧谋害。杭州西湖畔有岳坟。处士林，指林逋（９６７—１０２８），字君复，谥号和靖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代诗人。
隐居西湖孤山，喜种梅养鹤。著有《和靖诗集》。孤山有他的坟墓、鹤关和放鹤亭。
附录
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
《奔流》编校后记〔１〕
一
创作自有他本身证明，翻译也有译者已经解释的。现在只将编后想到的另外的事，写上几句——甚少。这一篇《Ｈａｍｌｅｔ ｕｎｄ 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３〕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Ｈａｍｌｅｔ》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Ｄｏｎ Ｑｕｉｃｈｏｔｔｅ》则只有林纾〔４〕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５〕君正在大发《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
《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惩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Ｔｕｒｇｅｎｊｅｗ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 ｔｙｐｅ”〔６〕，来和一生瞑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Ｈａｍｌｅｔ相对照。后来又有人和这专凭理想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ｉｓｍ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Ｍａｒｘｉｓｍ式”。中国现在也有人嚷些什么“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了，〔７〕但因为实在并没有看过这一部书，所以和实际是一点不对的。
《大旱的消失》〔８〕是Ｅｓｓａｙ，作者的底细，我不知道，只知道是１９０２年死的。Ｅｓｓａｙ本来不容易译，在此只想绍介一个格式。将来倘能得到这一类的文章，也还想登下去。
跋司珂（Ｖａｓｃｏ）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Ｐｙ－ｒｅｎｅｅｓ〔９〕
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Ｐｉｏ Ｂａｒｏｊａ ｙ Ｎｅｓｓｉ）
〔１０〕就禀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
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Ｒｉｃａｒｄｏ〔１１〕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Ｒｉｃａｒｄｏ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Ｖｉｃｅｎｔｅ Ｂｌａｓｃｏ Ｉｂａ′ｎfｅｚ〔１２〕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他的著？髦两翊笤加兴氖郑嗍浅てＵ饫锏男∑匪钠玻保场常谴尤毡镜摹逗Ｍ馕难卵 返谑唷栋纤剧婺粮璧鳌纺冢捞锟矶ā玻保础车囊胛闹胤模辉叮郑椋洌幔？
Ｓｏｍｂｒｉａｓ》〔１５〕，因为所写的是跋司珂族的性情，所以仍用日译的题目。
今年一说起“近视眼看匾”来，似乎很有几个自命批评家郁郁不乐，又来大做其他的批评。〔１６〕为免去蒙冤起见，只好特替作者在此声明几句：这故事原是一种民间传说，作者取来编作“狂言”样子，〔１７〕还在前年的秋天，本豫备登在《波艇》〔１８〕上的。
倘若其中仍有冒犯了批评家的处所，那实在是老百姓的眼睛也很亮，能看出共通的暗病的缘故，怪不得传述者的。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１９〕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２０〕，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不过是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２１〕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２２〕的人们；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２３〕们自然也主张支持劳动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几个是委员，如Ｖｏｒｏｎｓｋｙ，Ｂｕｋｈａｒｉｎ，Ｉａｋｏｖｌｅｖ，Ｔｒｏ－ｔｓｋｙ，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２４〕等；也有“锻冶厂”〔２５〕一派，如Ｐｌｅｔｎｉ－ｊｏｖ〔２６〕；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Ｖａｒｄｉｎ，Ｌｅｌｅｖ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ｂａｃｈ，Ｒｏｄｏｖ，Ｂｅｓａｍｅｎｓｋｙ〔２７〕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Ｖｏｒｏｎｓｋｙ，《赤色新地》〔２８〕的编辑者；对于他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ＬｅｌｅFｖｉ－ｔｃｈ曾有一篇《作为生活？橹囊帐酢罚貌脊值亩ㄒ澹砸帐跷案星榈钠毡榛钡姆椒ǎ⑶抑刚郑铮颍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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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其中有几个空字，是原译本如此，因无别国译本，不敢妄补，倘有备着原书，通函见教，或指正其错误的，必当随时补正。
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鲁迅。
二
纸数的关系，只能分登两期了。篇末有译者附记，以为“小说里有一种Ｋ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３３〕的倾向，同时还有一种厌世的东洋色彩”，这是极确凿的。但作者究竟是德国人，所以也终于不脱日耳曼气，要绘图立说，来发明“幸福的摆”，自视为生路，而其实又是死因。我想，东洋思想的极致，是在不来发明这样的“摆”，不但不来，并且不想；不但不想到“幸福的摆”，并且连世间有所谓“摆”这一种劳什子也不想到。这是令人长寿平安，使国古老拖延的秘法。老聃作五千言，释迦有恒河沙数说〔３４〕，也还是东洋人中的“好事之徒”也。
奥国人Ｒｅｎｅ′ Ｆｕｅｌｏｅｐ－Ｍｉｌｌｅｒ〔３５〕的叙述苏俄状况的书，原名不知道是什么，英译本曰《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Ｆａｃｅ
ｏｆ 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今年上海似乎到得很不少。那叙述，虽说是客观的，然而倒是指摘缺点的地方多，惟有插画二百余，则很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因为图画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很难由第三者从中作梗的。可惜有些“艺术家”，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拾谷虹儿，〔３６〕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这里翻印了两张，都是Ｉ。ＡｎFｎｅｎｋｏｖ〔３７〕所作的画像；关于这？瘢哒庋怠啊渲兄饕氖腔遥桑酰幔睿椋椤。粒睿睿澹睿耄铮觥Ｋ勒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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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画像即意在‘由一个人的传记里，抄出脸相的各种表现来’。俄国的批评家特别称许他的才能在于将细小微末的详细和画中的实物发生关连，而且将这些制成更加恳切地显露出来的性质。他并不区别有生和无生，对于他的题目的周围的各种琐事，他都看作全体生活的一部分。他爱一个人的所有物，这生命的一切细小的碎片；一个脸上的各个抓痕，各条皱纹，或一个赘疣，都自有它的意义的。“
那Ｍａｘｉｍ Ｇｏｒｋｙ〔３８〕的画像，便是上文所讲的那些的好例证。他背向西欧的机械文明，面对东方，佛像表印度，磁器表中国，赤色的地方，旗上明写着“Ｒ。Ｓ。
Ｆ。Ｓ。Ｒ。“〔３９〕，当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那颜色只有一点连到Ｇｏｒｋｙ的脑上，也许是含有不满之意的罢——我想。这像是一九二○年作，后三年，Ｇｏｒｋｙ便往意大利去了，今年才大家嚷着他要回去。
Ｎ。Ｅｖｒｅｉｎｏｖ〔４０〕的画像又是一体，立方派〔４１〕的手法非常浓重的。
Ｅｖｒｅｉｎｏｖ是俄国改革戏剧的三大人物之一，我记得画室先生译的《新俄的演剧和跳舞》〔４２〕里，曾略述他的主张。这几页“演剧杂感”，论人生应该以意志修改自然，虽然很豪迈，但也仍当看如何的改法，例如中国女性的修改其足，便不能和胡蝶结相提并论了。
这回登载了Ｇｏｒｋｙ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４３〕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
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拔曙梦的《最近的Ｇｏｒｋｙ》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然而一向迁延，现在单是绍介也来不及了。于是我们只好这样：旧的呢，等他五十岁，六十岁……大寿，生后百年阴寿，死后Ｎ年忌辰时候来讲；新的呢，待他得到诺贝尔奖金〔４４〕。但是还是来不及，倘是月刊，专做庆吊的机关也不够。那就只好挑几个于中国较熟悉，或者较有意义的来说说了。
生后一百年的大人物，在中国又较耳熟的，今年就有两个：Ｌｅｏｖ Ｔｏｌｓｔｏｙ和Ｈｅｎｒｉｋ Ｉｂｓｅｎ〔４５〕。Ｉｂｓｅｎ的著作，因潘家洵〔４６〕先生的努力，中国知道的较多。本刊下期就想由语堂〔４７〕，达夫，梅川，我，译上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如Ｈ，Ｅｌｌｉｓ，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Ｅ。Ｒｏｂｅｒｔｓ，Ｌ。Ａａｓ，有岛武郎〔４８〕之作；并且加几幅图像，自年青的Ｉｂｓｅｎ起，直到他的死尸，算作一个纪念。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鲁迅。
三
前些时，偶然翻阅日本青木正儿〔４９〕的《支那文艺论丛》，看见在一篇《将胡适漩在中心的文学革命》里，有云——“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六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胡适罗家伦共译的《娜拉》（至第三幕），陶履恭的《国民之敌》和吴弱男的《小爱友夫》（各第一幕）为中军，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陈。他们的进攻这城的行动，原是战斗的次序，非向这里不可的，但使他们至于如此迅速地成为奇兵底的原因，却似乎是这样——因为其时恰恰昆曲在北京突然盛行，所以就有对此叫出反抗之声的必要了。那真相，征之同丈的翌月号上钱玄同君之所说（随感录十八），漏着反抗底口吻，是明明白白的。
……“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Ｉｂｓｅｎ来呢？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Ｉｂｓｅｎ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绍介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碍，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那时的此后虽然颇有些纸面上的纷争，但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当时的《时事新报》〔５０〕所斥为“新偶像”者，终于也并没有打动一点中国的旧家子的心。后三年，林纾将“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译成小说模样，名曰《梅孽》——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