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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初为双周刊，木期改旬刊），署名阿二。
〔２〕一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
一中全会。会上宁粤两派因争权夺利和推卸卖国罪责，互相漫骂。当时报纸称之为“言词争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报》在《二次大会中言词争执经过》题下载南京二十
六日电：
“昨日会中粤委某提出张学良处分案，发言滔滔不绝，谓不仅张应负丧师失地责任，即南京政府亦当负重要责任，报告毕，吴敬恒即起立，谓张学良固应负责，南京政府亦当负不抵抗之责任，至赴日勾结日本来祸中国之卖国者，亦不能不科以责任，粤委某起立，诘吴卖国者何指，吴答当事者不能不知，当时有人呼对对对，亦有喊嗤嗤嗤”。
〔３〕 吴老头子 指吴稚晖（１８６６—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
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他讲话时，常夹有从《何典》的开头学来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话头。
〔４〕 皇太子 指孙科（１８９１—１９７３），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长，粤派头目之一。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南京专电”：“今日二次大会讨论锦州问题时，吴敬恒发言中，有此次东省事件，京方绝未卖国，卖国贼另有其人，锦州之危，其咎不在张学良，咎在某某，孙科疑为讽刺粤方，颇感不快，散会后即于下午赴沪。”
又二十七日《申报》“本埠新闻”：“自孙科、李文范等突然离京来沪后，时局空气又复紧张，……大会特派敦劝使者蒋作宾、陈铭枢、邹鲁等先后来沪速驾”。
〔５〕 大柱石 指胡汉民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报》报导林森促胡汉民入京与会电文中，有“我公为党国柱石，万统共仰”等语。
〔６〕 展堂 胡汉民（１８７９—１９３６），号展堂，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当时称患高血压症，拒绝到南京与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申报》报导他复林森电说：“弟血压尚高……医言如不静摄，将时有中风猝倒之患，用是惴惴，未能北行”。
〔７〕 精卫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大汉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报》载《汪精卫因病暂难赴京，医谓尚须休养三月》的新闻：“伍朝枢语人，汪精卫之疾，除糖尿症外，肝部生一巨虫”。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１〕——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上海的情形，也非诸君所知。所以今天还是讲帮闲文学与帮忙文学。
这当怎么讲？从五四运动后，新文学家很提倡小说；其故由当时提倡新文学的人看见西洋文学中小说地位甚高，和诗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们中国的老眼睛看起来，小说是给人消闲的，是为酒余茶后之用。因为饭吃得饱饱的，茶喝得饱饱的，闲起来也实在是苦极的事，那时候又没有跳舞场：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所以帮闲文学又名篾片文学。小说就做着篾片的职务。汉武帝时候，只有司马相如不高兴这样，常常装病不出去。〔２〕至于究竟为什么装病，我可不知道。倘说他反对皇帝是为了卢布，我想大概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卢布。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的时候，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于是臣子就帮闲。所以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
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得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山林文学。唐诗即有此二种。如果用现代话讲起来，是“在朝”和“下野”。后面这一种虽然暂时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３〕。如果既不能帮忙，又不能帮闲，那么，心里就甚是悲哀了。
中国是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时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谓之征君；开当铺，卖糖葫芦是不会被征的。我曾经听说有人做世界文学史，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看起来实在也不错。一方面固然由于文字难，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来，中国文学和官僚也实在接近。
现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
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４〕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ｐｌｕｓ）〔５〕帮闲。为艺术而艺术派对俗事是不问的，但对于俗事如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是反对的，则如现代评论派〔６〕，他们反对骂人，但有人骂他们，他们也是要骂的。他们骂骂人的人，正如杀杀人的一样——他们是刽子手。
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我并不劝人立刻把中国的文物都抛弃了，因为不看这些，就没有东西看；不帮忙也不帮闲的文学真也太不多。现在做文章的人们几乎都是帮闲帮忙的人物。有人说文学家是很高尚的，我却不相信与吃饭问题无关，不过我又以为文学与吃饭问题有关也不打紧，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
收入本书的曾经鲁迅修订。
〔２〕 关于司马相如装病不出的事，据《史记g司马相如传》：“相如口吃而善著书？３Ｓ邢始病Ｓ胱渴匣椋挠诓啤Ｆ浣嘶拢闯⒖嫌牍涔抑拢３撇∠芯樱荒焦倬簟！？
〔３〕 “心存魏阙” 语出《庄子g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恒冢糯派衔∪桓咚实穆ス郏罄从米鞒⒌拇啤？
〔４〕 “文以载道” 语出宋代周敦颐《通书g文辞》：“文所以载道也”。
〔５〕 柏勒思（Ｐｌｕｓ） 英语：“加”的意思。
〔６〕现代评论派指《现代评论》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刊）的主要撰
稿人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标谤“绝不肆口粻骂”。但实际上他们常对鲁迅和他们所反对的人进行种种攻击和谩骂。
今春的两种感想〔１〕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不过因为奔忙匆匆未顾得及，同时也没有什么可带的。
我近来是在上海，上海与北平不同，在上海所感到的，在北平未必感到。今天又没豫备什么，就随便谈谈吧。
昨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２〕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打起来的时候，我是正在所谓火线里面〔３〕，亲遇见捉去许多中国青年。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这种情形是由来已久了，在中国被捉去的青年素来是不知下落的。东北事起，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这种徽章，如被日军发现死是很难免的。然而中国青年的记性确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团〔４〕，一团十人，每人有一个徽章，可是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它放在袋里。但被捉去后这就是死的证据。还有学生军〔５〕们，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并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却了。然而一被日军查出时是又必定要送命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中国实在是太不认真，什么全是一样。文学上所见的常有新主义，以前有所谓民族主义的文学〔６〕也者，闹得很热闹，可是自从日本兵一来，马上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变成为艺术而艺术了吧。中国的政客，也是今天谈财政，明日谈照像，后天又谈交通，最后又忽然念起佛来了。外国不然。以前欧洲有所谓未来派艺术。未来派的艺术是看不懂的东西。但看不懂也并非一定是看者知识太浅，实在是它根本上就看不懂。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不过人家是不管看懂与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的文学，虽然看不懂，作者却是拚命的，很认真的在那里讲。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例子。
还有感到的一点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
我那时看见日本兵不打了，就搬了回去，但忽然又紧张起来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是因为中国放鞭炮引起的。那天因为是月蚀，故大家放鞭炮来救她。在日本人意中以为在这样的时光，中国人一定全忙于救中国抑救上海，万想不到中国人却救的那样远，去救月亮去了。
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譬如食物吧，近来馆子里是比较干净了，这是受了外国影响之故，以前不是这样。例如某家烧卖好，包子好，好的确是好，非常好吃，但盘子是极污秽的，去吃的人看不得盘子，只要专注在吃的包子烧卖就是，倘使你要注意到食物之外的一圈，那就非常为难了。
在中国做人，真非这样不成，不然就活不下去。例如倘使你讲个人主义，或者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那是不要紧的。但一讲社会问题，可就要出毛病了。北平或者还好，如在上海则一讲社会问题，那就非出毛病不可，这是有验的灵药，常常有无数青年被捉去而无下落了。
在文学上也是如此。倘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
如要一谈及中国社会，谈及压迫与被压迫，那就不成。不过你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些，月界，天边，可又没有危险了。但有一层要注意，俄国谈不得。
上海的事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不过忘只好忘，全记起来恐怕脑中也放不下。倘使只记着这些，其他事也没工夫记起了。不过也可以记一个总纲。如“认真点”，“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就是。这本是两句平常话，但我的确知道了这两句话，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
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
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
〔１〕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世界日报》“教育”栏。发表前曾经鲁迅修订。
〔２〕 东北事变 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上海事变，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
〔３〕 一二八事变时，鲁迅寓所在上海北四川路，临近战区。
〔４〕 抗日十人团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界自发成立的一种爱国群众组织。
〔５〕 学生军 又称学生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大、中学校成立的学生组织。
〔６〕 民族主义的文学 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一九三三年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１〕中国的诗歌中，有时也说些下层社会的苦痛。但绘画和小说却相反，大抵将他们写得十分幸福，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２〕，平和得像花鸟一样。是的，中国的劳苦大众，从知识阶级看来，是和花鸟为一类的。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
但这些东西，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注意，虽然很被有些批评家所排斥，而至今终于没有消灭，还会译成英文，和新大陆的读者相见，这是我先前所梦想不到的。
但我也久没有做短篇小说了。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３〕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 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短篇小说选集》，是鲁迅应美国作家埃德加g斯诺之约而编选的。
〔２〕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语见《诗经g大雅g皇矣》。
〔３〕 邯郸学步的故事，见《庄子g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耄课吹霉埽质涔市幸樱辟橘攵槎！？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１〕现在我被托付为该在这本小说前面，写一点小引的脚色。
这题目是不算烦难的，我只要分为四节，大略来说一说就够了。
１。关于作者的经历，我曾经记在《一天的工作》〔２〕的后记里，至今所知道的也没有加增，就照抄在下面：
“聂维洛夫（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Ｎｅｖｅｒｏｖ）的真姓是斯珂培
莱夫（Ｓｋｏｂｅｌｅｖ），以一八八六年生为萨玛拉（Ｓａｍａｒａ）
州〔３〕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九○五年师范学校第二级卒业后，做了村学的教师。内战时候，则为萨玛拉的革命底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赤卫军》的编辑者。一九二○至二一年大饥荒之际，他和饥民一同从伏尔迦逃往塔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文学团体‘锻冶厂’；二三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