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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吉清、陈昌奉等老同志先后被调到其他岗位上，而贺清华、孙振法、陈龙、李长培、张思德、齐吉树、秦昌怀等陆续调到毛泽东身边做过警卫工作。
走下井冈山
1928年12月10日，同样是一个我党我军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井冈山又迎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
彭德怀、滕代远先是在宁冈砻市会见了朱德，第二天又在茨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也走到我们一条路上了。”毛泽东说的这条路，就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路。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红五军上井冈山后，革命力量更加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加紧部署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29年1月1日，湖南、江西国民党军“围剿”总指挥部在萍乡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
国民党重兵压境，井冈山根据地的形势相当严峻，红四军特务连的警卫任务也就异常紧张了。更何况，红四、红五两军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特务连的官兵们与其他连队官兵一样，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解决，还是草鞋单衣，并且没有盐可吃，每人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很难维持。恰在此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使井冈山地区天气异常寒冷。
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由特务连负责警卫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陈正人、何挺颖、宛希先、彭文才、王佐、李灿等60余人。
会议的第一天，由毛泽东同志传达中共六大文件精神。传达完六大文件后，会议开始讨论如何打退湘赣敌军第三次“围剿”问题。与会人员，有的主张死守井冈山，有的主张打到赣南去，红五军的同志则主张杀回湘鄂赣去。
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决定采用毛泽东的主张：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经济封锁，配合内线部队击破敌之“围剿”；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红五军主力缩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与第三十二团一起，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小行洲出发，向赣南进军。
由于头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道路很滑，特务连指战员特别小心地保护着红四军领导们前进，生怕他们摔着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沿着极少有人走的山间小路艰难前进，前面的人不断提醒后面的人：“小心！”“路滑，注意下面的深沟！”
赣南山区比较偏僻，老百姓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在红军来到之前都已经跑掉了，因此红四军买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特务连在保卫军首长的同时，还一面按照上面的安排，不断地进行宣传，贴布告。
1月22日，红四军进占赣粤交界的大余县。由于这个县比较富有，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这里筹款筹粮。但是第二天傍晚，赣敌李文彬、刘士毅旅尾追至大余，由于红军刚到大余，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等到敌人迫近时才发觉，仓促应战。
此战，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200余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特务连损伤较大。
为了尽快地摆脱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行军。特务连和其他部队一起不顾疲劳，立即赶路二三十里，在一个山沟里露天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又以急行军速度出发，一口气走了60多里的路，傍晚来到广东南雄的乌迳。
红军在这里吃过饭后，刚要在村外露营，就接到当地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大批敌人已经到达离这里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当敌人赶到乌迳时，除了发现红军做饭时留下的火灰外，红军早已不知去向。
特务连跟着红四军连夜渡过桃江，又折入江西信丰，经信丰转移到安远。
2月1日夜，红四军来到寻邬县的项山，在圳下村宿营。第二天一早，由于敌追兵两个旅4个团把圳下村团团围住，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在这次战斗中，特务连又是损失惨重。朱德手提轻机枪，带领独立营左冲右突，边战边退，突围之后，朱德身边只剩下三个战士。陈毅在突围时被敌人抓住，好在红军官兵平等，敌人也未看出陈毅是个红军首长，看守比较松懈，陈毅打倒两个敌人，乘机逃脱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突围中腿部受伤，不幸被俘，于2月12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左）同警
卫战士在一起2月9日，红四军进入瑞金。红四军自从下井冈山以来，连续转战，没有得到休息，朱德、毛泽东决定让指战员们在瑞金好好度过除夕之夜。不料，急于立头功的刘士毅旅又尾追过来。红四军只好撤至瑞金城北60里的大柏地。后来红四军干脆与追上来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并取得了胜利。大柏地一战，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随后，红四军主力又相继到过东固、藤田、广昌、石城等地。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特务连也改称为总前委特务连。10月，该连扩编为特务队。
吴烈选调特务队
1930年9月下旬，红三军由南面，红十二军由西面，红四军由北面，分三路第八次围攻吉安。为配合红军攻占吉安，赣西苏维埃政府很快组织起攻打吉安的向导队、担架队、粮食站，集中到吉安附近。这个月底，红军三个军和地方武装，把吉安城围了起来，从三个方面一起向敌猛攻。来自各地的武装群众密切配合红军作战，用刀砍断铁丝网，用稻草填平壕沟，破坏了敌人设置的障碍，和红军一起冲入城内。
1930年10月4日晚，吴烈所在的红三军终于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派重兵防御的江西吉安城。消息传出后，人们奔走相告，吉安周围到处可以看到飘扬的红旗，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充盈着整个吉安上空。当地的人民群众纷纷前来慰问红军。成群结队的妇女们帮助红军战士拆洗被子，缝补衣服。红军战士更是主动地帮助老百姓做事，挑水、清理院子、打扫卫生，并且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等东西分给人民群众。
为了庆祝胜利，红军和群众一起在城外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会场上不断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就是在这一年，吴烈遇到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机遇。也正是这次机遇，他与红色警卫结下了不解之缘。10月，总前委特务连扩编为特务队。
这年10月上旬，吴烈所在的“钢一连”的杨杰连长和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杨连长笑眯眯地对吴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总前敌委员会决定从每个连队选调一名共产党员、战士骨干，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特务队，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你是产业工人，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组织上非常了解你，决定调你去任排长。你是我们连十几名共产党员中的一个，我们舍不得你调走，可这是调你去担负保卫总前委的任务，我们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不仅是党组织对你的最大信任，是你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连的光荣。”吴烈既激动又高兴，站在那儿竟然不知道说啥好了。杨杰连长还嘱咐吴烈说：“去了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总前委的任务。”听后，一股暖流流遍了吴烈的全身。
吴烈虽然年纪还小，但却有一颗信念坚定的革命事业心。他知道，红军在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打了许多的胜仗。他与许多红军战士一样，渴望能见到这两位伟大的领袖。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吴烈有所顾忌，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参加红军才大半年的时间，怕完成不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客观地说，他也有些舍不得离开“钢一连”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但吴烈又一想，自己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上级交给自己这样的工作，就是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于是，吴烈立即向连首长表决心：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吴烈离开连队的那天，连队为他改善了伙食，开了欢送会，全连的同志把他送到很远。
到特务队当排长不久，他又担任了队长。从这一年他开始担负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开始了他的警卫领袖生涯。
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的时候，吴烈毫无争议地当上了卫戍区的第一任司令员，这就是对吴烈几十年警卫工作的最好肯定。
吴烈于1915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南门外一个穷苦的村庄。那时，吴烈家里很穷，老小十口人，家无一分地，主要靠他父亲吴永洪和叔叔挑煤赚点钱养家糊口。吴烈出生的那年，萍乡一带正闹灾荒，庄稼没有收成，钱又借不到，他们家三天两头断炊，他母亲被苦日子折磨得身体孱弱，很难哺育自己的孩子，只好熬点米粥来喂养，吴烈才得以幸存。在吴烈六七岁的时候，村里流行一种疾病，很多人家被弄得家破人亡。就在那一年，吴烈的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母亲和两个哥哥也先后得病，因无钱治疗，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相继去世。吴烈就是在这种境遇之下长大的。1924年，年仅九岁的他就进了安源路矿的电气锅炉处当童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挽救革命，安源工人参加了湖南省委领导的十多万工农围攻长沙的战斗。不久，军阀许克祥带领反动军队来到萍乡、安源，镇压工人运动，萍乡发生了“六五”反革命事变。在这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萍乡一百多个地主武装纠集在一起，从丹江、王家源、十里铺围攻安源。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为了保卫安源的工厂、矿井，在安源党团组织领导下，工人展开了伟大的安源保卫战。期间，吴烈参加了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保卫战和护厂斗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队排长、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闽西独立团团长，国家政治保卫团营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兼保卫大队大队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负责护卫中央纵队和中央的年老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了直罗镇、甜水铺、山城堡、横山、定边、盐池、东征、西征等战役和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兼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师长、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热河、辽西、新立屯、锦州、辽沈、杨村、平津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参谋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二炮兵第二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委、副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北京军区顾问等职，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当选为江西瑞金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吉安警卫的日子（1）
红军走下井冈山攻占吉安后，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总书记住在吉安街上一个布店后面的院子里，朱德总司令住在一个学校里。总前委机关就在染布的作坊内。毛总书记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作调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找开明人士开座谈会，宣讲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扩大政治影响，筹粮筹款，支援红军作战。
特务队驻扎在吉安城里的一个旅店里，在这里进行了整顿，组建了特务队。驻地有个广场，特务队的指战员们就在这个广场上进行队列、刺杀、投弹训练；有时也进行擒拿格斗训练。还在这里上政治教育课，使每个红军战士认识到，保证首长安全的重要性，首长行军、作战、宿营时要提高警惕，保守秘密。
为了保证总前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每个哨位上都是双哨，还有一个带班员。特务队里的干部轮流查哨，警戒布置得相当严密，大家的警惕性很高。
毛泽东总书记和朱总司令对特务队十分关心，经常到队里坐坐、谈心。
吴烈司令员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峥嵘岁月》中记录了他在特务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和感受：
记得有一天，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古柏秘书长亲自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毛总书记穿的是一身补了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头上戴着一顶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朱总司令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脚上穿的是草鞋。我们见到指挥千军万马、威震敌胆的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这样简朴，这样和蔼，这样亲切，平易近人，使我们很受教育，拉近了我们与首长的感情。何金云队长、冯文彬政委将队里的干部向首长作了介绍，首长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寒问暖，和我们拉起家常话来。
毛总书记笑着对我说：你们都是从各军调来的战斗骨干，欢迎你们到总前委特务队来，今后行军作战在一起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搞好团结，抓紧训练，提高杀敌本领。同时又问：你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吃得饱吗？行军打仗累不累？草鞋够不够穿？我们向毛总书记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毛总书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急忙立正，一面给毛总书记敬礼，一面回答说：叫吴烈。
毛总书记微微一笑又问：是不是口字下面加一个天啊？我说：是。接着毛总书记又问我今年多大了？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我说：十五岁。是从红三军七师十九团“钢一连”调来的。
毛总书记听后，带有夸赞的口气说：你们十九团可是能打仗呀，专让你们团啃硬骨头，不到关键的时候，是不会把你们团拿上去的。
随后，毛总书记又风趣地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江西人吧！参加革命前在家做什么？毛总书记说话语气温和，态度慈祥，使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听说我是江西萍乡人，参加红军前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学徒，毛总书记说：萍乡、安源路矿我去过多次，那里的工人生活苦得很哪，可阶级觉悟很高，罢工运动对全国的工人影响是很大的。接着，毛总书记问到我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我说：家里只有父亲和一个哥哥了，他们都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做工。我回答的时候，毛总书记很注意听。
最后，毛总书记又问我们：天天和敌人打仗，还要和敌人拼刺刀，你们这些小鬼怕不怕呀？我们说：开始时，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叫，炮弹从头上飞过，到处是一片爆炸声，还真有点怕。打了几仗后，慢慢地就习惯了，不怕了，我们来参加红军闹革命，不把反动派消灭是不会回家的。毛总书记听了，高兴地说：大家说得对，讲得好，我们既然参加了革命，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直到革命胜利，打出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来。并鼓励我们说：把你们调到总前委特务队来，我们是非常信任你们的，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们的信任。
毛总书记讲完以后，朱总司令对我们说：毛总书记讲的话，你们要记住，不消灭反动派，我们穷人是翻不了身的。你们特务队要做好两件事：一要保卫好总前委行军作战宿营的警卫任务；二要利用时间搞好军事训练，枪要打得准，手榴弹要投得远，还要学战术，随时作好投入战斗的准备，要能打仗，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朱总司令讲完，古柏秘书长向我们具体交代了任务，讲了警卫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长们离开我们连队的时候，一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