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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车辆自动拒水风挡玻璃的元素构成”和“普通拒尘玻璃的研究与制造”两个研究项目都已接近尾声，还有一些验证性实验没有搞。如果这些实验成功了，他就可以撰写论文和结题报告了。以前，他都是利用工余时间搞实验的，这一下，他落聘了，下岗了，他即将离开玻璃厂了，如果不完成这些实验，以后就很可能没有了实验的场所和条件，这两个很有希望的项目就很有可能夭折。他很着急。招聘名单已经公布，这就意味着他已经不再是玻璃厂的职工了，好在试验室的钥匙还在他手里，实验室还没移交，他要抓紧这段时间加大马力开快车，突击完成这些工作。他不能大大方方地去实验室，只能趁院子里没人或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进去。进去了，便赶紧关了房门。他不敢开灯，窗帘也必须堵得死死。房子里的光线非常黯淡，他只能摸索着凭经验调配实验材料和试剂，不是这样儿多了，就是那样儿少了，一个实验往往要反复多次。
这一天，他正进行着一个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突然有人敲门：“咚咚咚！”他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收了摊子，将一切东西摆放在原处，心里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高登进来，就说我在整理器材准备移交。一切收拾完毕，门敲得更紧更响，他用衣袖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应了声“来了”，便去开门。
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
其中一个抢先问道：“这位先生，请问您是杨锐吗？”
“是。我是。”
“这位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老赵同志。我是省科协的，姓宋。”
杨锐热情地招呼他们回家去坐，两人谢绝说：“我们这次来，是想看看您那两项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的课题的研究情况。这是您的实验室吧？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杨锐将两人引进实验室。
这是一间只有十二个平米的破旧房屋，里面被一张实验台、五个仪器架和三个药品柜挤得连人站的地方都很紧张。
省科协的宋同志皱了皱眉头问杨锐：“去年，省上拨给您的五十万元建设实验室款和十万元实验经费早已到位，厂里怎么还让您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实验室建了没有？”
杨锐被这问话问得蒙头转向。他根本就没听到过有这么一笔款子。他红了红脸说：“厂里从未说过有这笔款。”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杨锐说：“不知道。”
老宋眉头紧锁，沉默不语。
杨锐便拿出自己两个项目的有关资料和实验数据，将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两个人针对项目讲了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便走了。
杨锐快马加鞭，在移交实验室的前一天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实验。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些天，他一有空闲，就思考省科协拨的六万元到哪儿去了。他找不到任何答案，唯一的只能怀疑被高登私吞了。每每这样想，他便气得浑身哆嗦。他一连几个晚上没睡着觉，翻来覆去地想着对策：如果真是高登贪污了这笔款，我一定要告他，把这笔款追回来。尽管我已经不在厂里了，可是这是国家的财产呀！我一定要追回它，好给后来的人建一个像样的实验室，让他们能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工作和研究。又一转念：可是万一这笔款不是被高登贪污了呢？那我不就犯了诬告罪吗？
正在杨锐举棋不定进退两难的时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来人找他了解情况了。原来，老赵和老宋临走时，将这事向市纪检委作了反映，要他们务必查清这六十万元的下落，并汇报省科协。
通过秘密调查，市纪检委已经基本查明，这笔款被高登和原任会计两人私分了。会计分得十万，其余五十万都被高登吞了。
杨锐气得牙齿咬得咯嘣响。在这件事情上，他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知道高登的其他一些罪行，便一古脑儿向纪检委的同志讲了。纪检委的同志听得大惊失色。
既然把一切都说了，便一不做二不休。杨锐跑回家，取来姚春临走时交给他的那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纪检委的同志。他想，这封信一定是反映姚春和高登之间的隐秘的，肯定包含有高登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最恶事实，肯定是投向高登的一颗重型炸弹。
19
三天前，市纪检委收到了玻璃厂下岗职工杜强送来的举报信，接着，他们从暗中查明了高登贪污省科协六十万元拨款的的问题。今天，他们又从杨锐那里得到许多情况，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姚春的那封信。本来，杜强和杨锐都谈到了姚春这个女人，他们早也清楚，高登的问题要搞清楚，其中一定少不了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已经去广州了，纪检委是个清水衙门，经费十分紧张，要去广州找姚春调查，必需一笔数额不小的差费，这笔款子从哪儿来呢？这封信实际上是解救了他们。
调查人员拿回那封信，极有兴致地赶紧打开阅读。前面是姚春写的一封信，后面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一些零散的日记。
尊敬的领导
尊敬的办案人员：
我叫姚春，原是光明玻璃厂的一位职工，众所周知的高登的秘书、情人。我是一个不正经的坏女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坏女人，是一个被人唾骂的坏女人，是一个罪人。
我出身农村，是一个穷苦农民的独生女儿。我读过高中，毕业后又复读了一年，就在第二年又去学校复读的时候，我的父亲很意外地去世了。家境的逼迫使我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我想凭我的力气养活自己和年老的母亲，便在街道收购废旧玻璃交光明玻璃厂以换取家庭的必需。就在这时，高登趁人之危，用利诱的方法勾引并占有了我。我恨，恨我自己的天真幼稚和轻信盲从。后来，高登利用公款给我买了上大学的指标，用公款供给我上了四年学。这四年中，他一直占有着我的肉体。毕业后，我被他安排到玻璃厂当了他的秘书。跟着他搞了几年的公关工作，实际上充当了他的地下情人——说是地下情人，实际上是掩耳盗铃，厂里所有工人，包括我的老公人人都知道这件事，知道我们之间的实际关系。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我的老实和忠诚。我觉得，他给了我这么多，对我恩重如山，我应该感恩戴德，应该报答他。可是我又有什么可以报答他呢？我很穷，我一无所有，我只有我，只有我的身体，只有我的肉体。我长得美丽漂亮，男人们都对我垂涎三尺，不怀好意，企图占有。正好他就是冲着我的这个来的，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谢他。我便心安理得地和他鬼混了，以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些年里，他占有了我的肉体，蹂躏着我的灵魂，践踏着我的人格，我都麻木地接受了，默默地忍受了。直至有一天，他对我翻了脸，便用无情和残忍对待我，他恨不能一刀捅死我，我才真正地认识了他这个猪狗不如毒似豺狼猛虎的野兽的本质。
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他的身边，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是一个大流氓，大贪官。他作风下流，贪污腐化，无恶不作。他的许多行径，都在我的日记里记着。我现在将它交给组织，希望能对揭露和铲除他这个恶魔提供一些依据和帮助。
我要去广州求职或者打工了。我本来不想走，可是我不能不走。我跟着他，已经毁坏了我的名声，满城甚至全市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情妇，厂里的工人们都已经在唾骂我了。我无脸见厂里的工友们，我无脸见我的父老乡亲，我的儿子长大了也会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妈妈而永远抬不起头。还有，我知道高登的底细太多了，高登迟早是要垮台的，在他狗急跳墙的时候，很可能会杀人灭口，杀了我的。这在全国已经破获的贪官案中屡见不鲜。所以我想，在高登尚未下马之前，在他尚未对我引起警惕的时候，趁早地逃命。
我去了。去之前，我将这些日记交给全厂工人们最信赖的杨锐同志，让他在适当的时候将它交给组织，我想他一定会不失重托，按照我的意愿去做的。
我现在就要走了，去之后具体在什么地方干什么，现在尚不知道。等我找到工作有了定所的时候，我会把我的通信地址以及其他联系方法及时告知杨锐同志的。你们如果需要和我联系，或者需要抓捕我（我早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请和杨锐同志联系。
（附我的八篇日记共九页，每页上我都盖了章，重要事实和数据上我都盖了指印）
此致
姚春
2002年6月8日
日记一：
1998年7月27日 晴 光明玻璃厂宿舍
与同学们相比，我实在幸运，昨天刚毕业离开学校，今天就正式上班了，而且是在全市最大的国有企业。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刚刚打发了那个缠着我多年的恶魔，躺在宿舍暖烘烘的被窝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我得把我的一些心事记下来。
我不知道我的选择正确与否。我的心里很矛盾。为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为着母亲晚年的幸福，我钻进了他的圈套，成了他的地下情人，和他已经苟合了将近五年。这五年中，我一直很痛苦，我干下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罪恶的事情。我的灵魂一直受着煎熬，我常常痛不欲生。假若有一天被人发现了，我就只有死路一条。我十分恐惧。
可是，我不能拒绝他，我的良知不允许我拒绝他。他给予我的很多很多。他给了我很多钱，这些钱拯救了我的家庭，拯救了我和我可怜的母亲；他花了两万元给我买了大学的委培指标，帮我跳出了农门，圆了我求之不得而又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四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共花了他两万元，还有生活费将近两万元。这不到五年里，我总共花了人家将近八万元。这些，还有谁能够给予我呢？他对我的恩比天高，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无以为报，只有身体，因为他需要的就是我的身体。我只能给他。
日记二：
1998年8月30日 晴 厂里
今天上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让我想得头疼也想不出个正确答案来。
我正在誊写一封材料，厂长突然拿出一个存折，同时给了我吕丽萍在工商银行的存款账号，让我去工商银行支取十万元，然后转入吕丽萍的账号。
吕丽萍是高登的情妇，全厂无人不晓。我刚来厂几天就听说了。她的突然调走，听厂里职工们说也是高登给撺掇的。据工人们说高登为了打发吕丽萍，至少能给上司送五万元。
现在，他又要给她十万元。这十万元是干什么用的？难道是送给吕丽萍的精神或感情赔偿？如果是，他为什么不自己去送，却要让我去办理这个手续？他是怕自己亲自去了吕丽萍不好接受吗？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因为这分明是在银行进行的交割，双方当事人并不见面呀。他让我去办是为了给我摊牌亮相，叫我知道他高登不是个无情无义之徒吗？有点像，可是也不能肯定。
反正这是一个难解的谜。
日记三：
1998年9月4日 阴转多云 广州海星宾馆
在大学，学文秘专业，原以为毕业后只坐办公室，写写材料，玩玩电脑，看看报纸，谁知在企业当厂长的秘书，实际上是个公关小姐，或者说难听些便是厂长的“三陪小姐”。这种事情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看不起，觉得龌龊，实际上只要想通了还是很好的。人的一生有着许多活法，还不都是为着活得轻松些，舒心些，愉快些。这样想来，这事还是蛮好的。这不，这一次，我就陪厂长到广州了。广州是国际大都市，世界贸易市场，不要说那整齐的街道，不要说那高入云天的楼房，不要说那繁华的街市，就那么多的各色各样的外国人，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一辈子也休想见得到。要不是当了厂长的秘书，我可能一辈子连省会城市都去不了呢。
刚来的两天里。我的心情很好，很兴奋，觉得什么都好看，对什么都感兴趣。我有着沉沉的迷醉感。可是昨天晚上，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前两天晚上，我们两个同居。在这里，只要有个身份证，同居是不受限制的。这里远离故乡，没有一个熟人，不像在厂里，干一回那事总要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我们很默契，玩得还算开心。可是昨晚，他让我去陪一个生意上的老板。我不愿意，他便翻脸，说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作为厂里的职工，作为他的秘书，作为他的生意上的搭档，我必须去。万般无奈，我只好去了。谁知那个老板是个比他年龄还大的足可以当我的爷爷的肥老头。吭哧吭哧半夜，把我玩得筋疲力尽，把我磨蹭得发烧发麻，连皮都磨破了，却连一滴儿精都没有射。
今天，他们的生意谈成了。前些日子我们厂发给他的十一火车皮特种玻璃，今天结账了。其中十火车皮的款子汇到了厂里的账上，一火车皮的款用现金支付给了厂长，总计要一百一十万元呢。我想这老家伙胆子真大，一次竟敢私吞这么巨额的款子！晚上吃完饭回到住处，他给了我两千元，说我昨晚招待那个胖老板有功，算是给我的奖金。我想，这老家伙蚂蚁打呵欠——真小气，一次弄了那么多，却只给我这么一点儿，心里很不高兴。可是转念一想，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千元，一个晚上能弄两千元也就够可以的了。
日记四：
1999年3月10日 晴 香港醉死你酒店
老家伙大前天又弄来五十万元。是在深圳凯乐供销总公司结账时利用多收钱少开票的方式弄的。这让我大吃一惊。这些家伙为了私饱中囊，什么办法都有。
结完帐，我们就坐飞机来了香港。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可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这里仍然是一个乱世，一个花花世界，赌场妓院满街都是。大前天晚上，他将我安排地住下就拿着三十万元去赌场。不到凌晨一点就输了个精光，回来又拿了许多钱去了妓院，将我一个人留在房间，让我整整一个晚上没能睡着。昨晚，他又去妓院了，直到天亮才垂头丧气地回来。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这家伙这么大年岁了，身边领着我还不够，哪来这么多精力？
他回来后，我假装着哭。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出来了。他愤然作色，说我这是犯贱。
我想我可真的是犯贱呀。
日记五：
1999年8月7日 晴 高登办公室
我发现男人越是不行，越是骚情，越是想玩弄女人。这可能是一种心理变态。他们不相信自己不行，不愿承认自己无能，想通过不断地玩弄突然地激活自己可能是麻木了的某一条有关性功能的神经，或者突然打通某条直通性器官的已被堵塞了的血脉，企图用可能挣扎出的成功挽回自己的面子，好让女人继续承认他是个男性。
高登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或者惊吓，前一段在市医院的男科住了十几天，回来后就大不如前了。可是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时刻想着复辟。这些天，他尽管将伟哥加量服用，可是除了弄得他浑身发烧焦躁不宁，一点作用都没有。越是这样，他越是将我缠得紧，每天晚上下班，总是将我留在办公室，揣揣摸摸半夜，将我折腾得如饥似渴，心中起火，可是他总是无法让我满足。
今晚，他又要折腾，我照样依了他。正当我们进入境界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惊吓之余，我们赶紧收了摊子。我去开了门。来的是市建筑公司三队的党经理。我给他让了座，递了茶，就要离开。高登拦住我说，“你又不是外人，就坐下陪陪党经理吧。”我便坐下。
他们谈的是厂里装修办公楼、维修厂房和修建新的锅炉房招标的事情。党经理说：“工程预算造价三百万元，我给您带来五十万元回扣，百分之二十不足，百分之十五有余。这可是目前建筑市场最高的标准了。高厂长你看……”
高登毫不推辞地收了那一大包钱，说：“没问题。你回去马上签好标书交给我，招标办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他们头抵头叽咕了半夜，党经理起身要走了。高登色迷迷地拍了拍我的屁股说：“小姚乖乖，今天晚上你去宾馆陪党经理玩一晚上吧。”
党经理眼中冒着欲火，馋涎欲滴地上前拉我的手。我的脸轰地一烧，转身抢出厂长的门，跑步回家了。回来后，我哭了。我成了你的什么人，你竟然想将我给谁就给谁？可是我清楚，明天早晨，又少不了他一顿尅。
尅就尅吧。
日记六：
1999年9月3日
这几天，我是将心提到喉咙眼上活过来的。
大前天郑德晓被炸死之后，我害怕死了。说起来，女人家就是胆子小，壳子软，侦查人员一审问，我便吓得尿了一裤裆，随即乱了方寸，将那天晚上捉弄郑德晓的全部经过连窝儿端给了人家。我想，这一下全完了。我和高登的事再也包不住了，不仅这事包不住，而且两人全都得进班房，少说也得判个三五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