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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神经与发声的声带神经有部分交连，所以一听到声音，共振的结果，人的声带就会感到些微的刺激。这原是学习的结构基础，自然而然生命体就产生了模仿的行为。
当人能学习发声，又能模仿这种细微的分别后，声音便成为对此类经验的连接索引。这种索引可以代表一系列的经验，更进一步的简化了经验的复杂性。经验原本是由许多时空交错的事件连结而成，经常以经验串的形式存在，在调用经验时，必须从头到尾连续完成。有了声音以后，便可以简短的“符号”为媒介，以代表各个独立的经验串。
这种藉索引符号代表的方式属于以简驭繁的“系统结构”，系统结构分两个部分，一是系统代称，亦即前面所指的“索引”；一是所代表的数据结构，对人而言即为“经验”（以字典为例，有多重系统结构，若找字，可用仓颉码或注音符号为代称，文字为资料；若查文义，则文字为代称，其文义为资料）。代称简单，资料之繁简却视情况而定。
在系统结构下，概念既为代称，又为资料，交互灵活运用，个别的经验得以结合成为统一的体系。人类历经了几十万年，才发现这种“以简驭繁”的巧妙方法。所以中国人虽然善用文字概念，却毫无“字母索引”观念，也就难以厚非了。
举个例子说，我因为高血压、痛风、皮肤过敏需要吃药，医院发药时都已分装成小包，算是经过分类的了，否则各种药混在一起，吃药时的窘境可想而知。但对我来说，每天还要花几分钟把药包打开，再一一取药，仍是手续繁复。所以一想到要吃药，心中便感觉到一种负担，各种负担累加起来，便成了压力。
工作效率的高低，不在于工作的快慢，而是不能分心。所以我每次领了药，一回家，便一次把所有的药先分妥，到时只要往胃里吞就是，这就是“以简驭繁”。如果药太多，要定时、分情况服用，就还要加一项“索引”的顺位功能了。
有了这种系统结构后，人借着脑海中概念的跳接，可以把所有的经验连成网络。这种网络即为“概念网络”，网络的跳接，便是思维。
生理年龄决定了人经验的内容，早年的学习期只能学习思维的联想。基于“生命力”用则加强的原则，若幼年不用大脑，其思维能力必然低落。幼年同时又是生理心理成形的必经阶段，需要大量的刺激，家庭及社会对幼童过度的保护，往往损害其成长的机会。
人在自然的演进下，本与动物无异。虽然人具有更高层次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有更高层次的压力需求，才能一步一步养成。这样的压力其实是违反生理本能的，所以人虽然有思维的潜力，除非是必要，宁可以经验处理事情。
一旦经验不能应付，产生了痛苦、失败，在难以忍受的煎熬下，衡量得失，人才会强迫自己试着思考。这种“强迫自己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意识强迫生化电流，在大脑网络中强行导通，故称“意志力”。意志力的特性是要能长期坚持，以抵抗身心的痛苦。
人人皆知思想的重要，也知道思想需要训练，却不知从何下手。殊不知这是自然的需求，只有在意志力被激起后，才能到达思想的境界。一般人多少都有一些记忆、联想、判断的能力，又因在人类社会上，人的价值与思想无关，故在经验层次中并不重视思想。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常见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例证，究其原因就是人在成长后，用不用思想的关系。一般说来，思维的培养及训练，十二岁以后应立即开始。“苦其心志，空乏其身”是刺激用脑的动机之一，万万不可任孩子予取予求，得之既然容易，自然就没有用脑筋的必要了。训练时，讨论、辩论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胜负及奖惩为手段，那样会使目标偏移。
思维训练的基本要求是“意志力”，如果尚未养成，则应先培养“思维持续力”。不断起灭的电流所引起的大脑活动，就是“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生命体的本能，也是维护大脑神经通路的一种机能，但如果不予以控制，即难产生有系统的思维。
思维持续力的训练方法之一为静坐，先练习“一念不生”，人若能一念不生，就表示能控制大脑思维的方向。另一种方法是集中思虑，以时间为单位，回想自己今天所做的事，其要旨就在于一心不乱。
有了持续能力后，就要练习水平思维，这是联想能力的锻炼。先任选一个主题，然后试着有系统地联想与主题有关的一切。要练习到随时随地对任何事物，都能随意指出其相关性，才算成功。
练习时如果不觉得累，表示游刃有余，可以进一步练习垂直思维。垂直思维是大脑的组织能力，亦可以说是系统分析能力，能对每一种联想的事物，找出其“体用因果”关系来。水平及垂直思维共享，就是有效的思维（请参阅＜智能学九论－－思维论＞）。
因为思维是大脑内部的活动，无法由外表观察得知。除非在动机的驱使下，能自动自发的思考，否则强迫式的思维训练效果不大。而动机来自环境，环境一优渥，人就丧失了机会，再如家长宠爱，孩子便依赖成习，没受过痛苦的洗礼，怎么可能激发力量？
人能力的高低未必与得失有关，却是成败的关键。不论什么能力的养成，其关键都在训练方法上。因为思维速度慢，唯有加强训练反应力（天生的能力也可藉加训练增进）才能得到较高的效率。而反应的训练必须有系统，反复地把一个动作练熟了，再练第二个。直到整个思维的过程都已成为反应了，这种思维能力才算是自己的。如果也和“胡思乱想”一样，东摸西搞不能熟练，这种能力将永远无法培养。
感官本能的利害认知，经常支配着人的行为。唯有当人具备了意志力，以意志力控制自我，思维的电场强度不断增加，才能忽视感官的影响。但是自我意识是主观的，意志力受到意识的左右，私心重者，对他人仍会造成不利的后果。
当人的认知力质变为意志力时，第一个改变的就是群居的社会观念及行为。但应该注意的是，在社会中的社会人不见得具有意识层次的境界，或许在某种情况下，略有社会意识。但是层次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人性以及人类的行为，对于每一个体在什么时候处于何种境界，则不是当前讨论的范畴。
在意识层次中，意志力的积累为量变，意志力改变为信念力，则为质变。量变的结果，意志力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人类的行为大体可分为生存与社会行为两种，前者承袭自动物的本能，以保障生命体的生存为职的。后者则与意志力有关，人本来自自然，因认知个人私心对群体的危害，特以意志违反自然，产生了社会上的各种制约观念。
社会是意识的衍生品，社会的制约来自人类“私心”的反思。然而，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人们有不同的诉求，由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不论哪种社会制度，其最基本的核心是“自我”，在生存的需求下，“家庭”制度首先确立。在家庭制度中，“性”是因，世代交替为果，家庭的成员是体，共同的生存是用。在早期的生存水准中，年龄、性别、经验是力量主导的指针。
现代人习以为常，早已浑忘家庭的意义，只是随着生理的需求，根据社会的习俗，时候到了便成家育子，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事实上社会结构在改变，家庭的制度也随之改变。当人类无虞于种族的灭绝时，人本位的力量逐渐增强，一夫一妻制便成为主流。
接着，知识形成了力量，社会福利不断的改进，生存变成了人类的权利。人的年龄、性别、经验三者不再是个人力量的指针，家庭失去了原有的机能，宣告破产。此时所剩下的，只有人因为孤寂而对情感的憧憬，始终难以释怀。
人类最初的社会是建立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结构上，所以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家长制就是君主制，只是规模较大，关系较复杂而已。
社会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生产及分配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不外乎生存所需的物质与心理所需的精神。在西方由于人们对人性的了解不足，社会制度无法对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做一个合情合理的安排。因此，在物质资源的处理上，形成了经济及政治制度，而在精神需求上，则独立为宗教。
中国则不然，在汉朝以前，社会制度就是中国人生活的全部。由于先民的卜筮传统影响了思维方式，宿命论大行其道，所以家庭社会的伦理道德遂成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及后佛教传入中国，才有标榜中土玄学的道教兴起。人类的精神依归，未必非经过宗教的过程不可，但是无可否认的，宗教确有其阶段性的功能。
然而，宗教只是理智层次的过渡，是人类追求宇宙真相的中继。在人类还没有累积足够的知识，无法解释各种未知的现象之前，不得不假设一些权宜的观念，此即宗教的由来。从人类文明史可以证明，知识与宗教的认知互为消长，同属精神的范畴。
中华文化之伟大，就在于早在几千年前，一些先知就已经跨过了宗教的迷思，直达理性的本体。《易经》和《道德经》是两个无法否认的明证，只是西风东渐，今人对传统思想蒙然不识罢了！
物质资源的问题涉及生产及分配，生产是能量变化规律应用的技术，需要的是知识与劳力。分配则触及人性的私欲，是一种权与利的交集，人无权则不能分配，分配而不得则无利益。人既然有私欲，为了多得利益，必然要争夺权利。
在任何一个社会上，不论实行任何制度，只要是由人来处理分配的问题，就不可能令人人满意。不满意的结果，就形成意志力的动机，意志力会团结一批不满的力量。于是，意志力与意志力对抗，便有了党同伐异，兵戎相见的流血革命。
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当权者谦让，执行者公正，人民明礼知义。然这些都违反人性的私欲，变成可望而不及的幻想。因为人对世事的认知全凭自我的经验，出生在艰困环境中的人，深受痛苦折磨，因之激起了意志力，从而能克制私欲。唯有这种人，在当权时不恋权势，在执行时不分亲疏，即令身为庶民，也能读书知礼。
在圣人之治下，社会公平了，天下大同了，人的经验平白如纸，动心为念，为所欲为。前文说过，人的意志力仅在极端痛苦的煎熬下才会产生，在平安快乐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坚强的意志力。缺乏了意志力，人就停留在经验层次，人人急功近利，短视媚行。掌权者至死不放，执行者无利不贪，老百姓则能争则争，可赖就赖！
这个道理老子看得最为透彻，整本《道德经》无处不是暗示这种现象。所以有人把老子当作反社会的代表，其实他只是先知，早就看透了！
《道德经》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九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早知道生死幻灭的至理，他是第一个理智层次的先知，他当然知道社会制度的走向。人言君权是人治，民主是法治，天下哪有法治呢？民主时代标榜人民可以立法，然而人民是谁呢？是无知无觉的选票！今天有人鼓吹唱歌有益身心，于是立法保护唱歌，明天有人听觉受损，于是立法限制噪音。等唱歌的卯上了限制噪音的，又要立什么法呢？
美国才立国两百年，年年立法，其法律之多胜过牛毛也就不谈了。律师分工就有一百多种，打起官司来，一件民事可能要劳驾好几位律师，想做律师比当医生还难！以一个五千年的古老国家，如果早行民主，如今安在？
所幸意志力能产生思想，能对抗私欲，当私欲渐泯，生理不再是人的敌人时，人才能控制自己。自我控制称为“觉”力，觉力来自于大量的经验比较，此经验体即是“觉者”。觉者可觉于人生所面对的一切，人生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心”。
能觉于我心之觉者，就具备了宇宙的“意识”，意识到人仅为宇宙万物之一员。如来佛在《金刚经》中，说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在诸相之中，我相就是我心，要能识诸相非相，就见到如来，这就是真识。
真识只是意识层次的真谛，人只有在此境界中，才能泯除小我，从而追求大我，把“自我”置于宇宙真空，为此空界的众生诸相服务。
这种能觉于我心，绝于我心者，可称为“明心见性”，是为悟者。所有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人，不论从事什么工作、行业，都算得上是悟者。
无我的人，其“忠于”人时，必以他人之利为目的。而有我的人，阿谀谄媚不过是一种卑劣的手段，借着欺骗对方之无知，以谋取自我之私利。
同理，忠于事，忠于党，忠于国，忠于民等，无不视其意识中之利害而定。凡以己利为中心的，不过是停留在本能、学习、经验层次的人罢了。唯有弃绝自我之利益，将意识升华到无我的境地，才算进入了意识层次。
任何人都是孤立的、茕独的，人之所知所识无不来自与他人的沟通。而人类文明的演进，所累积的也无一不是人之所言。人言有正有误，一代一代的传衍下来，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其真实的可能性较大。人类社会就在人言之中，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这就是意识层次的质变，由意志力而产生了信念力。对真实的信念是智能，智能是人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宇宙能量变化的规律，故人唯有认知了解了宇宙的规律，始得具有智能。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的穷窥世态，最后迷途知返，去私求全，直证真如！
如来佛、老子是觉者，是悟者，更是智者。正是这些先知们在前面的提引，后人才得睹康庄大道。
智慧之旅 （第四部） 五、境界 人生信念与思想行为宇宙能量的压力（重力），电磁力，强、弱作用力等是物理的基本力。这些基本力支配着物质层次，所产生的作用力、重力以及共振作用等，都有“力”且守“信”，皆属于“信力”之一种。人之意念对于某些人事物，同样能守信且具有作用力。人能守信于一种原则或规律（即为“理”），因了解事理而生智能，故属理智层次。
信力作用于人的意识，支配了人的心念，是称“信念”。由于信念来自信力，且系判断的根据，所以成为意识面对未来事物变化的准则。在经验层次的人，只是一再重复过去的经验，信念可有可无。
人之信念并不单纯，往往对某一事件部分接受，部分排斥。人的经常矛盾犹豫的特征，正是需要思维判断的主因。一旦人们对某一人事物产生了共同的认知，便能形成力量，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判断也变得单一而有效。
在理智层次中，人的认知必符合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又接近宇宙真实。所以理智层次可以说是诸层次的顶点，再发展下去，到了完全符合真实时，即回归到宇宙本体。
信念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无形无质，却是意识层次质变到理智层次的基因。信念不是迷信，迷信也不是信念，两者之间的区别，完全在于人之私心。私心是主观的，仅属于个体的利害认知，若个体执着于私利，则不论相信什么，都是迷信。
举例说，“人生存在客观的宇宙中”是真，如果只因为于己有利，未经质疑就相信这种说法，那就是迷信。因为“信念”应该是用理智思考，在了解以后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并不是以利害为出发点。
以“我信神”为例，我真正相信与否，纯属主观，不值得讨论。如果我信神的原因，是因为“信神对我有利”（心安亦然），那么这种信神的现象就是迷信。反过来说，我信神，因“神为真”，所信属于真实的信力，这就是“信念”。（如神是真，必然利害兼具，盖真为整体，绝不可能仅有利或有害于某一个体！同理，神有偏爱，施利于某一个体，此神必不真，不真者无信力，人信之即迷）当然，真假需要求证，而且要能证明！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能到达理智层次的人极少。因此，人们对“信念”与“迷信”经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