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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和远房堂兄志学聊天，谈起这段往事，我认为因为当时得到了“共鸣”，所以度过了难关。
他笑着说：
“你上当了，我们警察教育中，专门有一门对付离家出走儿童的攻心法。你以为那么巧，人人和你一样？”志学毕业于湖北警官学校，对这种事情好象司空见惯。
“我不相信，你怎么能肯定他说的不是实话呢？”
“你们住的那一带都是政府要员，警察当然也经过特别挑选。按照他对你的说法，他十多岁离开家，到现在应该只有二十来岁。松江派出所那些人我都认识，最起码都有三十出头。”
我在台湾尚有位亲舅舅汪泰彦，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因为一直住在乡下，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刚到台湾时，母亲便央求父亲把他从江苏家乡接出来。他来台后，父亲认为舅舅人太老实，又不识字，便叫他留在家里读书，同时替父亲开车。舅舅不愿意，他想外出拜师学一门技术，后来果然成了大厨师。每年过年，唯有他给我的红包最大。
我经常到他餐馆里找他，当然是为了解馋，舅舅总会给我切一盘醉鸡，然后听我诉苦。有一次，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我求他给我找个小工做。舅舅一再劝我，叫我先把书读好，否则在社会上一辈子受人欺负。
这些话我当然听不进去，就凭那个大红包，我认为舅舅比其它的亲戚都神气！舅舅说不过我，后来终于同意了。每当我受到委屈，就到舅舅餐馆去吃一餐醉鸡，顺便打听做小工的事。舅舅总是安慰我说快找到了，下次来再说。
一次一次“再说”的结果，危机度过了，做小工的心也渐渐地淡了。
由于心理的不平衡，我必须找到一个发泄的管道，小说已经不能抚慰我狂跃的血脉，陌生的新环境更显得疏离。最令人心慌的，是身体内无处不在的生命力，刺激着神经，逼迫着肢体，随时随地可能迸发出来。
我已习惯于压抑，大批的救火队员，每天忙碌不堪地浇灌心头的烈焰。学校的课业宛如堆积如山的枯柴，师长的教诲则似山头的焚风，不仅对我没有一点助益，反而风助火势，我这座荒山，日复一日地接受各种煎熬。
由于学校小，教室旁边就是运动场，四个篮球场位于心脏中央。在附中时，我连班队都够不上，只有捡球的份。有一次，连我在内的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偷偷摸摸地报名参加在“三军球场”举办的比赛。目的无他，只因在学校没有机会正式上场，何况三军球场在室内，只要能在里面投一次篮，也觉得不虚此生了。
早就知道会输得很惨，心理倒很坦然，抽完签，第一场对手竟是上一届初中组的冠军文山中学队。结果受惠最大的是我，因为我根本没把去“三军球场打球”当作比赛，也懒得管文山中学是何方神圣。比赛时，我们队上只到了六个人，我则是生平第一次，不仅在“有地板”的球场中足足打了四十分钟。而且居然还有正经八百的裁判、计分员，以及全场一边倒的同情弱者的拉拉队。
我设法向一位任职联勤的亲戚要了个橡胶篮球，那个球有很多优点，每天上学时一定要先打足气，到了放学时必然会漏得又干又瘪，可以塞在书包中。这还不说，如果打完球忘了收走，一定会有同学路不拾遗地物归原主。
有了球，我便和一位同学换了临近后门口的位子。下课铃一响，我头一低，在老师还没走出教室之前，就如轻烟一般，溜到球场，先占地为王。
上课时，十分钟有如终生监禁，到了球场，十分钟简直比打个喷嚏还要快。为了发泄精力，我拼命抢球，抢到了宁愿传给别人，甚至于胡乱丢到外围。我个子虽不高，但因为练过“拔坑”的功夫，一招旱地拔葱，就闯出了字号。
中午才是重头好戏，拜地利之便，我这个“职业球员”一定抢得到球场，于是便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杀戮战场”。
为了打篮球，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耗在球场上，午餐便成为最大的累赘。好在家中无人照料，便当时有时无，端视佣人阿香的情绪和前一天的剩菜而定。我常故意将剩菜扫光，第二天就有借口向阿香要“饭钱”，一天两块钱，可以买两个面包。事实上，两个面包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而言，连牙缝都塞不满。而我也从来没有买过面包，四根棒冰才是真正的享受，既省了吃饭的宝贵光阴，又解决了口渴的困扰。
万一是带便当，那就伤脑筋了，我总会设法在上课当儿，一口一口、偷偷摸摸地把那些吃起来不知是何物的家伙，尽快地塞进胃里。好在同学们渐渐闻惯了上课有饭菜的气味，也因为实在需要有人牺牲，否则中午无球可打，时间可不好消磨！只是，有因必有果，等到时机成熟，报应才到。后来在巴西，我的胃溃疡发作，几乎魂归异域！
光是打球还不够，体力虽然能够宣泄，并不表示心力就有了平衡。刚好这时学校新成立了管乐队，招收高一的同学参加练习。这种事我怎能后人？虽然从来没碰过任何乐器，反正是醉翁之意，学不学得会，我丝毫没放在心上。
当时有乐队的学校并不多，记忆所及只有开南商工，连附中、建中都付之阙如，因此，大家对乐队的认识都很有限。请来的一位教练是国防部军乐队的，但他每个月只能来一两个小时，对牛群哈上一口气。
选乐器时，人各有志，最抢手的是小喇叭，可是吹得出声音的没有几个。再来就是黑管，倒是人人都能让它鬼叫神嚎，无奈管上键钮多多，像毛毛虫一般无从下手。打鼓最容易，立刻有人捷足先登，大珠小珠声如雷鸣。
我选来选去，发现乐器不是被人占住不放，就是上不了手。等到每个人都有了对象时，我还在那里像游魂一样，东晃晃，西摸摸。
有位同学比较内行，他劝我玩指挥棒，说做指挥最神气，但我嫌它不能发出噪音，不过瘾。他说：
“你想过瘾？过什么瘾？”
我也说不上来，只觉得自己精力过剩，坐立难安。他大概是猜到了我的难题，便指着地上一个庞然大物，看上去像个海螺，上面有个方圆尺许的大漏斗，下面蜿蜒着几圈铜管，想来起码有十几公斤重。他说：
“这个叫‘输傻疯’，是乐队的灵魂。可是吹的人一定要有力气，否则游行时，不要说吹，光扛都会扛死活人！”
因此，我选了“输傻疯”，她和我身高相若，扛上肩膀，我彷佛又矮了半截。
输傻疯很好吹，一吹就响，一响就像牛鸣。说是牛鸣还有点自我安慰，根据同学们的评估，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象放屁声。
总之，我很满意这十公斤的伴侣，经常把它擦得泛出金光。太阳出来时，正好欣赏漏斗反射出去的金色光圈。我尤其喜欢看光圈笼罩下，人们躲躲藏藏的德性。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成军不久，欣逢双十国庆。该年适值中山北路陆桥峻工，因此扩大游行，要由总统府到中山堂，绕过火车站，南下陆桥，再回到总统府前的广场。我们学校因为有了乐队，便成为台北各中学的魁首，被指定为“前导”。这简直是莫大的殊荣！我们一边加紧送气，一边幻想着全世界的眼光，都向我们行注目礼。
老实说，那场面着实寒酸得紧，我们乐队只有两只小喇叭、一只中音喇叭、一只低音喇叭、二只伸缩喇叭，再加一只黑管、大鼓、小鼓和我这巍然耸立的又傻又疯！今天台湾任何一个小乡镇的送葬乐队，都不好意思以这种阵营露面。然而人比人气死人，据说师大附中和建国中学跟在我们后面，还都觉得汗颜哩！
虚荣的代价，只有生活在虚荣中的人才能体会，我们在初试啼声之前，只会两首曲子。一是国歌，一是升旗歌，所谓“会”是指吹得出声音来，离不离谱全靠自由心证。只有保证不缺的，就是黑管失控时的高八度装饰音，和大伙上气不接下气的休止符。
游行时总不能老吹国歌吧！要练进行曲，如何练？在哪里练？成功中学小不丁点的，即使在马路上吹，教室里也不得安宁。我们被各班同学咒骂着赶来追去，跑遍了每个可能的角落，却始终得不到知音。后来，我们进军到对街台大法学院的大操场去，想不到连那么高级的学府，对我们的音乐也不能领教。
不得已，我们毫无选择，打算吹升旗歌应卯。刚巧那时“琉磺岛浴血战”正在上演，一首美国海军的起锚歌，人人能够上口。还要练什么？大家众喇叭齐心，共谱一调，一吹即成！于是我们又有了第三首曲子，自创的“起毛歌”。
游行当天，大伙从“启锚”经过“起毛”到“弃锚”，前后三个多小时，指挥很认真，坚持只要路边有人，我们就得吹给他们欣赏。由于从来没有苦练过，嘴皮还很嫩，加上在空旷的地方听不到回音，喇叭声不知悠然何往，只得拼着老命用力吹。不到一会，人人嘴皮都破了，鲜血淋漓。然而指挥的手还没有酸，他又一劲的勇往直前，看不见后面，只是不断地挥舞着指挥棒。为了面子，零零落落的呜咽声便此起彼落。
我的嘴皮还算硬朗，输傻疯也只要送送气就可以了，反正马路上够吵了，谁还来注意是不是有只老牛在哼唧？可是，我却发现了一条物理定律：肩膀上的重量，其“加重量”与距离平方成正比。到最后，我根本不能吹了，只是捧着那千斤宝贝，牛步蹒跚。
这次光荣的代价是后来只要一听到游行，我就感到肩膀酸痛。
我真正的苦难始自初三，那时曹叔叔走了，家中由敏姐独揽大权。她为了要找个女佣费尽心思，三天两天，来一个，换一个。不干凈的她嫌脏；太精明的她嫌贼；长得不好看的，她说丑得讨厌；长得漂亮的，她说会惹麻烦，总之，个个都不如她意。
最后，来了位名叫阿香的女孩，年纪与敏姐相若。她很会察颜观色，一眼就看穿家中是敏姐作主。没有用多少功夫，敏姐已经心满意足，立刻录用。阿香成天跟在敏姐后面，不论大事小事，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
过不了多久，阿香摸清楚了我们家中的底细，她勤劳地跑进跑出，为父亲倒茶倒水。各种琐事不必吩咐第二遍，一一安排妥当。父亲多年来无人侍候，就连母亲在世时，也没有阿香考虑得这样周到。父亲因此心情转好，脸上也露出了罕见的笑容 。
正像是严冬密云中现出了煦阳，家里一片祥和。连像耗子般的我，也胆敢偶而钻出洞口，小心翼翼地观察天气的变化。
不知是不习惯，抑或是独特的第六感，我闻到了暴风雨前的气息，看到了在宁静外表下，汹涌澎湃的暗涛。
父亲发觉阿香不识字，便开始每天教她，那份细心、那种温柔，完全与我有生以来所认识的刚毅严肃的形象大异其趣。阿香也很珍惜这一个迟来的良机，几乎是废寝忘食地努力学习。
渐渐地，敏姐发觉情况失去了控制，便开始在父亲面前，抱怨阿香未尽职责，父亲每次都只是笑笑了事。若敏姐暗示要开除阿香，父亲便晓以大义，叫她要体恤下情。于是，敏姐与阿香的冲突表面化了，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大的事争吵不休。阿香先是忍耐，然后父亲介入，责备敏姐任性，胡作妄为。
终于有一天，两人大打出手，互有瘀伤。
父亲甫下班回家，敏姐就在房中呼天抢地，哭诉母亲不在身边，竟连佣人也来欺负。阿香则泪珠涟涟，轻声细语，委屈不尽地向父亲辞职，要求返乡。
好戏连场，父亲一会儿大发雷霆，声震屋瓦，闹得鸡犬皆惊。却又立时婉颜悦色、温声细语，对阿香好言相劝。我躲在一边旁观，眼界大开，至此方知世上真有“双重人格”这回事。结果父亲不仅挽留了阿香，听说还加了薪，敏姐这时才知道大势已去。
一天，我正在车库门前玩耍，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猥猥琐琐、身材矮小的男人，他说要找“魏桂香”。我直觉地说：
“我家没有这个人。”
他犹豫了半响，从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发信处竟是我家的地址，我抽出一看－－粉红色的信纸。我记得敏姐也有，而且最喜欢拿来炫耀。信纸上只画了一个不太写实的乌龟，我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便问他：
“你是找阿香吧？”
他点点头，于是我进屋去把阿香找了出来，阿香一见到他，几乎呆住了。
我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晚上，父亲眼睛红红的，不作一声。阿香侍候完毕，整理好行李，不声不响地走了。
敏姐预期的胜利并未到来，一家大小似乎都成了父亲的眼中钉，见谁骂谁。连从来重话都没听过一句的妹妹，也被骂得直哭。
敏姐曲意承欢，给父亲倒茶、拿水，自动地擦窗子、洗地板，破天荒地担负起所有的家务来。父亲则一时嫌茶冷了，一时又骂水太热，总之，没有一件事称心如意。
对我而言，这些算是小场面，棒子没落在身上，骂骂不关痛痒。可是，敏姐生平没有受过这么多气，常常背着人偷偷饮泣。
这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才不过半个多月，父亲的骂声沙哑了，敏姐的面庞也消瘦了。我则小小心心地，深藏在防空洞里，竖起了耳朵，连大气也不敢出。
突然有一天，阿香回来了，居然还是敏姐亲自去“迎驾”来的。阿香送了敏姐一套化妆品，送父亲一个手织的绣花枕头。家里恢复了平静，父亲不再骂人了，阿香则除了侍候父亲外，对谁都不假辞色。
老实说，我对阿香毫无恶感，甚至希望她永远留在我家，帮我化解无情的风暴。只有阿香在时，我可以向她请求买新鞋、新衣。出了问题，也可以请她代为说情。我常常听到她那带有黏性的温声柔语：
“老爷！小孩子嘛……”父亲哼了一声，笑声传来，雨过天青。
这次阿香回来，还有个附加条件，她每周只能做五天。也就是说，有两天晚上她必须回家陪她先生。每当她回家前，必定会细心地安排好一场“牌局”，然后吩咐我倒茶送水、收拾桌椅等善后事宜。
打牌有所谓的“抽头”，每次三十、五十元不等。第二天阿香来了，我再把头钱给她。如此这般，等因奉此，日子过得尚称平静。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头钱”应该是给辛苦侍候别人的人。既然工作的是我，为什么不该我得？我隐隐感觉到这种理论在我家行不通，但看看手中的四十块钱，那种诱惑力实在拒绝不了。说不定父亲不会知道，至少，我扣下一半，想来很难查出。
我只拿了二十元给阿香，过了一会，父亲一言不发，把我揍了一顿。
我知道是为了钱，壮着胆子说：
“这是我辛苦工作的钱，为什么不能拿？”
“你工作是应该的，我养你这样大，做点事也不甘愿？”父亲又打了我一棒。阿香过来把父亲拉开，说：
“老爷，不要生气了，二十元算什么嘛！”
“算什么？年纪这样小，就让他养成剥削别人的习惯，长大了还得了？这是品德及人格的问题，与钱多少毫不相干！快给我把钱拿出来。”
这种价值观是传统中国社会立身处事的标准，我知道父亲说得有理，但我从来没有零用钱，这二十元我已做了几十个难以取舍的计划。硬着头皮，我说：
“我把钱花了。”
“混帐！你不愁吃，不愁穿，还要什么钱？”
我一听到这句话，感到冤枉万分。我脱下上衣，拿给父亲，说：
“我的衣服破成了这个样子，比乞丐好不到那里，同学都笑我没爹没娘……”
那衣服破了无数个洞，都是用铁丝“缝”住的。铁丝见水就生锈，衣服上斑斑的暗红色，好似秋天的枫叶，飘了一地。
父亲见了，更是生气：
“你为什么不说？我又不是你的后父。”
“我怎么没说？每次说起，您老就骂我不爱惜衣服……”
“是呀！你看我的衣服，穿了好几年，有哪件像你这个样子？你不爱惜，就算给你买件铁的也没有用。”
我乘机又把眼镜取下，我的眼镜除了玻璃片还完整外，镜架上缠的是细铁丝，镜脚也是用粗铁丝取代的。父亲还要骂，阿香倒是眼圈红了，她说：
“这都是我不对，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小少爷穿的是这样。老爷，您也别生气了，让我来想办法吧。”
那是考高中之前的暑假，不必再穿制服。她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些救济品，总算把我的护身铁甲丢进垃圾桶中。
进了高中不久，有一天父亲回家后脸色铁青，我照例去给他换拖鞋，提皮包。父亲理都不理我，冲进屋里，与阿香谈了一会。出来后，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我莫名其妙。我还期望阿香来解围，但阿香始终在房里，没有出来。
打完了，父亲没有教训我，走了。第二天我正在做功课时，父亲又来揍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