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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低洼地带的都是一些小户人家。从风水学的角度讲，这里不宜筑屋建房，透气不好，地气潮湿，视线也很局限，采风更是短促，完全不是向阳高地的爽朗开阔。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圈，从生态圈的方位就可以看到各个等级、身份、经济状态，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在我的感觉里，一个城市在无形中划分为几块，有的是生意圈，有的则是公务员、白领的聚集地，还有一大片是旧日官宦的后人，然后是学府师长、学子的文化区，最后是外来打工、捡拾破烂、乞讨者的部落。当这些人在一条必须之路上汇集着赶路时，穿着、举止、神情，自然地流露出不同阶层的气味。荀子曾经说：过令我铭记不忘的一段话，他说，马比人跑得快，牛比人有力气，却都归属于人驾驭，这是因为人能够结合，可以“群”，而“群”的前提是能“分”，即各守本分，见出高低阶层——世界就是由各个层次的人群组合成的。这里有着认命的理想，有人过好日子，也就有人过着苦日子，现实中人必须爽快地承认这一点。台风携带的暴雨首先冲刷和浸泡这些低洼地带。平日政府对于地下的排涝系统的整治看起来无懈可击，没有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直到风狂雨骤，壅滞堵塞，才知道全是纸面文章。四处汪洋中，机巧的人已经扎起简易的木排，开始运送过客，趁风雨交加发一点小财。老子当年说过：“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能攻坚，莫之能胜”，果真应验，这些激动万分的浑浊液体趁着风势破门而入。家中的轻薄之物，载浮载沉。天下大多数物品经不起浸泡，浸泡使它们还原不了原先的色泽、造型，还有质量。低洼地带的居民的敏感，已经在多年的遭遇中养成。像瘸子的手特别好使，像哑巴的眼睛特别明亮——人总是会在生活的艰辛的另一侧，增生出一些说来十分辛酸的生存手段。这些手段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只要他们不迁到高处，这一套完全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后人继续使用。当盆盆罐罐东一个西一个地散落在各处盛漏时，整座宅院八音和鸣，高低相激。这些声响不是为健康正常的生活设置的，听不到美感。生活破碎、残缺，在接漏的声响中点点滴滴地展示出来。时日长了，人也麻木了，坦然地面对一道道蜿蜒的屋漏痕，还有一盆盆盛满的水。许多年以后，也许生活质量有了稍稍的改善，当这种接漏声调偶然在梦境中穿过，会不会为此惊醒而坐起？！
这个临海的城市以水产养殖闻名。在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们进入成排连结着的养殖水域，穿着长筒雨靴的养殖者的脸色如水平和，让人不由得对临水生活的从容和徐缓，生出一些歆羡。每一个网箱都试图网住一个大的希望，就像农耕人期待每一片土地都迸发出最大的能量。对于荡漾着心潮的水域，热爱的程度要比坚硬的地面大得多——水面真实地提供着发展的过程，传递着水族生长的微妙信息。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定性的空间，希望建筑在摇曳的水上，有些心虚，投入越多，可能性越大，可能性的逆转也就相对大。此时，也只能这么走下去了。更深夜阑，水面迷蒙，隔着木板听得鱼虾的喋水、窜动，不由光着膀子走出，见远处三两灯火昏黄，万家沉睡，便坐下来点一支烟。隔了三天，平静被打破，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小船、浮筒、网箱，水面上的家当在台风的伟力撕扯之下断裂破碎，鱼虾获得自由，散入无边无际的大海。几乎每一次，屏幕上都要出现他们绝望的容颜，以示关怀。当具体的生存一开始就要规避如此大的风险，希望就已经打了打扣。赌一把的心理与生俱来，充斥在我们生活的许多细节上，向往和背驰，希望和绝望，就是一枚钢铡儿的两面，大自然把我们不希望的那一面给翻过来了。
每一次台风过去，城市惊魂未定。对于大自然而言，只不过是它一次急促的呼吸罢了。
曾经有一出戏代表了一个时代对于风的强硬态度，它的名字叫《战台风》。当几百万知青躬耕于大野，对于自然的力量不寒而栗时，这出戏的出现，增添了人们不自量力的胆魄，面对台风、暴雨、山洪、泥石流，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为了几根洪水中的公社木头，跃入其中不得返回。这些都成为范例，让旁观者羞愧。我在这一群人中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胆怯的避让者，在这类事件中奋不顾身而受表彰的大红榜上，从来找不到我的名字。不独我觉得自己渺小，我甚至觉得在山洪、山水的面前，整个村子的人捆绑在一起，也无比渺小。是哪一种用意的鼓动使人狂妄自大起来呢？我不知道人已经离准确估量自己偏差了多少。也许是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表现畏惧、退缩，使我后来回到城市的时间推迟了。一个狂热的时代肯定不喜欢退避者，他显出不听话不合群，还有我行我素。后来，当我离开山村，有些人就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是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为了公社的财产，财产说起来很小，无非是几头被冲走的猪、牛，一场无名的山火。只有激情而缺乏理智的判断，向前迈进一步，事态就走向反面。我们对于一个人价值的衡量，不是从进入市场经济才开始的，任何时候，都应该认为，人比猪、牛，比一片燃烧的山林，都更为重要。
自然界永远是这么一幅广阔高迥的相貌，深含超人的力量。风总是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凡有风的参与，自然界其他的力量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和迅猛。在这个纬度上的人与城市，注定要不断地面对风雨带来的灾祸。人类无法拒绝风，无法改变风的走向，人的自尊自信受到了风的挑战。人在长大除了肉身的伸张之外，更重要的标志是人的思维摆脱了愚昧，走上了正常的轨迹。我注意到，面对破坏力强大的风，人们已经从迎战转为躲避，避其锋芒、尖锐，不再侈谈人定胜天这类空话。渔船靠港、学校放假，举村迁移，这些都是认识上的觉醒和进步——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紧要，人在大自然面前低头，并不是人类的羞耻。
在风中，我们长大。
责任编辑 林苑中
我所知道的蓝翎先生
金 锦
知悉蓝翎去世的消息，是在甲申春节前。那天晚上刚看罢电视播放的书法大师刘炳森追悼会的新闻，正为人命危浅天不假年而怅然叹惜，便接到了北京一位军旅作家朋友的电话，告诉了我蓝翎先生病逝的噩耗。尽管他轻声地说是“走了”，但我的心头却不啻重重的一击。
两天后蓝翎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远隔千里，匆促间我只是发了一份唁函，遥祝他魂归天国，永久安息。当时追昔忆往，虽然心有所感，却没有急于诉诸文字。不是不想，而是觉得像蓝翎先生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和李希凡一起，因毛泽东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名震朝野的人物，即便写悼念文章，一时也轮不到我的份儿。光阴荏苒，时过半载，我一直留意凡能见到的报章杂志，竟没有发现追悼的辞章，这让我很有些失望和不安。也许痛定思痛的追忆是一个反复咀嚼回味的过程，可能需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我却有点沉不住气了，慌急间把几十年来对蓝翎先生零零碎碎的记忆连缀一起，觉得吐出来对他对我都是个安慰。
我对蓝翎先生的仰慕，是在认识他之前，这首先要追溯到山东大学的因缘。当年，两个小人物一夜走红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到上中学时，就从语文课堂上知道了这两位山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母校校刊《文史哲》抨击权威一炮打响的重要事件，并由此萌生了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向往。及至1975年秋天我终于跨进这座高等学府的时候，那种如愿以偿的感觉里，既包含对历史名校的景仰，也包含终与两位“小人物”同校为学的欣慰和自豪。上古典文学课时，从事红楼梦研究素有造诣的袁世硕教授，讲述起红学史上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波，对他的那两位同班同学自然就多了几分了解和评说。这就使蓝翎这个名字伴随着“两个小人物”的概念，在我脑子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第一次与蓝翎先生认识，是在1980年春天那次中文系主办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当时我已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的教研工作。这是拨乱反正后学校组织的首次纯粹的学术会议，一批全国知名的学界耆宿高校精英应邀而至，荟萃一堂，给乍暖还寒的校园带来了缕缕春风。一看到蓝翎与会，我便迫不及待地到住处造访。当那个清瘦单薄温文尔雅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却怎么也不敢与当年敢于挑战权威的青年学者相联系，特别是那早生的华发和多皱的面庞，似乎盛名之下隐藏着诸多隐秘及沧桑。
简单的寒暄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交谈。当我言及家乡是水浒故事发源地郓城时，他眼睛突然一亮，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告诉我他的老家就是同属于菏泽地区的单县。要不是他亲口说出，我还真不敢相信，仰慕已久的两个“小人物”，其中一个原来是从鲁西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乡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瞬间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怯生和戒备，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接下来的交谈就成了那种一见如故或久别重逢似的推心置腹。我怀着好奇，询问了他的生活历程，尽管这是初识比较忌讳的纯私人话题，他却十分坦诚地向我直陈了“轰动效应”之后的传奇经历。
蓝翎原名杨建中，1932年出生在苏鲁豫边界黄河故道区一个贫穷的乡村。他少年聪颖，不满18岁就从高中一年级考入华东大学，1950年并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师。就是这个时候，他与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李希凡一起，共同撰写了那两篇驳俞平伯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却因此而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恩宠加身的蓝翎，在懵懵懂懂中，几乎像金榜题名英雄凯旋般地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两个刚刚踏进社会的大学生，不经意间成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方面最年轻的权威发言人。一时好评如潮，各种光环和荣誉纷至沓来，声名显赫如邓拓者亦不敢等闲视之。
岂奈天有不测风云，志满意得青云直上的蓝翎在党报立足未稳，那场突如其来的“三、五反”运动即席卷全国，他竟因右派言论而获罪，强行发配到河南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一下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度过了十多年炼狱般的生活，尝够了失去自由的精神折磨，经历了孤独无靠的感情煎熬，遭受了筋疲力尽的体力惩罚。1961年摘帽后做过商业干部和文学编辑，但仍然是受人歧视的另类人物，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饱尝了被人管制任人凌辱的滋味，直到1979年正式平反后，才被选调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
初获解放的蓝翎先生，就像涸辙之鱼回归大海，抑制不住重获新生的亢奋和激动，毫无顾忌地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老乡袒露心迹。时而感叹文学界的野蛮荒芜，时而痛惜学术界的单调苍凉，时而庆幸学人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回归，却丝毫没有流露对自己不公正遭遇的怨怼和愤懑。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就感受到了他的朴实、直爽和宽厚。也许第一印象容易融入记忆，这次面谈以及以后几天的相处，蓝翎先生那种历经风霜雨露一路走来的精神，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气度，那种忧文人命运之多艰的人文情怀，那种珍惜余生发奋作为的意志，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次相识分别后，不久我便调回原籍从政，天各一方，以至于十多年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最初给我的印象却弥久难忘。
说来也是缘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组织上安排我到单县担任领导职务，不期然成了蓝翎先生家乡的父母官。到任不几天，蓝翎先生突然从北京打电话向我问候，畅叙别情之余，恳切地希望我为他贫苦的家乡多做些实事好事，并热情邀请我抽机会到京晤谈。原来几年前他落实政策，又回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并明确为负责人。重操旧业，志得意满，那种矜持的口气和声调里，自然便流露出安居乐业的欣喜和当家作主的豪放。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带领单县的同志在北京召开同乡联谊会，特地邀请蓝翎先生参加。记得那天通知开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刚刚八点多，蓝先生便兴冲冲地来住处看我。日月如梭，一别就是十多年。此番重逢，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却还是有些说不出的惊喜。在我下榻的房间里，清癯健朗的蓝翎依然精采秀发，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与家乡阔别已经三十多年了，时常怀念那质朴淳厚的乡风乡情。他十分认真地询问了家乡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特别倾情地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当听到改革开放后城乡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他抑制不住地呵呵大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我告诉他，由于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民还没有从根本上脱贫，他的脸色陡然严肃起来，深情地说：“自古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下最苦的是老百姓，最好的也是老百姓。父母官就要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谋福利啊。”老学长专注地望着我，并下意识地吟起唐人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蓝翎先生的爱乡忧民之心，让我很受触动，顿感双肩增加了沉重的压力。
接着，这位老学长又颇有兴致地同我聊起了家乡的人文风物，提及较多的就是牌坊和羊肉汤。他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充分利用单县丰厚的文化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单县羊肉汤固然是美食一绝，全国闻名，但百寿坊、百狮坊的艺术价值也很高，他说走遍国内很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牌坊，还没碰到过如此精美绝伦的石雕精品。羊肉汤和牌坊是单县的绝代双骄，不能让牌坊淹没在羊肉汤里。
开会时间快要到了，蓝先生谈兴犹浓。我拉他一起来到会议室，并向与会各位作了介绍。那次会上，他就欠发达地区的脱贫问题，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引起一阵阵赞赏的掌声。
离京前夕，部队的那位文学朋友陪同我拜访了蓝翎先生。在人民日报社那座庄严的办公楼上，有一间是蓝先生的办公室。室内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书架和废旧报纸及文稿，显得比较拥挤。唯有办公桌上整洁有序，显示出主人的精细和勤勉。也许是置身人民日报社这个特殊环境里，触景生情，勾起了他对人生世事的诸多回忆，也许是神交已久并且相谈投机，故而愿意吐露心底的隐秘，反正，这一次涉及的话题比较沉重。一见面，他就煞有介事地问我：“你记得咱们家乡的龙卷风吗？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大旋风。”这使我想起每当秋后初春，空旷无垠的田野里突然拔地而起纳尘柱，扶摇直上，升入云天，且旋且行，蔚为壮观。由于来无影去无踪，变化莫测，乡亲们往往认，为是鬼魂作祟，令人望而生畏。蓝翎先生见我若有所思，十分动情地说：“自然界的龙卷风尚可躲避，而政治上的龙卷风来势凛冽，让人躲之不及，一旦旋入，就是灭顶之灾哪！”说罢仰天长叹，似有无尽的曲衷深埋心底。我知道，他又记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两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正是这接连而至的可怕的龙卷风，改变了他原本辉煌的人生轨迹，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痛。
为了避开这痛，我及时岔开了话题，问起他近年的工作和生活，这下可触到了蓝先生的兴奋点，他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不仅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楼房，衣食无忧，儿子和女儿也都各得其所，大学毕业后分在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话到此处，他诡秘地一笑，悄悄地说，儿女们搞点学术和技术就很好，离政治远一点安全哪。接着，又蛮有兴致地谈起自己的写作和编辑生涯，话语里充满了自信和泰然。他说，自然界的龙卷风，是客观气候形成的。政治上的龙卷风，是特定环境造成的。改革开放，大地清明，那种政治龙卷风是不会再来了。故而这些年主持文艺部工作，上下信任、左右逢源，十分舒心。不仅掌握一定的行政和业务权力，还能驰骋想象，自由自在地写作，重返文坛后，终于有了说话写作的自由，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后来，我收到了蓝翎先生自京寄来的个人作品专集，书名就是《龙卷风》，并且加了副题：“小人物”沉浮自述。封面上赫然标明：“本书完整地展示了作者自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