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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布帛，有司乃不出其在官者而责取于民。进贺表笺臣下所以敬上者，所用纸笔墨函等物皆取于民，此其诚敬之心何在？又如送往迎来之费，有司出于百姓，军卫出于军粮，军民至有终岁不自给者。又如粮草有督办者，有点发者，有部运出纳者，诛求百途，费倍正数。未足公府，先满私家，其显而易见者有此数事，其秘而难知者，未易悉言。方今朝廷省事，虽无往日之巨弊，如臣所见闻，亦岂兵民之细害！苟不痛为惩戒，天下何由澄清？……曩因国用浩繁，文武官吏俸给什撙节其六七，所得不给其所费，今果所储不足以供，令于所在官司有布帛等物之积者，从实准予，俾其父母妻子不致冻馁，如是若复有不奉法守分而肆贪残于军民者，则必罪之如律也。夫忠言有益于国家大矣，古者人君设诽谤之木，下直言之诏，求之惟恐不尽。今陛下审见于此，故屡降求言之诏，惟恐群臣不言，然而犹有不言者。……
虞谦所描绘的是一幅上下军民全面的社会生活图景。这时，仁宗才即位五个月，虞谦所指的“今”所存在的问题，显然主要由朱棣来负责，它是朱棣施政所带来的结果。朱棣自称其为政要使民不失其养，如此弊政丛集，民焉得不失其养！其他暂且不论，就看文武官吏父母妻子犹有冻馁之虞，民间生活便可想而知了。
其实，朱棣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不过是为他的好大喜功的兴做不止所做的辩解和掩饰。既然百姓不失其养，便可以毫无顾惜地任意驱使劳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于洗刷自己篡位的恶名，因而永乐一朝，大事频兴，国家百姓为之耗竭。试看，永乐年间南征交■，战争持续二十几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 ；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这样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养”？正如洪熙元年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佛休”，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难更加深重。于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 。
仅就《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进行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的“流民”。我们不妨将永乐后期的几起“民乱”抄录如下，以见永乐民生之一斑：
永乐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军都督金玉为总兵官，蔡福为副，往山西广灵等县征剿山寇刘子进等。子进广灵县民，居乡无赖，尝自言往石梯岭遇道人，授以双刀剑，铁翎神箭，能驱役神鬼。造为妖言纠集乡民刘兴、余贵、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职名，以皁白旗为号，夺太白王家庄驿马，杀大同等卫采木旗军，所过劫掠人畜，官军不能制。事闻，遂遣玉等剿捕。
永乐十五年闰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贼刘胜孙纠集无赖，自号太平将军，攻清流县，劫杀居民，守臣执其首数人，送京师斩之，余党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县贼陈添保等伏诛。初，添保与县人杜孙、李乌觜及龙溪■马郎、龙严、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张五官等聚众作乱，烧劫龙溪银场，杀中官及土民三十余人，官军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称太平大人先锋等号，招集贼众，烧劫清流等县，杀县官军民三十余人。至是福建守臣执送京师诛之。
嘉兴府贼倪弘三等伏诛。弘三纠集无赖作乱，劫掠乡村，三年众至数千，往来苏湖常镇诸郡，杀害官民，商贾不可胜计。发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讨之。反为贼所败，官军多被杀伤，其势益横。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讨贼，立赏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栅于小江港，议断其走路。贼无所容，乃趋北河。新遣壮勇蹑至桃源县，生执其首数人送京师。至是皆磔于市。苏湖诸郡之民始安。
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以谋反伏诛。化初名僧保，畏避从军，逃匿保定府新城县民家。衣道人服，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演说应劫五公诸经，鼓诱愚民百四十余人，皆信从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县人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事闻，悉捕诛之。
秋七月己巳，湖广靖州贼王忠，自称平定侯，率众攻劫武罔州，为守将所获并其党诛之。
永乐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监察御史李伟奏、江西新淦县逃匠雷剑南等聚众拒捕。上命都指挥刘忠、都督马聚领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剑南等自诣归罪。上览奏谓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祸？此有司失于抚绥。”命皆宥之。遣使驰召聚等还。
永乐十八年二月己酉，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 （详见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阳县人杨得春、蔚满圈等以妖术惑众，伏诛。得春等素不事产业，不服役官府。有司将治其罪。得春变黄冠服，满圈削发披僧衣，俱逃入晋州，以妖术妖书符咒惑众。自称善治兵甲，能令人飞行十里。遂聚无赖，号五百罗汉，谋作乱。事觉，有司捕获，械送京师，即日皆弃市，家口财产没官。
二十年闰十二月甲子，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奏请调兵剿捕维摩州曲部驿野罗罗并蒙自县作耗强贼，以除民患。从之。
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盗入南京大祀坛天库，盗苍璧二、黄琮一。命西宁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马捕贼。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贼首吴贵归等就■。初，贵归等聚众千余人劫杀乡民，知府邓忠率民兵捕之。贼众拒敌杀官吏。事闻，命阳武侯薛禄率兵三千讨之。上谕禄曰：“寇首恶不过数人，必诛之。余胁从，宜与分别。盖百姓皆有父母妻子，岂好逆从乱？其间必有不已者。宜约束军士，不可滥杀。杀一不辜，将帅之罪。不有阳祸，必有阴谴。至是，禄悉捕首恶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复奏，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首贼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余人往来两县劫掠，渐致滋蔓。请兵剿捕。上命兵部尚书李庆等议之。于是，庆等奏调缘河备倭都指挥张翥所领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调兵二千，俱听翥率领捕之。时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共进言曰：“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不得已逃窜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宽而抚之，当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获，且坚其为盗之心，况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愿思处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抚。若负固不服，调军剿之未迟。
这里所录的，并非永乐年间“民乱”、“强贼”之全部情形，但却可以说几乎无年无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之乱了。这一年，朱棣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正在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落成，安南的战事正在打得火热，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皇太子亲眼所见的山东大灾荒也发生在这一年。层层的重负压下来，都落在百姓的肩头，他们实在不堪了，只有起来反抗。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号召下，占领了益都，其后往来于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官军青州左卫指挥高凤剿捕败绩，朝廷又派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带兵征讨。双方在益都发生激战，都指挥刘忠战死，而唐赛儿竟得逃脱。这时，另一叛民首领宾鸿正集众万人攻安丘，官军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昼夜兼程从海上驰援，宾鸿不敌而败。还有一支叛民队伍在诸城为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所败。 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达三千余人。 而唐赛儿仍然不见踪影。据说，唐赛儿也曾被官府捕获，“将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俄皆自脱遁去。”结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 。唐赛儿久捕不获，朱棣怀疑赛儿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诘之” ，后来，搜捕范围扩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先后几万人” 。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 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 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 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 官员任用“渐循资格”， 办事“循习”成弊， 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 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 ，“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 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 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第四章 天下一统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要达到这一理想，只有国内的安定康富还不够，还要有无限广阔的疆土，四海咸宾的局面。可以说，朱棣自即帝位后，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首当其冲者是解决蒙古问题。我们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整个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国。其初，“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 。元顺帝继承人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先后改元宣光、天元年号，仍以大元帝国自命，历史上习称之为北元。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一个明朝与蒙古部族政权对峙的局面。洪武年间为解决蒙古问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名将以及秦、晋、燕诸亲王出塞北征，虽有挫折但多所胜利。与这种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一整套的防守与怀柔政策。在北部边塞，从东到西他安置了辽、宁、燕、谷、代、晋、秦、韩、安、庆、岷、肃诸王（有的亲王洪武时未就藩），节制诸军镇守边防，并用优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势力归附。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极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明帝国对蒙元的斗争取得了主动。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着缺陷，这不仅使洪永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问题，而且他们的政策模式留给后世，也酿成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其中“北虏”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胁。
一、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剌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 “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他明确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顺天道来归降的话，“朕当效古先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伯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给换信印，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残元领兵头目”，“有能率众来归，一体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 。他还批评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 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又皆以胡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实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 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 。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的优礼厚遇，视洪武时期往往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
这一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剌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识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朱棣与鞑靼人 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 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建文二年二月，“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赍”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 。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胡骑军官最近左右” ，“每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