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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的权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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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神发誓,说从未排印过这样的书籍;而深受尊敬的医生维尔纳夫斯,也愤怒地断然否认他就是什么米圭尔?塞尔维特。奇怪得很,宗教法庭制造起一场抗议,便已经心满意足;这可怕机构异乎寻常的克制进一步表明,必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保护着那个被告。宗教法庭通常是拿拇指夹跟拉肢架开始工作,却对维尔纳夫高抬贵手;审问官一无所获,返回了里昂;而阿尼则得到通知,说他的指控查无实据。那日内瓦人企图假宗教法庭之手除掉塞尔维特,也就此失败。若非阿尼向日内瓦求援,求亲戚特里提供有关上述异端更有助指控的进一步材料,整个事情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如果我们希望宽大为怀,仿佛不妨这样设想:是特里一手策划,向他天主教的亲戚指控自己素不相识的作者;特里也罢,加尔文也罢,都绝想不到他们的告密竟会泄露给罗马教廷。然而司法机器已经运转起来,而日内瓦的那般狂热分子必定清楚,阿尼给他们写信要求进一步的资料,绝非出于无聊的好奇,而是来自宗教法庭的敦促,则对于自己设置的陷阱,他们准是了解得清清楚楚。那恐怖的天主教当局,用文火烤炙过好多新教徒呀;一个福音派牧师,就该怯于替这样的当局做个告密者?然而塞尔维特却很有理由向着加尔文吼一声:“身为福音的仆人,却替官方指控;利用职位之便,给人设置圈套——你难道不晓得,这样的做法邪恶歹毒?”

    让我再说一遍,临到教规存亡攸关,加尔文便会将道德置之度外。塞尔维特必得给“清理”掉;既然加尔文生性记仇,他便绝不介意用了怎样的手段——而那些手段,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可耻。特里写给阿尼的第二封信,无疑出自加尔文的口授,那活脱一个虚伪的杰作。作者声称,他的亲戚竟然把他的信交给了宗教法庭,这好不让他大吃一惊。“这信本来只想给你自己看,”他说道。“我唯一的目的,只是向你表明,那些自命为教会砥柱的人,竟然如此缺乏信仰的热情。”然而如今,他明知道柴薪已经堆起,却绝不放弃进一步向宗教法庭活动的想头。这卑鄙的告密者油滑地讲,既然大错已铸,绝无疑问,“上帝是意欲将基督徒们由这肮脏有毒的瘟疫当中拯救出来”。下面的话,简直叫人难以置信。特里既已拉上帝之名掩盖人类仇恨的非人举动,便把他能够找到最为有害的材料给了自己的亲戚——便是塞尔维特的亲笔信札,连同那著作的部分手稿。如今,那般对异端不择手段的人,便好立即开始行动。

    塞尔维特的一批亲笔书信,给转交于阿尼。可特里从未跟塞尔维特通过信,又如何把这些信件搞到手?真相定然无从掩饰。加尔文巴望躲在幕后,我们却必得将他捉到前台的聚光灯下面。塞尔维特的信件,以及他著作的几页手稿,全是塞尔维特本人寄给加尔文;出于怎样的目的,加尔文将这些文件从抽屉里取出,他自己心知肚明。他明明知道这些文件得送给何人——那是伙“教皇党”,平素在布道台上,他骂他们是“撒旦的崽子”;那帮家伙,惯于以拷打与火刑,对付他加尔文的信徒。然而他清楚,这些文件足以将塞尔维特送上火刑柱,这便够啦。

    因此后来,他枉费心思,企图遮掩自己留下的蛛丝马迹。他诡辩道:“有谣传说我采取了些行动,来促成天主教宗教法庭的仆从们逮捕塞尔维特。有人甚至称,我将他投畀信仰的死敌,让他落入狼巢虎穴,显得太不光彩。我倒要问问那般骂我的人,我如何能够突然间跟教皇的仆从接触上。实在难以置信,我竟会跟他们有所勾结,而他们竟会与我联手搞阴谋——须知他们之于我,恰便似魔鬼之于基督一个样。”可这样的遁词未免过于露骨;因加尔文自可以天真地发问,“我如何能够突然间跟教皇的仆从接触上?”有关的文件却给了他明确无疑的回答。在这事情里充当工具的,是加尔文的朋友特里;在致阿尼的信里面,特里公开承认,加尔文曾经参与其间。“必须承认,我颇费努力,才从加尔文先生手里取得下列文件。我无意于暗示,他不认为必得采取措施,来镇压如此可恶的渎神行径。他是觉得,他的责任在于以健康的教规说服异端,而非以正义之剑大开杀戒。”这拙嘴笨舌的信,显然经过了加尔文的怂恿,企图替那真正的罪犯推卸责任,然而这样的企图徒劳无益。信上写道:“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说给你,若无加尔文先生的帮助,交给我下面确凿的材料,人们会指责我提出了不实的指控。”

    行动毕竟较辞令更能打动人。甘心情愿也罢,勉为其难也罢,加尔文毕竟将塞尔维特的私信交给了“教皇的仆从”,好叫他们拿来将作者置之死地。加尔文,惟有加尔文,要对特里致阿尼的信件负责——而且这封信,其实乃是写给了宗教法庭。同时,也惟有加尔文,能够让特里封寄那份控罪材料,并且在致阿尼的信件最后写道:“我想我给了你些无可辩驳的铁证,以便你再无困难将塞尔维特逮捕法办。”

    根据记载,当屠侬红衣主教与奥里长老看到,提请他们关注塞尔维特罪行的铁证,竟然来自他们的死敌——异端加尔文,不禁哄然大笑。其实很容易理解,这般红衣主教何以如此兴高采烈。特里的动机,还不妨讲在虔诚的借口之下,隐藏着善心慷慨、忠于朋友;然而下一个荒谬的事实却无可掩饰,便是新教的领袖竟然如此与人方便,帮助天主教宗教法庭的审问官(还是他们全伙人!)把个异端烧死。须知这些头面人物各信各的道,这样的礼尚往来在他们之间绝不常见,在这寰球的每地每处,他们总是惯于使用烈火利剑、绞台刑车相互毁灭。无论如何,经过了这段愉快的插曲,宗教法庭便又勉力做起自己的工作。塞尔维特遭到逮捕,受了严厉的审问。加尔文提供的信件与手稿片段真个铁证如山,被告再没法否认自己是那书的作者,也赖不掉米歇尔?德?维尔纳夫跟米圭尔?塞尔维特乃是同一个人。他的事业就此一败涂地。维埃纳架起柴堆,处刑的火焰就要点燃起来。

    然而加尔文希望唤起自己的一批敌人,将另一个敌人置之死地的企图,俨然再度流产。或许塞尔维特医生受人爱戴,交了些权势朋友;也或许天主教当局宁愿善待那加尔文渴望烧杀的人——其实这后一点倒更可能。不管怎样,狱卒的看管马马虎虎。让个异端毛头溜之大吉,比之取悦日内瓦的异端头子,岂不善哉妙哉?对塞尔维特的看管松懈得很。通常对待异端,总得关进狭仄的监号,还要镣铐加身,锁在墙上。塞尔维特却享受了优待。每天准许他在花园散步一次,好放放风。就在四月七日,一次诸如此类的放风时,犯人不见了踪影,留给看守长的只剩了一件晨衣和一架梯子——他就用这架梯子翻出墙头,逃之夭夭。然而那柴堆毕竟派上了用场,塞尔维特的模拟像跟五箱的《Restitutio(补正)》,在维埃纳市场烧掉,替活人塞尔维特顶罪。那般日内瓦人预谋假外国的狂热分子之手,替他们除掉个敌人,好不至弄脏自己的手,这样的预谋就此惨败。自此以后,加尔文遭到所有高尚人士的轻蔑。他不断发起反塞尔维特的运动,他单为憎恨旁人的信仰,便决意将人置于死地,所有这些都要他承担责任。






第五章、杀害塞尔维特


    塞尔维特在逃出监狱之后,足有几个月踪影全无。没人知道在逃亡途中,他忍受了怎样的艰苦劳顿;直到八月的一天,他骑了匹租来的马进入日内瓦,下榻罗斯。闹不懂塞尔维特怎么会灾星当头(“malis auspiciis appulsus”),竟然跑到日内瓦藏身。莫非他打算暂住一夜,而后乘船渡湖,继续逃亡?莫非通信既已失去效果,他是想通过一次会谈,跟他最大的敌手达成和解?或者,莫非他的日内瓦之旅,单单是神经过于紧张的病人特有的愚蠢做法?那般绝境中人,可是经常将危险视同儿戏呀。不清楚,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弄清楚。提及日内瓦事件的官方报告从未解释过,何以塞尔维特会来这里——在此地他只能指望,从加尔文手里得到最坏的结果。

    然而那不幸的流亡者,他做的事情还要更愚蠢,更像是挑战。就是他抵达日内瓦的当天,一五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早上,他竟到圣皮埃尔大教堂参加礼拜。那时加尔文正在布道,而加尔文派的教众全伙在场。加尔文认得出塞尔维特,很久以前他们曾在巴黎一起求学。这样的举动绝无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除非出于一种神秘的冲动,一种有似于毒蛇的牺牲品被引向死地的蛊惑。

    这样的城市,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监视,陌生人成为众目睽睽的焦点便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接下来的事情,自然也是无可避免。加尔文认出那贪食的狼躲入他虔诚的羊群,便声色不露,向奴才们下达了命令。塞尔维特刚刚离开大教堂,便遭到逮捕;不出一个小时,这逃亡者便给镣铐加身。这样的逮捕既不奉行国际法,也违反了世所公认的好客准则。塞尔维特未在日内瓦犯罪,便不受该城司法权的管辖。他是外国人,是西班牙人,刚刚抵达此地,绝未犯下有理由遭到拘捕的罪行。他的著作,写作印刷都在境外,因此他的异端观点,对虔诚的日内瓦人毫无损害。况且,“上帝言语的传道士”在旁人未经控告审判时,绝无权利下令将其逮捕羁縻。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此事,加尔文之拘押塞尔维特,都只能是野蛮行使其独裁权力,这样的行径公然无视法律条约,惟有拿破仑逮捕杀害当甘公爵才能相提并论。两桩事件当中情形相同——逮捕之后的步骤绝非正当合法的审判,而是非法的谋杀。

    塞尔维特未经任何指控,便被逮捕囚禁。接下来,必得捏造出一项罪名才行。想想看,要是叫那怂恿逮捕塞尔维特的人(加尔文不是承认“me auctore”——“在我的怂恿下”么?)走上前台担任原告,岂不合情合理?然而日内瓦的法律足堪称道,不鼓励告密行径。于是,加尔文若是自任原告,他自己也只好听由法庭的支配。日内瓦的神学独裁者,岂能喜欢这样的一幕!要是市行政会竟然宣布塞尔维特无罪,要是他加尔文由于无理指控而不得释放,他的处境只能是相当尴尬。对他的威望,这该是何其沉重的打击!对他的对手,这该是何其辉煌的胜利!加尔文一向手段高明,便指派他的秘书兼厨师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做个讨骂的原告。可敬的尼古拉斯向当局提交了一份足有二十三项之多的诉状(此文件自然出自加尔文的炮制),便老老实实替他的主子进了监狱。一出骇人的悲剧,就拿如此的一出喜剧当楔子。法律先是给严重违犯,而后还要给事情一个合法的假象。塞尔维特遭到讯问,向他朗朗宣读了诉状的各项罪名。他回答得平静机敏,这是他的精力还未被长期的囚禁破坏掉。他逐一将指控反驳了回去。例如,人家指控他攻击加尔文的著作,他便回答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因攻击本是由加尔文一方展开,而他塞尔维特做的只有一点,便是指出加尔文并不一贯正确。若是加尔文指控他顽固抓住某些论点不放,他可以答辩说,加尔文的强梗原是毫不逊色。他与加尔文之间的全部差异,惟有对于若干神学问题看法不同;而这与世俗的法庭并无关系。于是,如若加尔文竟然逮捕了他,这必定出自于怨恨。这新教的领袖,曾经把他告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要是这位上帝传教士的话竟能奏效,他塞尔维特岂不早给处了火刑?

    塞尔维特的反论果然合情合理,不容置疑,行政会里的气氛大大倾向于他。看上去,只会判给他一纸放逐令,再不会有更加严厉的决定。然而加尔文听到风声,说事情将对塞尔维特有利;他生怕到头来,这牺牲者会乘他不备,溜将开去。八月十七日,这独裁者出现在市行政会上,不参与的伪装就此放弃无遗。他表明自己的观点,再不否认是他控告了塞尔维特;他请求行政会参加嗣后的诉讼,借口“如此被告便能诚恳认错”。显而易见,加尔文的真正理由,是要施加他的全部影响,避免牺牲者中途逃脱。

    自从加尔文专断地介入到被告与法官之间,塞尔维特的案件从此失败。加尔文本是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又堪称学识渊博的法理学家,比起他的仆人德?拉封丹,他的指控远能击中要害;于是塞尔维特的信心大受动摇。如今他的敌人就坐在法官们中间,冷酷,严厉,摆出副公平无私的面孔,连珠炮也似提出问题——然而背后那铁一般的决心,足能将被告置于死地,叫塞尔维特觉得寒彻骨髓。西班牙人显然阵脚已乱。他失去了防备,变得烦躁紧张,刻毒狂怒,充满了攻击性。他再不平静地固守自己的合法立场,再不坚持以他的外国人身份,除非违反了日内瓦法律,便不受本城司法权的管辖。相反,他听任加尔文引诱着他,落入神学争论的阴谋之中。这便为他的异端指控提供了大量证明。因为,哪怕举出他的一个论点,像魔鬼同样也是上帝本体之部分,也足以叫那般虔诚的行政会成员不寒而栗。待到他哲学的虚荣受了公开的侮辱,塞尔维特说起这些最有争议也最有危险的论题,更用上了无所顾忌的措辞。他忘了这些行政会成员作为神学家并无能力,竟在他们面前大谈其真理之类毫不相干的问题。他雄辩滔滔,又急于争论,害得法官们对他起了疑心。按加尔文的讲法,这外国人两眼放光,双拳紧握,对日内瓦教会的教义挑三挑四,一准危险地破坏着属灵世界的和平,没准儿正是个不可救药的异端——对这样的说法,那般法官们越发信以为真。把他交付彻底的审讯,无论如何总该是件好事。于是法庭决定,他应该继续囚禁,而控告他的尼古拉斯?德?拉封丹则获得自由。加尔文终于得逞,他愉快地给一个朋友写道:“我希望他被判处死刑。”

    加尔文何以急着要将塞尔维特判处死刑?他为何不满足于更加节制的胜利,比方将敌手驱逐出境,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侮辱?加尔文之憎恨塞尔维特,并不强于他之憎恨卡斯特利奥,以及旁的反对他权威的人。不论是谁,只要教导旁人的方式与他的倡导不同,他必会充满憎恨,因他那样暴君般的气质,总会本能产生如此的仇恨。因此,若他对塞尔维特尤其愤怒,必欲抓住时机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绝非私人积怨,而全出于政治动机。这米圭尔?塞尔维特反叛他的权威,要给另一个反对加尔文正统教义的人充当替罪羔羊。那人便是耶罗尼米斯?巴尔塞克,前多明我会修士,加尔文也曾企图将他当个异端消灭掉,却幸而漏网,叫加尔文大为烦恼。这巴尔塞克当过日内瓦显贵的家庭医生,因之颇受尊敬;他使用伊拉斯谟攻击路德的观点,公然攻击加尔文学说当中最为薄弱易伤的一点——便是他僵化的预定学说。这两个“异端”都宣称,上帝既是一切善的本原,便绝不可能甘于成心驱使人类做坏事。人人都知道伊拉斯谟的推理如何令到路德大发雷霆;而这宗教改革最著名的斗士,这恶语咒骂的大师,又如何劈头向着那位年迈的哲人破口大骂。然而即便如路德那般粗野狂暴、凶猛易怒,毕竟要提出逻辑上的理由反对伊拉斯谟,没想过因伊拉斯谟向预定学说挑战,便将他拽到个世俗法庭去。可加尔文狂热地笃信自己一贯正确,在他看来,每个对手全得当成异端待。他觉得,不承认他的宗教教规,就如同犯了国事大罪一个样。因此,他绝不用神学争论回答巴尔塞克,而是将批评自己的人送进监狱。

    然而,他本想拿耶罗尼米斯?巴尔塞克杀鸡儆猴,不料却遭到了败绩。许多日内瓦人都清楚,这学问渊博的医生敬畏上帝;诚如在卡斯特利奥事件里一样,加尔文在巴尔塞克事件当中的做法,适足以令人怀疑,他是想除掉一个不完全臣服他意志的人,好在日内瓦建立他的独夫统治。巴尔塞克在狱中写的抗诉状,以手抄本的方式大肆流传;而且,尽管加尔文大叫大嚷,市行政会依然害怕将罪犯判成异端罪。为逃避这恼人的决定,他们宣称自己无力处理宗教问题,拒绝越权审理神学事件。无论如何,行政会成员们指出,这问题太嫌棘手,必得求到瑞士其它改革派教会的正式意见才行。这请求便救了巴尔塞克,因苏黎世、伯尔尼和巴塞尔的改革派教会私下里早准备好,要给他们日内瓦的狂热同事一次挫折。他们一致拒绝将巴尔塞克的言论判为渎神。市行政会便宣判被告无罪;加尔文无法加害于他,只好满足于行政当局的一纸决定——将巴尔塞克赶出日内瓦。

    惟有成功进行一次对异端的新控告,方能叫人们忘却加尔文的神学至高地位曾如何给人成功置疑。对塞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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