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辑大厦里，每块石头，每个小小的碎片，都须各得其所；在宗教领域，正如在政治生活与习惯、法律方面一样，他原则上拒斥任何形式的自由。如若他的教会还要存在，势必彻底保持独裁统治；如若有谁不承认他的至高领导，对自由心怀热望，在他的国家便绝不容生存。
因此，行政会传讯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公开辩论，届时来提供各自观点的书面证据，便成了徒劳之举。用不着老是重复，加尔文只希望教导，绝不愿聚拢来听旁人的教导。他拒绝跟任何人讨论，而只是发号施令。当他就此事首次发言，便要求卡斯特利奥得“回归我们的想法”，还警告他不宜“自以为是”，这会与教会实质性的团结相冲突。至于卡斯特利奥，正如加尔文一样的忠于自己。在他看来，良心自由乃是精神上至高的善，为这自由，他准备着付出一切世俗的代价。他知道，自己只需在这两个无关宏旨的细节上面占了加尔文的上风，在宗教法庭便可获取有利地位。
于是，卡斯特利奥便以其坚强不屈的独立精神予以答复。他说，任什么也不能导致他做出无法履行的承诺，因这承诺会使得他的行为有悖于良心。因此，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的一次公开辩论根本就无济于事；在此一特殊关头，这两个不同性格的人——要求宗教事务全部自由的自由派宗教改革家，与正统派宗教改革家，便出现了对立。既经与卡斯特利奥进行了这场于事无补的辩论，加尔文这样在文章当中替自己辩解道：“基于我们的讨论，我只能断定，他对我意见甚多，绝难相信尚能相互理解。”
那末，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有什么意见？加尔文在文章里道出了这一点。“塞巴斯蒂安总是以为，我渴望着支配一切。”可是其实，有什么比实际情形更加简截明确？两年以来，卡斯特利奥了解的情形尽人皆知——由于自己暴戾的欲念，加尔文只能容得日内瓦有一个人的意见，便是他自己；在他精神的影响所及，除去贝兹以及类似的信徒，时刻准备着在教规的每字每句上面悉听加尔文的指挥，其他的人便绝无容身之地。如今卡斯特利奥再无法呼吸这窒息的空气，再不能忍受这精神的压制。他自法国流亡，逃避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绝非为着让自己委身于新教的另一个控制监督；他抛弃旧的教条，绝非为着变成新教条的奴隶。加尔文是将福音书视为刻板系统的法典；而在卡斯特利奥眼里，耶稣在人类当中最有人性，堪称伦理楷模，每个基督徒都应自行效仿，以理性之光谦卑阐发，而这便意味着那提出一种新解的人，绝非惟一掌握了真理的人。卡斯特利奥无法不愤怒地看到，日内瓦的传教士们注疏上帝言语时信心冲天，仿佛只懂得这样的态度一般。他们如此固执己见，如此信心十足，竟不断坚称他们受到的感召才是神圣尊严，旁人则一例是些可怜的罪人——如此种种，令卡斯特利奥大为震怒。一次公开会议，解经至使徒的话：“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卡斯特利奥起而要求“上帝的传信者们”遵守这试探的结果，而不要审问、惩罚、杀害持不同意见的人。不幸我们只能由加尔文编辑的一本评论集，来推测卡斯特利奥实际上讲了些什么——而加尔文，是只要占得了对手的上风，篡改起《圣经》的文字也是毫不犹豫的。然而通过加尔文充满偏见的描述，我们依然能够推知，卡斯特利奥公然承认，每个人都难免犯错，包括他自己也会有错误；“保罗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则只是事奉自己。保罗耐心十足，我们则绝无耐心。保罗遭人不公的折磨，我们则迫害清白无辜的人。”
这次会议加尔文亦曾参加，仿佛卡斯特利奥的攻势令他大为惊愕。换上路德，那暴躁自信又好争论的人，一准忙不迭激烈地顶回去；而人文主义者像伊拉斯谟之流，更可能来一番学术争论，倒不至过于激动。然而加尔文永远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既讲策略，又重实效，很清楚如何压住自己的情绪。他自会发现，卡斯特利奥的话给与会者造成何其强烈的印象，也晓得立时予以反击绝不合适。于是他将薄嘴唇抿得更紧，不去反驳。“那时我一片平静，”他这样辩解自己奇特的克制，“我只想免于在许多外人面前，搞一场激烈讨论。”
难道事后他在亲信中间会说什么？他会把自己与卡斯特利奥两人之间及其观点之间的分歧讲讲清楚？他会把卡斯特利奥召到宗教法庭，向对手提出挑战，拿有名有姓有事实有根据的文件证明自己的指控？才不会哩。在政治方面加尔文从来不想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每次企图提出批评，都显得比之神学上的分歧意见更严重；这同时也是对国家的侵害，这正正就是犯罪。如今，这罪行必得借助世俗的武力来对付才行。卡斯特利奥未被传到宗教法庭，倒给传到世俗当局；于是这道德方面的争论，变成了法律处罚程序。加尔文给日内瓦市行政会提交了起诉书，其中说：“卡斯特利奥败坏了牧师的威望。”
行政会才不愿考虑这样的问题，也不愿传教士们大打出手。我们必得认为，宗教法庭僭取权力，令到世俗当局惴惴不安。行政会委员们延宕许久才做决定，而其最终的判决又是模棱两可。卡斯特利奥虽受训斥，但未予惩罚，也未免职；然而在另行通知以前，他在汪多瓦的布道工作暂时停止。
或许人们会觉得，这个温吞吞的惩戒该让卡斯特利奥觉得满足。然而他另有想法。这事件只是强化了他先前的考虑，显然在日内瓦，有加尔文这样的暴君施行独裁，自由精神就休想存在。于是他请求行政会免去他的职务。通过这第一次的较力，通过考量对手的策略，他学到了许多，清楚那般政治党羽，一旦企图以真理听命于他们的政策，便会对真理肆无忌惮，任意妄为。他预见得清清楚楚，若他坦率果断地拒绝了高官显职，只会叫他的敌人大放厥词，说他卡斯特利奥由于行为不端，才丢了官职。于是在离开日内瓦以前，卡斯特利奥要求得到此事的书面报告。加尔文无从选择，只得在这报告上面签了名；时至今日，这报告还保存在巴塞尔图书馆的国家文件里。那上面说，单因为卡斯特利奥在两个无关紧要的神学问题上面持有分歧，他才遭拒绝任命为传教士。报告的最后部分原文如下：“无人可误解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去职之缘由。我们全体宣布，他实乃自愿辞去学院院长之职，且其克尽职守，慎始敬终，跻身教士，亦当之无愧。然情事难料，此绝非因卡斯特利奥稍有失检，其全部缘由有如上述。”
然而加尔文毕竟把惟一起而敌对他的人逐出日内瓦，这到底算得上他的胜利。不过这样的胜利，好叫他损失惨重。卡斯特利奥德高望重，许多人把他的离开视为本城的一大损失。人们公然宣称，“加尔文大大错待了卡斯特利奥先生”；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里面，人人都觉得在日内瓦，加尔文除去那般只会对他俯首称是的人，就容不得旁人。过了两百年，伏尔泰提到对卡斯特利奥的压制，他把这事件当做加尔文态度的关键证据：“我们可依据加尔文此事里卡斯特利奥所受的迫害，衡量出这暴君何其刻毒——卡斯特利奥之为学者远比加尔文伟大，而加尔文嫉妒成性，竟至于将他逐出日内瓦。”
以加尔文的性格，对批评乃是过分地敏感。他立即悟到舆论与他敌对，大家普遍认他该对卡斯特利奥的黜免负责任。他好歹遂了心愿，将那惟一的独立派成功逐出日内瓦；可卡斯特利奥因之陷入了艰苦困顿，而如此种种皆要他加尔文负责，思虑及此，他又不免苦恼万分。成功的喜悦，敌不过难忍的苦恼。真正讲来，卡斯特利奥的决定实在出于绝望；从政治方面讲，加尔文堪称瑞士最权倾一时的新教徒，卡斯特利奥却公然同他敌对，因此便无法指望，马上就能得到新教教会里的其它职位。他离开日内瓦的决定太嫌卤莽，竟使他沦于赤贫。这位日内瓦新教学院的前院长，而今饥肠辘辘，得挨家挨户乞讨口粮；而加尔文可算聪明绝顶，他清楚败绩的敌手一旦走投无路，总会背水死战。如今卡斯特利奥已经不在身边给他搅乱，于是加尔文便想给这穷途末路的人留条退路。在这当儿，他一准花了许多时间，一封接一封写信替自己开脱。他声称，卡斯特利奥已然穷困潦倒；为给他谋一个适当的位置，自己可找了不少的麻烦。（可卡斯特利奥为何穷困潦倒？还不全是加尔文的过错？）“我但愿寻得足够接济，当不惜一切，以成此事。”然而卡斯特利奥才不像加尔文巴望的，听凭人家封住自己的嘴。他告诉所有人，他被迫离开日内瓦，正因为加尔文施行独裁；这恰便触到加尔文的痛处——因加尔文从不公然承认自己是个独裁者，而总把自己说成个鞠躬尽瘁完成旁人交给他的艰难工作的人。
于是他写给朋友的信上口气陡然一变，再不对卡斯特利奥表示同情。“你真该知道，”他给人写道，“这条恶狗——我是指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朝着我乱叫。他宣称因了我的专制暴政才被逐出职位，而我一心要做个至高主宰。”就在几月之内。这曾给加尔文说成担当上帝仆人的神圣职位亦受之无愧的人，成了只“bestia（野兽）”，成了只“恶狗”——仅仅因为卡斯特利奥宁愿忍受极度的贫困，也不肯听任自己因受俸牧师的赠赐而卖身缄口。
这英勇的受穷，这自愿的遭难，令到卡斯特利奥同时的人们深为敬佩。蒙田就说，卡斯特利奥这样行事卓越的人，落在罪恶的时代实在悲惨。这法国随笔作家接着还说，许多人若是及时知道卡斯特利奥艰苦劳顿，准乐意为他援手。然而，蒙田是太乐观啦。无人肯对卡斯特利奥最低限度的需求，帮哪怕是一点点的忙。一年又一年，这被迫离职的人，得不到与他的学识和崇高的道德稍有符合的职位。很长时间里，没有大学肯去邀请他，没有传教士的职位肯去授予他，因在政治方面瑞士诸城已经深深依赖于加尔文，没人敢向这日内瓦独裁者的敌手行方便。这遭受围攻的人，毕竟还能在巴塞尔的奥泊林印刷所里当上个低级校对，以挣取菲薄的收入；然而这工作并不固定，养活不了他跟妻子儿女。他有七八个人要养活，只好加班工作，当家庭教师。穷迫多年，害得他身心交瘁；他只好隐忍下来，直到最后，巴塞尔大学终于给这百科全书般渊博的人一个希腊语讲经员的职务。可这讲经的职位重在荣誉，轻于收入，远不能将卡斯特利奥从无休无止的劳役下面解脱出来。这伟大的学者（许多人把他视为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年复一年地苟延残喘，连雇工的活计也要去做。他要在巴塞尔郊区挖土；他要通宵达旦校对样张，替旁人的文章修改润色，翻译多种语言的资料——只为他白日里的工作不足以养活家人。我们算得出，他替巴塞尔的书商，译过成千页的文字，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只为他需要挣得每日的面包。
多年失业，破坏了他敏感过度的虚弱身体，然而他独立不屈的精神却毫不动摇。纵然辛勤劳作，卡斯特利奥从未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百折不挠，坚持自己毕生的工作——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操劳之余，他会组织辩论，撰写评论与对话。无日无夜，他不曾坚持辛劳的工作。他不知道旅行的欢愉，未尝过娱乐的快意，甚至不晓得声誉和财富之类世俗的报酬。他宁饮无尽贫困的苦酒，宁愿放弃睡眠，也绝不背叛自己的良心。于是他给我们一个精神英雄的光辉范例——这世界可以对他视而不见，将他遗忘于黑地，他却依然要为自己心中至为神圣的神圣事业而战——为他言论的不可侵犯，为他观点的不可毁灭。
卡斯特利奥与加尔文之间的真正决斗尚未展开。然而这两个人，这两种观念，已经彼此虎视眈眈，都清楚对手绝不会妥协。他们无法在一个城里、一种思想氛围下面共同活上一小时；然而，他们纵然各处一方，一住巴塞尔，一居日内瓦，却是在密切注视着对方。卡斯特利奥不曾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从未忽视卡斯特利奥；尽管他们绝不相互提及，这不过是伺机讲出至关紧要的话来。这样的对立，较过于单纯的意见分歧，而是两种哲学间的根本龃龉，绝无可能达成妥协。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下面，精神自由便无法恬然自安；而只要独裁统治的势力所及，竟存在了一种独立精神，独裁的统治也绝不能够怡然自足。然而这潜在的紧张，总需要些特殊的原因才能激化。直到加尔文点燃柴堆，烧死了塞尔维特，卡斯特利奥唇边的话才算一吐为快。惟当加尔文公然向每个精神自由的人宣了战，卡斯特利奥才要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向加尔文挑起一场生死战斗。
第四章、塞尔维特事件
有些时候，历史仿佛要从芸芸众生当中，遴选出一位杰出人物，好作为某种哲学观点的表征。这样的人物用不着一等一的天才，命运常满足于让一个没来由的偶然名字众所周知，就此便叫我们这族类永志不忘。这样讲来，米圭尔？塞尔维特绝非才华横溢，然而由于他骇人的命运，他的人格反更其令人铭记。此人颇有天赋，才气五花八门，然而这些天赋和才气，未免杂乱无章。他的头脑可谓机敏又有力，好奇又顽强，然而老爱从一个问题滑到下一个；他那誓将真理宣示于众的强烈欲望，却因其缺乏明晰的创造能力而打了折扣。他钻研过每一门科学，然而那浮士德式的智力，却令他无法对这些知识心领神会。他在哲学、医学和神学当中左冲右突，那大胆的言论常令读者眼花缭乱，然而会迅即沦于江湖郎中的自吹自擂。有次他得着先知般的启示，竟做了开拓性的观察，宣称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然而他从不劳神利用自己的发现，也不探寻其与现有科学成就的关系。于是他瞬息即逝的洞见，只成为当时黑暗当中一道短暂的微光。智力上他精力充沛，却无法追随自己的见识——然而惟有不懈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才能将能干的人变成富于创造性的天才。
每个西班牙人都沾点堂吉诃德性格，讲这样的话实在陈腐；然而这句话却实在跟那阿拉贡人米圭尔？塞尔维特严丝合缝。他身体虚弱，脸色苍白，再加一撮修得笔尖的胡子，长得活脱便像那瘦瘦高高的拉曼查英雄；在心里他燃烧着堂吉诃德那辉煌而怪诞的欲望，要为了荒唐的理由大动干戈，向那现实的风车盲目进攻。他全不具备自我批评的能力，永远在发现崭新的事物，也笃信自己老在发现崭新的事物。这神学的骑士游侠，长矛在手，向一切可能的障碍纵马疾骋。能够叫他激动的惟有冒险，惟有荒唐、反常与危难。他一味争强斗狠，与意见不同的人大动干戈，论短争长；他决不参党入派，永远孑然一身，想象着善，臆造着恶——无处不独特，无时不偏执。
这趾高气扬的人物永远跃跃欲试，所到之处无法不四面树敌。他的求学生涯先在萨拉戈萨，后在图卢兹，那还算比较平静。在图卢兹大学他结识了查理五世的忏悔神父；神父请他做了私人秘书，先带他到意大利，后是奥格斯堡议会。这年轻的人文主义者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只消涉及到宗教大辩论，便沉溺于压倒一切的激情当中。新老教义的冲突，激荡着他的心胸。举世争斗，这好战的家伙必定同样争斗；众人皆热中于改革的教会，他准要厕身其间。他性急又热切，只觉得此前每次有悖古代教会主张的教导和诠释，全胆怯冷淡，首鼠两端。在他眼里，便是那些能力卓著的改革家，像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人，洁净福音时也做得太不革命，因他们未曾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这年轻人满心的毫不妥协，竟在二十岁时宣布尼西亚会议的决定大错特错，三重永恒人格的教条与神性的统一绝不相容。
这样的观点纵然激进，可那时宗教骚动的潮流风起云涌，竟不至于引人注目。只要价值正给人重新评估，法则正受到重新厘定，人们总会要求有权利打破传统，独立思考。可对塞尔维特讲来有一点灾难无穷，就是他得之于那般争强好胜的神学家的，除去沉溺争辩而外，还有他们那最坏的品质——便是狂热争论，泥古不化。他急着要告诉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对基督教义的重塑全不适当，惟有他米圭尔？塞尔维特才掌握了真理。他赶着去造访当时最伟大的学者——在斯特拉斯堡，是马丁？比塞和卡庇托；在巴塞尔，是俄克兰帕狄乌斯——催他们在福音派教会的范围所及，迅速解决三位一体的“错误”信条。不难想象，有这么个西班牙生手闯进屋来，歇斯底里，无羁无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