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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对任何东西都保险，因为你只对有些东西才有可保险利益。假设A和B看到一个陌生人C在街上行走，而且他们对C是否健康有不同意见。A愿意向B出售C的人寿保险单，B考虑到C可能会死得比A想象的早，就接受了。这样的契约是无法实施的，因为B对C的生命没有可保险的利益。有人可能会假设这一结果起因于法律对打赌契约的不认可，但可保险利益规定仍可追溯到英国认为打赌合同合法的时候。一种更好的解释可能是，契约对C（非契约当事人）产生了外在成本。因为它使B有兴趣使C尽早地死亡（当然，它也使A有兴趣使C活得更长，但如果C知道了这一契约，那就可能安慰了C）。一个真实的案例是达·科斯塔诉琼斯案，诉讼要实施一个谢瓦利埃·德洪实际上是一个妇女的赌博。法院认定，因为赌博损害了第三人（谢瓦利埃），所以它是不能强制执行的。
这样的一些例证阐明了对抗公共政策的契约是不可实施的原则，因为其中的大部分都对第三人产生了成本，抢银行的契约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保险合同经常被认为是产生外在成本的，即使被保险人具有可保险利益——例如责任保险就被广泛地认为是将马虎驾驶的成本外在化（这一观点与道德危机是什么关系呢？）——时也是如此，但我们将在第6章中发现，这种信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为基础的。
4。6诈欺
即使自契约签订以来没有任何因素使履约变得不经济，只要履约能产生价值增长的交换这一假设不能成立，那么还是可以允许免除履约的，就像能证明受约人用谎言劝诱允诺。假设受约人没有撒谎，但也没有公开他知道并且一旦要约人知道就有可能使交易告吹的信息。在莱德劳诉奥根（Laidlaw v。Organ）一案中，一位名叫奥根的新奥尔良商人由于在新闻为公众知道前就知道了格亨特条约（the Treaty of Ghent，它结束了1812年战争），所以他以特定价格从莱德劳公司处订购了大量烟草。当公众知道要解除英国对新奥尔良海上封锁的条约时，烟草价格很快上涨了3o％…50％，莱德劳公司就想不履约。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是不允许的。如果奥根在定购时就很轻易地将信息告知了莱德劳公司，公司就会坚持要高价。而由于奥根将他已知的信息告知莱德劳是不需要成本的，所以初看起来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好像将令人无法容忍的意外收获简单地转给了奥根。其实并非如此。虽然信息一旦取得再转达给其他人是成本很小的，但其获取信息的成本却是不小的。而如果我们不允许人们自己保有信息从而得益，那么他们首先获取信息的积极性就会很小或没有，最终受损失的往往是社会。（你能理解莱德劳诉奥根案的结论和第3章中讨论的专利法之间的共同之处吗？）当然，如果信息被永远保密，这理由就很不充分了，并且事实上在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信息以保守秘密上可能存有悖论。但是，奥根没有将其信息置于完全的保密状态。由于与莱德劳公司的定购而增加了对烟草的需求量，他促使了价格上涨，虽然这在信息完全公开之前并没有发生。由于奥根的交易，才使根据战争结束这一信息作出的价格调整得以很快开始。如果他不可能从隐蔽某些他拥有的信息（虽然其余的存在于市场价格中）而得益，那么他不可能有任何激励去开始其交易。
谎言就不同了。撒谎者对错误信息作出了实在的投资。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完全是无用的，所以我们自然就不会对他的谎言给予报酬。这里有一个中间性例证：A知道他的房屋有白蚁，但他没有将这一事实告诉B。对此可以作出这样的论辩（司法当局对此问题有分歧），即A有义务将此事实公开，如果他不这么做，用法律语言说就是一种可起诉的不作为（anactional omission）。A对发现房屋中有白蚁的投资可能不多，而取得这一信息只是在此居住的副产品（by－product）。而且这一信息与烟草价值信息相比也只能使较少的人受益（为什么？）。所以这一信息的收益也是较小的，而且为此提供法律保护以诱导其公开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于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不怀孕母牛一例。）
而且，除非在白蚁案中有信息告知义务，买方才会对检查白蚁进行投资或通过识别在房契中包括保证没有白蚁的条款。这些成本可以通过将信息告知义务给予卖方而避免，因为他不需要成本就可取得这些信息。所以，这里存在禁止卖方撒谎的另一个理由：如果对销售的虚假陈述没有救济手段，它可以节约买方必须承担的自我保护措施的费用。
随着对白蚁例证的分析，我们的讨论进入了消费者诈欺（consurmer fraud）领域。由于销售者和购买者对消费产品的资源和专门知识的不平等，它被看作一个比商业契约诈欺（fraudin mercial contract）更为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商业购买者因为他对购买的用于营业的货物有专门研究而被认为有特殊的识别力，那么这一消费者就是消费品购置的专家了。认为消费中的诈欺问题比在商业交易中更为严重的一个更合适的理由是，在利害关系小的领域更难以设计出有效的法律救济措施。法律制度处理这一问题的努力将在本书的后面讨论。但是，读者应该注意，许多消费者诈欺——如房屋和汽车买卖中的——也涉及足够重大的利害关系并有必要提起诉讼。
法律救济的可获取性看起来好像是不太重要的，在消费市场和所有其他市场中，市场救济好像就是为了对付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如果一个企业正通过对其（或它们）产品的虚假表示（talse claims）而从其竞争对手处夺得销售量，那么竞争对手们就会竭力向消费者揭露他的谎言。企业通常依靠同业公会（trade association）来努力纠正其竞争对手的误导（misleading）广告，而同业公会建立了消费者足以信赖的质量和数量标准。正如我们所知，商标具有相似的功能（参见3．3）。随着产品和服务的复杂性的不断增长，各种商行也已产生，它们的作用就是告诉消费者某些特定产品的优点。百货商店就是一个例证。它是对许多竞争厂商的货物有专门知识的购买者，可以帮助消费者在各种竞争产品中进行合理的选择。
但是，对此存有一些相反的观点。通过竞争者去修正由他们中的一人制造的错误印象，这种方法不会立即起作用，而有诈欺性的销售者可能得到的暂时利润会超出其任何因名誉损失而造成的长期成本，特别是如果销售者能以低成本离开市场时更是如此。而且，如果诈欺性销售者只从其每个竞争者处争得小量业务，那么他们中将没有人会积极地以高成本的方法去纠正他的谎言，尽管由他取得的总销售量可能会很大。同业公会也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某一行业的成员不会有强烈的热情去支持同业公会的行动，因为对同业公会反诈欺运动不作任何贡献的销售者也能像其他销售者一样将取得（基于什么条件？）实际上相同的来自运动的收益，但他没有耗损任何成本。这与搭便车人（free－rider）问题是相类似的。
而且，并非所有的行业都是具有竞争性的。一个垄断者（或卡特尔）可能会比在竞争行业的公司更积极地对其产品的质量说谎，因为大产量效应将对大量替代产品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某一顶替代产品会遭受严重影响。所以，在此与竞争情况比较，任何销售者都有很大积极性反对谎言的可能就更小了。一个相关但却更具普通意义的观点是，某一产品的事实与其他标牌的同一产品相当时，没有任何生产者会竭力将之披露，即使这一行业是竞争性的。如果一家卷烟厂商的广告宣称吸烟有益健康，那么其他卷烟厂商就不会去贬低他的这一宣称。而且，由于没有任何几乎相同的非烟草替代品的生产者能通过劝告消费者不吸烟而使其替代品出现很大的增长，所以，也没有其他厂商去竭力地反对卷烟。
那么，消费品销售者是否应负有普遍的法律责任将产品的实质性信息告知消费者呢？虽然对这样的责任不会出现莱德劳诉奥根案那样的反对信息公开的意见（为什么不会？），但毫不例外地施加这种责任将会是低效率的。不告知的责任（liabilityfor nondisclosure）这一问题应取决于交易的何方当事人（卖方或买方）能以更低的成本展示或取得信息。如果有关产品的特性是购买者在购买时通过随便检查和触摸就能决定的——例如开司米毛线衫的柔软性，那么要求销售者告知其特性就是多余的了。但在通常情况下，产品特性的决定却要求实质性的使用而非仅仅购前检查或触摸（家用漂白剂的漂白功能就是明证之一）。即使这样，如果产品是便宜而又需重复购置的东西，那么消费者确认其特性的成本就是很低的——即为第一次购买时的成本。有时只有消费者才有必要的信息，因为产品的性能可能取决于消费者的使用，而制造商不太可能知道，只有消费者才知道汗衫对他是否足够软，罗马甜瓜是否熟了。
如果销售者谎称其产品质量，而不仅仅不告知其产品的不利信息，那么即便购买者能以很低的成本识破这一谎言，他的行为仍然是非法的。这在经济学上是有道理的。A出售一盒糖给B，B问A有没有必要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糖，A回答没有必要，完全可以相信他的话。所以B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下买了这盒糖，结果当B回家打开盒子时，发现里面装的是猫食干粮而不是糖。如果对这种谎言不予起诉，在理论上B可以通过检查而很轻易地避免这样的后果，但世界上所有的B（购买者）都不得不进行检查，这样其检查的总成本就会是巨额的。相反，A不撒谎的成本是零，甚至有可能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是负的（参见6．15）。
在消费者无法以低成本确认产品特性的情况下，要求告知的最有力的理由是：（1）非经常购买的产品，而且购买时的检查和触摸无法发现其特性；（2）虽为较经常购买的产品，但其价格极为昂贵，例如汽车；（3）即使反复或长期使用，其产品特性仍难以发现（其例子为一本论述在房地产市场上如何赚大钱的书）。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并不是说政府应该通过干预而要求销售者对其产品作详尽的说明。竞争压力使销售者不得不提供有关他们产品特性的保证（有法律强制力的保证）。保证（warranty）不是告知，它比告知更优越，它是对产品结果的一种保障，从而也使告知成为不必要。一个保证其显像管能使用3年的电视机厂商没有必要告知其显像管的使用寿命。如果它在使用一年后就坏了，那么消费者不会因此遭受损害，因为他可以得到另一个免费的显像管取而代之。
如果当事人双方很明确地要求销售者承担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特性不明的风险，那么甚至明确的保证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契约法可以通过将保证理解成买卖契约的一部分而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相似功能。一罐沙丁鱼未受污染的默示性保证的低成本选择是，明确保证适用于人们消费和法律要求销售者表明这一产品的卫生品质。
在法律称作信托（fiduciary）或信任（confidential）这样的关系中，告知义务就要大得多。大多数代理人（agent，律师、会计、经纪人、受托人等）都忠实于他们的当事人（principals，公司内的信托义务将是14。8单独讨论的主题）。代理人是收取费用而将委托人的事尽可能当成自己的事处理的，他将成为其改变了的自我。信托原则是解决信息成本不公平问题的法律方法。它允许你雇佣某拥有更充分信息的人以你的名义与另一拥有较充分信息的人打交道。这一原则还有其他的作用。通过实施最大善意义务而非标准契约下的普通善意义务，它使委托人的自我保护成本最小化。这在当事人无法保护自己（他可能是一个儿童）的情况下尤为重要。信托义务的实施在那种情况下是很普遍的，监护人是典型的受托人。
4。7胁迫、议价能力、恶意
对胁迫（duress）的公认的防止手段是将之诉为违约（breachof contract）。但很不幸的是这一术语没有在含义上作出很好的界定。胁迫在其原始意义上表示一种暴力威胁。A用枪对着B说：“不给钱就要你的命。”B很快给了钱而接受了这一要价的前一部分。但法院不会强制实施这一已成定局的契约。这不是因为B没有依其自我意志行为——（相反）他无疑极端乐意地接受了A的要价，而是因为这种契约的实施将会使资源引向制造威胁和努力保护自己免受威胁而降低社会的净产值。你知道，这类“契约”是非理想的，因为如果你在事先（即威胁之前）问这个世界上的B们，枪口下的契约是否应实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作出否定的回答。
依其适中的含义，胁迫也可被用以表述用不履约的威胁来促成契约条款的修正，如在4。2中讨论的阿拉斯加搬运工人协会诉多梅尼科一案，案中的受约人缺乏适当的法律救济。另外，胁迫一词还常被用作诈欺的同义词，如一个文盲被劝诱签订包含了没向他解释而他又不同意的条款的契约。大量涉及信任或信托关系滥用的案件虽然类似于胁迫案，但在实质上（因为从前一节可以清楚地了解）却是诈斯案。
胁迫也被用作垄断的同义词。A发现了在暴风雪中迷路漫步的B，在B允诺将其全部财产给予A之前，A拒绝帮助他。也许在此B也应被允许免于履行其诺言。如果我们允许在救援工作中获取垄断利润，那么极大量的资源可能会被用于救援事务。（回忆一下第3章中关于救助的讨论）我们还将会讨论这一例证。这与多梅尼科案有什么差异呢？
当交易是在一家大公司与一个普通个人之间进行时，它会引起类似于胁迫的情况，并可能使这一个人相当于由于有刀在其咽喉而被迫签发本票的无助当事人——尤其是如果他与公司的契约是一种标准契约（standard contract）或消费者是一个穷人——而结果使交易的条件都是强迫的。许多契约（保险契约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是以取走或留下（take－it－or－leave－it）为基础而提供的。卖方交给买方一份标准印制的契约，上面列出了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责任，有时稍微详细些。买方可以按其意愿签订或不签订，但对其条款就没有谈判可言。从人们认为其中不存在谈判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购买者缺乏自由选择，所以就不应该受负有法律义务的条款约束。对此存有一个无辜的解释：卖方只是试图避免与每个买方进行商议和起草协议的成本。这些成本对一个有许多契约要签订的大公司而言可能是非常高的，而其最大部分可能是监督以公司名义从事实际契约谈判的雇员和代理人的成本。与这一无辜解释一样，富有经验的大额购买者和个人消费者都常常依印制的格式契约（formcontract）购置物品。
一种灾难性的解释是：由于买方除了接受这些条款外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卖方就拒绝分别与每一买方谈判妥协。这里假设竞争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卖方提供了不具吸引力的条件，那么一个要争夺他销路的竞争卖方就会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只有当交易条件处于最佳状态时，这一过程才会停止。同行业的所有企业都会发现使用标准契约是经济的，从而就拒绝与买方进行商议。但是，重要的不是在每项交易中是否存在对交易条件的争议，而是竞争是否迫使卖方将保护买方的条款体现在他们的标准契约中。
在确定的垄断条件下，买方没有与卖方交易的更好选择，而卖方就能够适度地强迫买方对在竞争市场中将会有其他卖方去改善的条件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买方会对卖方提供的契约条款漠不关心。相反，由于垄断产品将比竞争条件下的产品价格高，所以未来的买方就会在查询方面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