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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弄的！’说着，他低下头，让同僚们看头上那条被哥萨克马刀攻击留下的伤痕。”
“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周冠笙叹息了一声，说道，“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沙皇’。”
“1935年9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一项政fǔ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一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1935年4月7日，苏联政fǔ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fǔ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fǔ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这一新法令公布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当时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党组织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1935年8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你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是吗？”周冠笙想了想，问道。
……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四百零九）比人重要的坦克
“我是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布哈林点了点头，说道，“其实早在1932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外一些‘行政措施’，在1934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已经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听到布哈林的回答，周冠笙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我们这些‘老战友’，以便把我们送上莫斯科的审判大会。”
“我刚才已经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1935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需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
“这个突破点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公然的做出这样的事。可现在，一份刊载政fǔ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那就是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
“看样子我们也小看这位‘红沙皇’了。”周冠笙看了看“降龙”，说道，“他的手腕，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明得多。”
“典型的俄国式的暴君，但却并不明智。”水井冷笑着说道，“他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降龙”看了水井和周冠笙一眼，转头对布哈林说道：“您这一次到中国来，目的是什么？”
“保住我的生命。”布哈林苦笑了一声，说道。
“我希望能在中国，继续我的研究。”布哈林看到三个中国人眼中的惊讶之色，平静地说道，“我希望能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给全世界留下真相。”
布哈林说着，从衣服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了“降龙”。
“这是我的遗嘱。”布哈林接着说道，“我有预感，在中国，我哪怕有中国政fǔ的保护，也不一定能躲过斯大林的屠刀，我希望在我去世后，中国政fǔ能将这一切公诸与众。”
“您难道不想和斯大林进行战斗吗？”周冠笙问道。
“我反对斯大林，但不想成为反对俄国革命的工具。”布哈林迎上了周冠笙的目光，说道，“我坚信列宁的事业一定成功。”
“明白了。”“降龙”站起身来，伸出手和布哈林握了握，“我会把您的要求报告上去，相信您在中国会得到良好的待遇，不管您是否会帮助我们。”
“谢谢。”布哈林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泪光，但还是被周冠笙看在了眼里。
很快，布哈林的遗嘱便被送到了杨朔铭的手里。
“……也许过不了多久，厄运便会加到我的头上，我想要在离开人世之前，对大家这样说，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是在万恶的斯大林的**机器面前低下了头，我感到无能为力，因为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它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有组织地炮制大量的流言蜚语。他们这些行动是非常果断而有信心的。”
“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当时，革命的思想指导他们的一切行动，使他们对敌人无情，对付各种反革命，保卫了国家。所以‘契卡’机构受到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荣誉、威信和尊重。而现在，所谓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就其多数人来说，是由无原则的、腐化的、物质上得到满足的官员组成的蜕化变质的组织。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和报复的**，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乌云笼罩在我们党的头上。我的毫无罪恶的头，将会株连几千名无辜的人，因为斯大林要制造一个组织——布哈林的组织。而这个组织不但在今天，在我和党七年来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就是在右倾反对派时代，也从未有过。关于柳京和乌格拉诺夫的秘密组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开地说出了我们的观点。”
“我从18岁起就在党内，我生活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惠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一个神圣的名字命名的报纸《真理报》，却秉承了斯大林的旨意，刊登了卑鄙无耻的谎言，说什么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图消灭十月革命的成果，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闻所未闻的无耻谎言。这个谎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对人民不负责的程度，只能和下面这样的谎言划等号，就是：现在发现，尼古拉？罗曼诺夫（指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辈子都反对资本主义、君主制度，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
“如果说在建设社惠主义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过错误，我希望后代对我的批评不要严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是第一次走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在人们未曾走过的道路上。那个时代不一样，风尚也不同。那时《真理报》上辟有辩论专栏，大家在争论，寻找途径，不管观点如何不同，争论后大家会和好如初，继续共同前进。”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象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向所有的党员呼吁！在这些可能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日子里，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有一天能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想共有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
杨朔铭将信看完，重新放回到了信封里，将信扔在了桌子上。
“你们是怎么把他弄过来的？”杨朔铭问道，“很不容易吧？”
“是的，我们提前做了不少的工作。”周冠笙笑了笑，说道，“好在把他弄出来，代价还不算太大。不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值不值我们付出的那些代价。”
“为什么这么说？”杨朔铭的眉毛扬了一扬，问道。
“这个人并不打算反对俄国革命。”周冠笙说道，“恐怕我们不能利用他的力量来影响俄国。”
“你是这样想的，这很正常。”杨朔铭笑了笑，说道，“这个人对我们会有用处的，但不是在现在，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他做什么。”
“什么也不用他做……”周冠笙先是一愣，但他好象马上就明白了过来，他若有所思的看着杨朔铭，等待着答案的揭晓。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们最好不要干涉这位‘红沙皇’的所作所为。”杨朔铭很满意这位部下的反应，他点了点头，说道，“让他坚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自己把自己搞垮，会给我们省下更多的力气。”
“那我们就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好了。”周冠笙说道，此时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具体的主意。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你们确定布哈林这个家伙在中国，而不是和托洛茨基一样去了墨西哥？”斯大林面色阴沉的看着包括叶若夫在内的一干手下，问道。
“是的，斯大林同志。”叶若夫感觉到自己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被冷汗粘结在了后背上，十分难受，但此时的他，心里的恐惧已经压倒了一切。
“布哈林已经用行动表明，他背叛了革命。”雅戈达在一旁说道。
“你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惩罚这个叛徒？”斯大林问道。
“我们会将他抓回莫斯科，让这个叛徒接受人民的审判。”叶若夫几乎是没有考虑便迫不及待的将采取行动的话说了出来。
“很好。你们马上采取行动吧，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看到这个叛徒接受审判。”出乎叶若夫的预料，此时斯大林并没有动怒，他只是摆了摆手，示意叶若夫等人可以走了。
如临大赦的叶若夫一行人尽数退出，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伟大领袖一个人，斯大林点燃了他的烟斗，坐在了椅子上，此时的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布哈林的叛逃和叶若夫等人办事不利带来的不快。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惠主义国家的领袖，喜怒无常是斯大林的优点，因为别人将无从得知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斯大林抽了两口烟，拿起了桌面上的文件看了起来，而这一次他看的，不再是关于叛乱者的报告，而是新式坦克的设计图纸。
此时如果有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在场，他们一定会讶异于伟大领袖的跳跃性思维，但是对斯大林本人来说，坦克要比布哈林更为重要一些。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向西班牙共和**提供了大量的坦克车辆和相应的志愿兵员，但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此次战争暴露出苏联大量装备的“t…26”坦克和“bt”坦克装甲贫弱的缺点，这两种坦克被击中后极易起火燃烧，尤其在1937年10月的爱尔波战役中损失惨重，爱尔波之战中，共和**的苏制坦克几乎遭到灭顶之灾，之后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政fǔ的坦克援助急剧锐减。然而，苏联红军却无法及时消化研究西班牙内战中用鲜血换来的宝贵战术教训。自1934年基洛夫被刺杀后，这支欧洲最庞大的军队始终处于“大清洗”的风雨之中。从1937年起，随着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大清洗的风暴敲击着苏联红军装甲坦克兵的精髓，相当部分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军官被处死或逮捕，装甲部队里充斥着对红军坦克兵前途漠不关心、毫无经验甚至无能的新军官。但是，苏联坦克工程师吸取了西班牙内战的技术上的教训，苏制“t…26”坦克和“bt”坦克在西班牙遭遇的强劲敌手——德制3536型37毫米反坦克炮（以及“魔鬼坦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联人意识到他们手中的坦克防护水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加之当时苏联主要的中型坦克“t…28”亦是非实用的多炮塔坦克，在未来的战争中难以挑起大梁。
其实在西伯利亚边界和中国守军的一系列小规模“非正式”冲突事件中，苏联红军的官兵们就发现“bt”坦克的汽油引擎极其容易燃烧，在遭到华军炮弹、地雷、燃烧瓶甚至步兵火器击中后很快便会全车起火。就此，苏联有关部门曾列出三个新型坦克计划。首先是为了代替“t…28”中型坦克，而在列宁格勒的“样车设计机械局”设计局负责开发的“115计划”——该坦克计划设计的坦克重量为32吨，装甲强化到50毫米，但由于仍旧奉行一个主炮塔（76。2毫米火炮）加上2个机枪塔的复杂多炮塔结构，方案即遭否决。而第二种也是最初实现“设有反坦克炮弹无法击穿的装甲”之苏联坦克为“111计划”，这种坦克设计的战斗重量也是32吨，但采取的是单炮塔的设计，炮塔上安装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