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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查此事时，刘坤一特意将众将召集到了一起。在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宋庆等人都觉得这是困死倭寇的一个不错办法，大加赞美之词。而俞虎恩更是主张再接再厉，把小鬼子全都困死、饿死。
看到众人的议论暂告一段落，冯华开口说出了一句让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话来：“各位大人，虽然小鬼子们也确实该杀并且此事还能给日本人以更大的压力，让人感到非常的痛快，但是我认为这种事却只可以干一次，绝对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
听到这句话与会者一下子全都愣住了，心中不由暗自奇怪：这事本来就是你们干的，现在怎么又说不能再作，冯华的葫芦里装得到底是什么药？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遵守国际法准则，是现代人的政治常识。可是在那个时代，清朝的大部分官员，包括紫禁城里的那个老佛爷，这方面的观念非常淡漠。鸦片战争后，在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下，清廷一再干出在枝节问题上制造违约的蠢行挑起更多的衅端。如庚子事变攻打外国公使馆，任意杀戮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外国侨民等等。
当然这时还没有到庚子年，冯华不能拿这样的事情说教，可是他还是说出让许多人吃惊的一番话来：“大家知道咸丰九年，洋人经天津到京城换约，忠亲王僧格林沁让官兵假扮乡勇袭击洋人船只，导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发兵，致使京师不保生灵涂炭，复又签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祸端。这件事足以让我们警惕，凡事不能因小失大。”
冯华说的事情可以说在座的几人全都知道，当时许多人还为此事拍手称赞叫好，但却从没有人往更深一层去探讨追究。
看到众人对自己举的例子都若有所思，冯华接着说道：“虽然小鬼子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为虑，但是一再破坏国际法准则，却很可能让同样对我大清虎视眈眈的泰西列强钻了空子。如果他们拿此事做文章，再生出更大的祸端来，岂不是得不偿失。还有，当前朝廷和太后议和的决心已定，中日再起战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连续对小鬼子运送补给的车队进行袭击，痛快是痛快了，恐怕朝中的某些有心人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
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以及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不但让刘坤一行事极为的稳重，而且见识亦高人一筹。听了冯华的话，他接口说道：“子夏言之有理，当年文正公也曾说过‘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虽天下称快，但十年夷人复至，京城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文正公见识不凡，足见僧王处事不妥。另外，朝廷的意向也必须认真考虑，决不能给有些人以可乘之机。”
吴大澂对冯华的见解也表示赞同，他深有体会地说：“不仅是千万不要在这敏感的时候节外生枝，就是约定的条款也要字字句句仔细琢磨，不能让倭人再找到新的口实。倭人奸诈狡猾，往往利用文字挑起衅端。十年前与倭人签订《中日天津条约》，我也是全权大臣之一，其中第二款‘两国派兵交互知会’这一条，现在想来真是大错特错！如今让倭人借口出兵开衅，我想起来就痛心疾首。我既是大臣之一，没有洞悉倭人阴谋，愧对国家啊！”
自中日开战以来，吴大澂因当年他曾参与与倭人签订的这第二条款内心负疚已久，今天总算借此机会自责自悔，一吐心声。
冯华这时才明白吴大澂自告奋勇赴辽作战，除了出于书生的爱国激情和投笔从戎的素志之外，还有投袂而起效死疆场，一赎前愆的想法，禁不住对这位长者肃然起敬。他排解道：“前辈过于自责了，倭人征韩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即使没有这第二条款，也会找其他借口挑起衅端。”
魏光焘、李光久和俞虎恩等人与吴大澂的交情都甚好，闻听此言也都随声附和起来，对吴大澂劝慰不已。
面对俄、德、法三国的联合声明和采取的军事行动，日本大本营一面由外相陆奥宗光出头会见三国驻日公使，表示愿意接受三国的劝告，不再要求割让辽东金州厅；另一方面却指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大将摆出向青进军的姿态，给清廷和中方谈判代表施加压力。
４月１０日，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鉴于各方面的压力，日方提出了包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一亿五千万两在内的最终条款。伊藤博文再次恫吓中方代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李先生，我们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目前鄙国军民群情激愤，如果谈判一旦决裂，只等停火期限一到，我们将展开直隶作战。到那时，中国全权大臣离开谈判场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
伊藤的一番威胁言语刚刚落地，只听得远方汽笛长鸣，20余艘军舰由远而近，舰上炮塔高昂，旭日旗猎猎作响，可以说是从李经方的眼皮底下趾高气扬的经由马关出口，陆续驶向远海。
伊藤博文的警告和日本海军舰队故意由马关出口开赴大连，弄得李经方六神无主坐卧不宁。回到行馆后，他慌忙向李鸿章告警，认为“恐非即与订约不可”。李鸿章在了解完情况后，随即致电国内请示。
自从4月8日俄、德、法三国再次对日本进行干涉以来，京师之中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到军机处大臣和各部大员皆是一片欢欣，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议和的最好结局：不外乎是承认朝鲜完全“自主”，赔一些白银、开一些口岸和允许日人建工厂之类的条款。可是当李鸿章传回日方提出的最后条款、得到日本本土海军正在驶向大连和山东方面日军蠢蠢欲动的消息后，满清政府内部立刻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主和派认为：日本已经再次增兵，如果重新开战恐怕京城将不能保全，主张“能争则争，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而主战派则认为：台湾、澎湖是祖宗传下的基业，断无割让之理。主战与主和两派再次为了割地赔款事宜争了个不亦乐乎。
四十六章 隐蔽的战争
自从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之后，受到强烈指责的日本陆军情报机关就开始了针对冯华与义勇军的情报收集工作，并专门组建了“冯华特别行动本部”。
日本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是从1872年9月开始的。日本留守内阁代理大藏卿西乡隆盛在征得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参议板垣退助的同意后，派遣部下池上四郎、武市正干和彭城中平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
在半年多时间里，他们化装成日本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然后往奉天“旅行”。当时清政府对他们的行踪感到可疑，始终派人尾随加以监视，并一再盘问他们来此的目的。他们总是以“看看有什么感兴趣的贸易，到贵国参观旅行来了”进行蒙骗。
尽管清政府对其行踪一直进行监视，他们还是获得了不少重要情报，如辽河几月几日开始封冻、何时人马可以在河上往来、何时解冻等等。此外，奉天省和邻近的吉林地区的地形、政治、军备、产业、交通和风俗习惯，以及俄国人在满洲的活动情况都在搜集之列。在他们的报告中说：满洲的常备军积弊日久，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经过几年支那肯定土崩瓦解。
后来，桦山资纪和福岛九成分别深入到华南对台湾进行侦察活动，由于当时清政府警戒甚严而没有得手。不久之后，福岛又转成文职作为领事驻在福州，并扮作日本著名画家安田老山的弟子，再次潜入台湾。经过跋山涉水，实地勘测，他绘制了一张精密的台湾地图，日本侵略台湾使用的就是这张地图。
1894年夏季，日军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亲自召见刚刚回国述职的驻上海间谍头目根津一大尉，令他再次潜往中国，侦察北洋舰队的动向与实力，作临战准备。
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也在积极活动，他名义上是日本松昌洋行的职员，其实是一个老练的军事间谍。他1884年在上海，投到驻华武官海军大尉曾根俊虎门下，开始间谍生涯。之后与另一名日本间谍高桥谦结伴深入到江浙、两广和江西等13个省，进行情报调查。1886年两人经湖南到达汉口，归入荒尾精门下。此后两人进入四川，完成了有关四川的情报并附有详图。1893年石川来到天津，以洋行职员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1894年2月，一个清军小头目来兑换英镑，伙计做不了主。石川心想，通过他可以打入军方，特准换与了他。几次交往，石川很快与他熟了，知道他叫汪开甲，是清军驻天津护卫营一个弁目。这小子能说会道，谈起军中情况来滔滔不绝。
一次，石川带他到一家日本妓院，玩乐后分手之际，汪开甲出于感激凑上来说：“石川兄，有个人您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
石川闻听后忙问：“喔，是什么人？说来听听！”
神秘兮兮的看了四周一眼，汪开甲附在石川耳旁轻声道：“他叫刘芬，他舅舅是当朝红得发紫的李鸿章大人。”
在汪开甲的引见下，石川很快就与李鸿章的外甥、时任军械局书办的刘芬熟悉起来。通过一番交谈和观察，石川很快看清面前的刘芬，同样是一个色欲、贪欲交织的俗人。在几次收受石川送给他的珍玩古董，并去过那家日本妓院后，刘芬已经惟石川之话是从，不断为其提供各种情报，而他每次也能得到垂涎的女色与金钱。
7月中旬，石川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援朝清军的有关情报，日本大本营获悉后赶紧调整了兵力部署。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右亨率舰队从佐世保出发，驶向朝鲜的海岸，进入临战状态。7月25日丰岛海面发生了清军运兵船被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舰袭击的事件，清军千余人全部丧生。护送的北洋舰队的广乙舰被毁，操江舰被掳。
汪开甲结交日本人的行为终于被天津城守营千总任如升侦知，经审问，汪开甲供出了石川伍一，任如升迅即上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此时，石川因担心在洋行不安全，已悄悄转移到刘芬家，结果被一直监视他的天津衙门一并抓获，这是清政府破获的第一起间谍案。9月20日，石川伍一被押赴刑场，按公法用洋枪击毙；刘芬则绑赴市曹处决。由于有了这个案例，清政府各级官员对日本间谍才开始有所重视。
1895年4月初，盛京城大北街长安寺附近新开张了一家“明月轩照相馆”，老板名叫祁虎吉。当时照相机传入中国的时间还不长，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之误解颇多，不知道那个用布蒙着的小匣子是干什么用的，更有人把照相视之为洋人的妖术，认为会勾走人的魂魄。所以光顾这家照相馆的顾客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门可罗雀。照相馆大约有七、八个摄像师和伙计，不过这些人每天来来往往、出出进进的却是一幅很忙碌的样子。
已是清明时节，春天的脚步却姗姗来迟，天气虽然晴朗，却寒意未消。
一顶四角流苏、黑蝶堆花蓝呢小轿轻轻地停在了明月轩照相馆门
前。轿帘打起，走出一个娇滴妖娆的艳丽少妇。看到顾客上门，照相馆的伙计东宝来赶紧跑上前把在小丫头搀扶下的少妇迎进店门。听跟随的小丫头讲是将军府里的，东宝来连忙让座倒茶，极为的殷勤巴结。
长顺自正式调任盛京将军以后，马上就把心爱的五姨太接到了自己身边。这五姨太早先是京师石头胡同四海升平园的“鼓姬”，生得容貌秀美、体态轻盈、妖娆婀娜、风姿艳绝；歌喉轻启更是宛转滑烈，动耳摇心。虽比不上冯凤喜那样名噪一时，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曾是天津著名的班社庆顺班的压台红角。
五姨太上京也是见过世面的主儿，听说盛京新开了一家照相馆，虽然长顺对夷人的那些奇技淫巧不甚赞同，可她还是偷偷地带着小丫头溜出来过拍照的瘾。
照相馆老板、伙计的热情服务和价格上的异常优惠，使五姨太非常满意，不久就成为了明月轩照相馆的常客。一来二去，能说会道的祁老板与年轻漂亮的五姨太越混越熟，闲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广。
照相馆的祁老板真名叫泷川具，隶属于日本海军军令部第二局，是个中国通；他的助手猪田正吉，就是那个叫东宝来的伙计，是日本间谍组织——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届学员，也是个优秀的情报人才。
天津由于是北洋大臣的驻地，清政府军事、外交的中心，因此日本从一开始就向天津派驻了大批的谍报人员。泷川具是1892年奉海军参谋部之命来到天津的，专门负责侦察北洋重镇天津、大沽的军事设施和北洋水师的情况。他到达天津后，化名为祁虎吉，住在天津法租界。为了侦察方便，泷川具有时扮作中国商人，在天津周边各地做些买卖；有时扮作苦力，混在天津城内或海河码头的装卸工里。
泷川具在天津待了近三年，1895年三月下旬，泷川具奉根津一大尉之命组建了“冯华特别行动本部”，并特地从海军、陆军和大藏省所属的驻天津、上海、汉口和福州等地的间谍组织抽调了十几名优秀间谍，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冯华是何等的重视和关照。
结识了长顺的五姨太，让泷川具如获至宝。他想，冯华的义勇军就隶属于这位前吉林将军，作为将军最宠爱的五姨太，从枕边上也会知道不少有价值的东西。果不其然，从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聊当中，泷川具和猪田正吉从五姨太嘴里获取了不少有关冯华和义勇军的情报。
尽管这些情报并不是十分的机密，但还是引起了日本大本营的特别重视。尤其是冯华和他的两个亲密助手邢亮、周天宇系从西洋回国的海外华人，且掌握了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情报，让日本人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日本正是通过学习西方，进行维新变法才逐渐强大起来的。对于中国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有着强烈的戒心和莫名的恐惧，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掌握在冯华这样的人手中。
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龙口街的兵工厂，据青苔峪和牛庄战役幸存的士兵说“义勇军的武器太厉害了，尤其是那种可以连续发射的枪械，火力凶猛得令人难以想象”。因此川上操六中将在征得大本营的同意后，立刻就给泷川具发去了一纸针对冯华和义勇军的密令。
中日谈判已进行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寸土必争，互不相让。而此时义勇军却由于战事已停，获得了难得的休整之机。
在安排好部队的政训、练兵和布防等事宜之后，冯华开始认真考虑起义勇军下一步的发展计划。由于义勇军还担负着监视海城之敌的任务，因此短时间内尚不可能回到自己的驻地“临榆”。而贺国光接到任命后，很快就要启程赴锦州上任，这样义勇军就面临着龙口街根据地究竟该怎么办的问题。
龙口街可以说是义勇军的起家之地，对义勇军的发展和壮大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里不但有曾经支持过他们的父老乡亲，而且还是包括贺国光在内的许多义勇军骨干的故乡，从感情上讲也实在是让人难以割舍。
在前一阶段的对日作战中，如果没有龙口街根据地在后勤方面的大力支持，远征军想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远征军作战初期，可以说后勤补给完全是依靠龙口街的支持。进入作战的中后期，虽说鞍山、牛庄战役和后来对海城及析木城的围困，缴获和截获了大量的日军武器装备及后勤给养，大大缓解了义勇军后勤供应不足的窘迫局面；而且由于义勇军战果辉煌，开始引起了朝廷方方面面的重视，长顺、刘坤一也从后勤补给上逐渐加大了对义勇军的支持，但是龙口街根据地对远征军的后勤支持仍然占着很大的比重。
除了感情和后勤上的原因，还有一点让冯华也是左右为难：挥发河地区是冯华政治、经济模式的试验点，虽然只是刚刚起步，而且规模很小，但它的后续发展对冯华今后如何选择改革方向至关重要。
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以龙口街为中心的挥发河地区治安异常稳定，经济发展协会制定的各种政策、规章制度公平合理，因此龙口街的工商业发展极快，如今已经俨然成为了吉林地区最大的药材、木材和皮货交易集散地。另外，在周天宇的建议下，龙口街的经济模式已经由原来的单纯输出原材料向着加工制造业转变。以义勇军为大股东先后成立了一批制药厂、皮毛加工厂、榨油厂、酿酒厂、粉丝厂和面粉加工厂，虽然规模都不大，但是获利能力却大幅度增强，极大的缓解了远征军后勤供应困难的不利局面。
可是义勇军的主力将来毕竟要驻扎在“临榆”及辽西地区，而且贺国光也很快要去锦州，挥发河地区无论从交通、经济和战略地位上讲，与蓟辽走廊都是无法比拟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