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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地点点头，张之洞接口道：“是呀！这个冯华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人材，节庵你切不可因其在儒学和文字上有所欠缺而轻视于他。他的这份变法方策不但与我多年总结出的观点很相似，而且有些内容实在是非常有见地，如‘建立经济特区’、‘民办工业化’等观点都是前人所未曾有过的独得之见，真是后生可畏啊！”
其实除了他已经说的这些原因外，张之洞还有一点没说出来。早从今年3月份起，他从与刘坤一往来的信件电报中就知道了冯华的大名，也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和熟知冯华那些对时局进行分析的观点与策论。开始时，他对冯华关于中日战争以及《马关条约》进程的判断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可是事实却一次又一次让他感到无比震惊，几乎所有的发展都是按照冯华的预测进行的。“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一个等闲之辈！”这就是张之洞一直以来对冯华的印象。
尽管还有些不服气，但梁鼎芬却没有再出言讥讽，而是话锋一转说道：“香帅，冯华的这篇变法方策确实还不错，与咱们日常所议论的许多内容都不谋而合，只是说法太过直白和怪异了些。鼎芬以为既然太后懿旨令各督抚对其进行签注评议，而且香帅您也对如何变法自强早有自己的设想，不如就以此为基础，取长补短也写上一篇，呈献给太后？”
梁鼎芬的建议让张之洞禁不住有些怦然心动。近几十年来，大清的国势可谓是“国步维艰，外患日棘”，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日暮西山的地步。一直以来，张之洞都对“如何变法自强”进行着反复地尝试和探索，而且在各个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心得和设想，只不过并未形成具体的文字而已。而冯华的这篇《变法自强疏》虽然在儒学义理、纲常名教方面论述有所欠缺，但绝大多数的改革措施却都说到了他心里，并且还使他心中那些尚不甚清晰的地方一下子豁然而通，此时此刻他还真有些不吐不快的感觉。不过，毕竟冯华的变法设想已经囊括了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自己就是写出来也不过是补冯华所论之不足，这种有抄袭他人观点之嫌的事情他张香涛又岂屑于为之。
见张之洞手捻须然；在书房中徘徊犹豫了很久都未对此建议做出答复，已经入其幕府近十年且深深了解他想法的辜鸿铭脸色一整说道：“香帅，先不说您的观点本就与冯华基本相同，就是从为《变法自强疏》拾遗补缺的角度来说，再写一篇也未为不可。只要您在篇中说明此变法方策乃是以冯华所论为基础，所进行的补遗之作即可，谅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辜鸿铭不愧是张之洞最亲近的幕僚，他短短的几句话就彻底打消了张之洞惟恐名声受污的种种顾忌。喟然一叹，张之洞说道：“好吧！只要能对国势有所裨益，我就如你们所议，今晚即开始草拟这篇回折！”
随着人们对《变法自强疏》的争论愈争愈烈，越来越多的各部官员和实际掌握各省军政大权的地方督抚们也开始纷纷上奏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陕甘总督陶模、户部侍郎胡燏棻、袁世凯、陈炽，乃至吏部尚书徐桐和张百熙、準良、信格等等。不惟一直倡行洋务的，就是一些以往恪守祖宗成法之人，也认为再不有所变化亡国之祸就在眼前。一时间，变法自强的呼声在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愈演愈烈，变法维新的春潮由于冯华的介入大有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
在上书请求变法的朝廷官员中，虽然有人对冯华的某些主张持反对意见；但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冯华的观点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可以试一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他在回奏中除了列明自己对变法自强的意见，还以冯华的《变法自强疏》为基础重新写了一篇变法方策——《强学篇》。
张之洞不但是洋务派的领袖，更是一个精通儒学义理、以维护名教为己任的儒学大师。他的才学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封建纲常伦理的了解根本就不是冯华这个来自现代的大学生所能比拟的，因此《强学篇》刚一问世，立刻就凭借其精彩的文字、严谨的结构以及更符合当时人们思维习惯的论点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张之洞提出的“官倡民办”、“设立自开口岸”等说法显然要比冯华“民办工业化”、“建立经济特区”的怪异名称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同，很快舆论的注意力就纷纷从冯华转移向了张之洞。
不再成为人们议论瞩目的焦点，冯华禁不住大大松了一口气。有些自嘲地笑了笑，他颇为感叹地想道：“盗版还是不如正版受欢迎啊！只是名字怎么会是《强学篇》呢？看来历史发生地变化和偏离是越来越大了。不过，这个《强学篇》由于综合借鉴了自己的许多观点，到是比《劝学篇》完善了许多，而且凭着张之洞的影响力，那些变革主张应该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吧！”
一切都像冯华所预料的那样，张之洞的《强学篇》果真如《劝学篇》一样获得了绝大部分人的交口称赞，也使得很多原本有争议的变革设想，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就连人们争论最多的“在旅顺、大连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也由于慈禧的一句“祖宗之制，应因时制宜，因时变而制宜适也。”以及获得了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和王文韶等几个最具实力地方大员的一致支持而顺利得以通过。
只是总的变革方针虽然定了下来，但在确定每一项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时却又掀起了波澜，特别是建立经济特区和编练新军这两件事更是成为了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
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新事务，几乎没有人知道究竟该怎样进行，因此如何筹建以及让什么人来负责这件事就成了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而编练新军则属于老问题，早在黄海海战之后，在北洋舰队当差的洋员德国人汉纳根就向清政府提出了“改革军制，筹建新军”的建议。
汉纳根在其所上的《条陈节略》中称：“以今而论，与倭大战，恐无胜理。惟有阻遏倭人，不敢长驱直进，才可以慢慢利用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的胜利。”另外，他还针对中国的军力提出了“赶练10万新军以备大战，添购船炮以固海军”的具体制胜方案。
汉纳根的这些建议令光绪颇为动心。为此，清政府于1894年11月2日，成立了以恭亲王奕訢为督办，以庆亲王奕匡为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为会办的督办军务处。其后十余日，督办军务处大臣就练兵数量、外员聘用、经费来源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几经争论修改，终于敲定了“以中员为督办、由户部筹款，四个月练兵五千人”的编练新军方案。
11月15日，光绪发布上谕：“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就这样，胡燏棻遂在天津卫马厂开始练兵，到1895年3月14日，共编成新军10营，名为“定武军”。但这5000人的新军仅仅是采用西式训练，在编制上仍未突破淮军每营500人的成案，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军制改革。
如今，由于冯华、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人一再提出编练新军的议案，因此光绪决心进一步加大军制改革的力度。可是在具体编练多少新军，以及由谁编练的问题上帝后两党却再一次展开了针锋相对地较量，每一方都想把这股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军事力量抓在自己手中。
颐和园仁寿殿上的气氛显得有些压抑，庆亲王奕匡、礼亲王世铎、徐用仪、孙毓汶、刚毅以及荣禄都小心翼翼地站在丹陛下等着太后的垂问。为了确定设立经济特区和编练新军的人选，他们几个虽然在私下里已经讨论了好多回，但依旧未能将意见统一起来，没奈何只得又跑到颐和园，听听老佛爷对此事是何看法。
变革的进程推进得如此之快，慈禧也有些始料不及。不过目前的变法主要是经济军事改革，并未牵扯太多，而且只要一切都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就是变得再多也无所谓。看着众人还在等着自己，慈禧温和地说道：“你们谁先说说自己的想法？”
见众人都没有先说话的意思，孙毓汶上前一步奏道：“启禀老佛爷，最近这几天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区和编练新军’的人选问题上。臣以为经济特区虽然只是一个试验区，但旅顺、大连乃是我大清的龙兴之地，且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以后更大范围变革的施行，因此必须派一个既懂洋务，又老成持重之人予以主持；关于编练新军，臣以为冯华、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等人的意见颇为有理。如果不能尽快恢复、提高咱们大清的实力，恐怕泰西列强们也会继倭奴之后想分上一杯羹，因此编练新军已经势在必行。至于人选，臣觉得临榆镇总兵冯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麾下的义勇军就是他以西洋之法训练出来的，而具体的效果所有的人都已经看到了，整个大清再也没有比他更适合编练新军的了！”冯华的那一份儿重礼以及一直表现出来的恭谨有礼，让孙毓汶感到很是满意，况且他已从李莲英那里得知太后对冯华也很是重视，因此他率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冯华进行了大力举荐。
刚毅在私下里讨论时，就对孙毓汶的这一建议心存疑虑，此刻立时出列反驳道：“奴才以为孙大人的考虑有欠妥当。诚然冯华是编练新军的最适合人选，但他毕竟是从西洋回来的，虽然没有证据说明他心有异志，但‘防人之心不可无’，绝对不宜让他独自作大。”向来顽固守旧、不知变通的刚毅，这一番话却说得颇合慈禧心意，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可以威胁到她对大清的统治。
见太后对刚毅的话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徐用仪见风使舵地说道：“臣也以为让冯华编练新军不妥，他的义勇军本就战斗力超强，如果再得到朝廷在枪械和粮饷上的支持，岂不是如虎添翼。再说他的驻地在临榆，扼守着出关入关的咽喉要道，又与京畿近在咫尺，一旦有变，朝廷不可不虑啊！”
听到这里，脑筋向来转弯儿不太灵活的庆亲王奕匡犹犹豫豫地说道：“冯华现在的威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就是咱们可以不理会翁同龢、李鸿藻他们的提议，可是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地方大员的举荐又如何能置之不理。而且除去冯华，还有人可以当此大任吗？”
“太后，奴才以为现闲赋在津的原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务大臣、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可胜此重任。袁世凯家世将才、志气英锐、娴熟兵略、任事果敢，是一个难得的知兵之臣。如令其操练新军，不但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而且也不会遭到太多人的反对。”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荣禄突然插嘴道。
众人的议论，让慈禧也不由得微微皱起了眉头：这些观点可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如果坚决对冯华进行打压，岂不是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仔细地权衡了一番，她才眉头一展、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几人说的都有些道理，对冯华的使用确实需要详加斟酌。不过，凡事也不可太过执着，该用的人还是要大胆使用，只不过方式可以变化一下。”
说罢，慈禧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淡淡地笑容，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自己的控制下进行……
第十四章 大义炳寰宇
随着朝野上下变法改制呼声的日益高涨，帝、后两党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展开了一连串激烈的较量，经过反复争论以及互相妥协，两股政治势力终于暂时达成了一致，取得了平衡。而凭借着辽东大捷的赫赫威名，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争相拉拢对象的冯华和义勇军则成为了这场权力之争的最大受益者。
5月末、6月初，身体刚刚复原的光绪皇帝，接连向内外臣工发布了几份儿影响深远、使臣僚为之震悚的硃谕、明诏，一场关乎中国兴衰存亡的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5月30日，光绪发布“罪己”硃谕。称条约批准之际“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实有万分为难之情事”，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以期“君臣上下，艰苦一心，痛除积弊，革新自强”。
在“一言兴邦”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往往是至关重要的。而像光绪这样下诏罪己，亟求变法自强的硃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因此，光绪的这份感人至深的硃谕一经发布，立刻就在京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那些同情皇上，颇具爱国之心的廷臣士子更是深受感动，每每在阅读硃谕时或潜然落泪，或痛哭失声。
5月31日，光绪颁布明诏，称“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自当急起变法以应之。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也，只有采天下之舆论，效万国之良法，才可应此危局。然中西所遇不同，故需因时制宜，以尽适今……。”
为此，光绪在诏书中宣布从即日起，以冯华、张之洞的变法方策为蓝本，在全国范围内对教育、经济和军事进行全面变革，具体实施步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辽东金州厅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在其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变法试点，而各省则由其督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酌情进行；第二阶段根据“旅大经济特别区”实施变革的经验，对改革变法方案进行调整，并在各省予以推广；第三阶段，在以上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对其他方面进行变革
6月1日，光绪再次颁布明诏，宣布了一系列重大的人事任命。鉴于“旅大经济特别区”地理位置以及变革成败的极度重要性，任命原临榆镇总兵冯华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办事大臣，加尚书衔；任命李九杲、邢亮为“旅大经济特别区”帮办大臣，加侍郎衔；任命周天宇、黄德贵为左右参赞，加按察使衔；
委派冯华和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分别以义勇军、定武军为基础，在旅顺和天津小站各编练新军8000人，尝试对原有的军制进行改革；
鉴于辽东战事已停，着节制关内外防剿诸军钦差大臣刘坤一即日进京复命，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则仍回湖广总督任上……
天阴沉沉的，树梢一动也不动，凝滞了的空气更是湿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几只小燕子扇动着沉重的翅膀，在低空来回地盘旋。远处，浓密的雨云越发厚重起来，天际的边缘传来隆隆滚动的雷声，一场暴雨随时都会来临。
一阵凉风刮过，冯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次京师之行能有如此大的成果，实在有些出人意料，而他提出地“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最终又落回到自己头上，更是让他喜出望外。虽然临榆位于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地带，对东北、直隶甚至是京畿都具有强大的军事威慑作用，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它毕竟离京师过近，受朝廷制肘太多，不利于开展经济建设以及义勇军的进一步发展；而驻防旅顺、大连尽管对京师的影响力大为减弱，且不可避免地要与沙俄、日本的利益发生激烈地矛盾冲突，可它地处沿海地区，又获得了清政府的特别政策，将来的发展空间极为广阔。另外，此行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同时获得了帝、后两党的基本认同，每一方都把冯华和义勇军视为可以争取的对象，这一点对义勇军将来的发展壮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冯华也明白，这种发展如同走钢丝，但他信心十足，相信自己能够掌握好平衡。
想起刚才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三个军机大臣，以及各部院近百名大小官员为自己送行的极尽殊荣的壮观场面，冯华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真不知是因为送出的那些价值不菲的“别敬”在起作用，还是自己宦途正在走红的缘故？
冯华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来一去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原打算是悄然而来，保持低调，尽快回到辽东。可结果却偏偏事与愿违，在京城耽搁了近一个半月，还闹得如此轰动。
压抑了一下踌躇满志的心情，冯华转过头对着等待送行的官员离去之后，才追上来的谭嗣同、康有为和梁启超说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雨眼看着就要下起来了，康先生、复生兄、卓如兄，你们也尽早回去吧！”
微微点了点头，谭嗣同颇为伤感地说道：“子夏，来京的这二十几日实在是让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