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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象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牺牲于狱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赫然登载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在五月十四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
姚莲子顷发《宣言》，脱离共产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组，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转任组织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春，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驻河北的交通，同年并兼任《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引者注：“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一九三○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学月报》之前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与黎明、老者与少年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往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除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唐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风气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改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伤，于是开始在这样的热情下，转变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始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的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效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跟着一九三○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飆起了一个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问虽然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的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不遭到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砭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
姚蓬子押
四月十八日
在那样的年月《脱离共产党声明》之类在《中央日报》上并非鲜见。那种《声明》往往“模式化”，诸如“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则不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余字，从笔调、从习惯用语来看，完全出自他的亲笔。他的《宣言》，不仅仅“声明”一下自己从此脱离共产党，从此“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而是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广大人民，尤其是“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他谈得振振有词，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报》的社论更能蛊惑人心。因为他曾是响当当的“左翼作家”、“共党要员”，如今在“郑重的考虑之后”，说出这番“宣言”，要广大青年“引以为戒”。
一纸“宣言”，成为姚蓬子的卖身契，成为他的人生道路上红与黑的分界碑，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他有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但他确实属于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也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变之后，他成了可耻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文坛为之惊心，左翼作家们为之切齿。
在“蓬子转向”之后，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睿智：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又如鲁迅所言：
“因为终极的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值，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四月二十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三天，从车上下来的，是国民党大员张道藩。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亲自前来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宠若惊。
“我们已经是同志了！”张道藩笑眯眯地拉着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这位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是很注意“宣传效果”的。他预计姚蓬子的《宣言》一旦发表，会起着国民党的“宣传家”们难以达到的作用。
“哪里，哪里，写得很肤浅，请张部长多多教正。”直到这时，姚蓬子还十分注意“谦虚”。
“你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张道藩说出了这句姚蓬子至为关心的话。
果真，张道藩走后才两天，徐恩曾便把“悔过自新”的姚蓬子，接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招待所”。
又见蓝天白云，又闻枝头鸟鸣，姚蓬子那苍白的脸却还是那样的呆板，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又过了几天，徐恩曾那辆乌亮的“道奇”牌轿车出现在“招待所”门口。“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着姚蓬子的肩膀说：“当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带你看房子去……”轿车驶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宽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领着姚蓬子进屋，步入中厅，指着右边的房子说：“你把家眷接来，就住在这儿吧！”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脸上掠过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带着三岁的姚文元，与姚蓬子团圆了，一起住在明瓦廊。隔着中厅，对面的房子锁着，无人居住。姚蓬子觉得非常清静，紧张、沮丧的心境算是舒畅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为“中统”的“训练股干事”，每月给他津贴一百元。手中有了钱，小家庭可以过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于是，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联络的姚蓬子，转眼之间，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训练股”当了一阵子“干事”，毕竟觉得在南京抛头露面，不大方便。于是，徐思曾给他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差使：到安徽芜湖，当那里的《大江日报》副刊主编。
芜湖离南京并不太远，但那里几乎没有姚蓬子当年的左翼朋友，不会使他感到难堪。何况《大江日报》发行量有限，当个副刊主编，并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他，居然写起《十年间》，在副刊上连载。
姚蓬子的“积极表现”，使徐恩曾深为满意。于是，徐恩曾下令广登《大江日报》的广告。
下面是从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社会新闻》杂志第十一卷三期上查到的广告，用醒目的大字标出“姚蓬子”三字：
《大江日报》，芜湖大花园烟西墩。本报行销长江流域及安徽全省与芜湖市。
《大江日报》副刊，姚蓬子主编，日出二版。内容取材精警，趣味浓厚，执笔者均系现代有名作者，并由蓬子创作长篇小说：《十年间》。
怪哉，一家报纸的广告，不提社长，不提总编，却要突出副刊的主编，突出姚蓬子的大名。
其实，这广告的潜台词，无非是在说：你们看，自从姚蓬子脱离共产党之后，干得挺不错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经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拼命向前”了。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五月十三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记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在那里是诗人戴望舒介绍她结识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记得，一九三○年五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厂……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五月十三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迁入明瓦廊居住。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