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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以及亚洲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做一下回顾和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充分了解霍英东发明“卖楼花”，以 实施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的地产经营方法，如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推动作用。
纵观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知，香港是亚洲经济起飞最早、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先说台湾，国民党政府自1949年从内地撤退到这个海岛之后，先是惶惶不可终日，穷于备战，严阵以待，防御中共攻台，后又是厉兵秣马，以期反攻内地，顾不上全力发展经济。直到20世纪70年代蒋经国主政期间，台湾经济才正式起飞。而新加坡，1965年才独立建国，经济起飞也是70年代的事。至于韩国，五六十年代，仍在治疗战争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也是70年代的事；直到80年代，借助汉城举办奥运会的契机，韩国经济才真正起飞。即使是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因二战失败而元气大伤。国民经济真正复苏起来，也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而香港，却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呈现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最早成为亚洲经济的一条小龙。
回顾香港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香港经济的腾飞，最后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实就是从地产行业的勃兴开始的。
战后，香港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是开始从转口贸易港向工业化城市转型。这种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并非源于香港经济本身的动因，而主要是来自外来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如历史学者黄鸿钊在他所著的《中英关系史》一书中所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大陆有一大批企业迁移到香港，内地又陆续有一批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流入，给这个转口港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中国解放前后，上海、广州的资本家持大批资金、机械、技术以及国际联手带进香港。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期，由于东南亚各地政局动荡不定，又流入一批华侨资金和其他外资。有人估计，从1949年至1950年，流入香港的资金约达10亿港元，也有人估计，至少达几十亿港元。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给予香港享受特惠关税待遇。从1953年起，美国也容许香港产品输入，并逐步成为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最大的出口市场。所有这些，都是促进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前提。”
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房地产业的启动，推动了香港工业的发展。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经营惨淡，难以维持生产。但工厂在港九市区都占地不少，工厂把所占地盘卖了给地产商建楼，一下子就赚一大笔；有了钱，工厂就迁到偏远地方继续生产，因而得以死而复生，香港的制造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地产业不但推动了建筑业、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商业、金融业的繁荣，使整个香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
霍英东，正是使香港地产行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启动并繁荣起来的最重要的人物。他首创的分层出售楼宇、卖楼花、编印售楼说明书等经营手法，都是对地产经营方法的重要革新。正是这几种全新的经营手法的实施，给沉闷的、冷冷清清的香港地产市场注入了一股活力，香港地产市场因此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
20世纪 40年代，香港仍以帆船为标志。但到了50年代中期，由于卖楼花、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等经营手法推行，短短几年间，高楼大厦遍布港九各地。据统计，从1954年至1960年，香港新建的楼宇不少于1000栋，高楼大厦终取代帆船而成为香港的新标志。可以说，没有卖楼花等经营手法的推行，香港的地产市道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气象；而如果没有兴旺的地产业的带动和催化，香港经济不可能在50年代后期就迅速起飞。
发明卖楼花，推行分层分单元出售大厦，霍英东也认为是他人生的杰作。他虽然吝于辞令，但却时常在谈话间有意无意、反反复复地提及此事，并引以自豪。
“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各方面比广州还落后。那时，香港没有工业，生产那种简单的‘祝君早安’毛巾和‘金钱牌’暖水壶，就是工业，生活用品如原子笔、塑料丝袜、塑料皮带，几乎都是美国货，而且价钱昂贵，原子笔一支就是300多港币；没有旅游业，没有金融体系……”
霍英东总喜欢反复追忆早期香港的落后，然后又特别喜欢强调说：“但是，自卖‘楼花’之后，香港地产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一夜之间建起几十栋大厦，工业也被带动起来。那时，纱厂、搪瓷厂、水泥厂、船厂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难以支持。但这些工厂在市区都占地不少，有的纱厂占地几十万英尺。这些工厂搬到荃湾等地，把市区的原厂址卖地建楼，一下子赚了大笔钱，工厂起死回生，又可扩大生意了。拆船厂无船可拆，货仓存货不足，都可卖地转搞房地产。这些重大变化都发生在1955年以后那几年间。高楼大厦一建，其他有关工业便带动起来。1959年香港的纱厂总共才30万锭，但到1967年就拥有90万锭了，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好。南洋纱厂、黄埔船厂、太古船厂一搬就发了。原来厂址所在地段繁荣了，建了楼房便赚大钱。外国兴起戴假发，香港即刻出现几千间假发厂；塑料花也一下子剧增到几千间，产业工人由几万人增到近百万人，工厂几万间。银行、工厂、写字楼、旅游业……样样都离不开房地产。”
谈完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带动、催化作用，霍英东总是要把香港与日本和亚洲的三个“经济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比较一番，以证明香港起飞于其它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先——潜意识中是为了说明自己的非凡本事以及在香港经济发展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正是他潜藏于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的一种自然流露。
霍英东非凡的商业头脑和大胆的创新意识，在20世纪50年代经营地产时表露无遗。他首创的几种经营地产的新方法，无疑是他几十年商界生涯中最早表露出来的“闪光点”——仅仅是凭这些，在香港几十年沧桑巨变的辉煌史诗中，霍英东也足以占据其中闪光的一页。
第十四章谣言四起 传被递解出境
正所谓“树大招风”。当霍英东的地产生意如日中天之时，市井坊间突然传出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消息，一时间满城风雨。霍英东无奈，只好登广告予以澄清。
突传被递解出境
正所谓“树大招风”。一个人，当你默默无名、无所作为之时，世人绝对不会留意你、关注你；但一旦在事业上闯出一些名堂来、有所建树时，那自然会招惹别人的注意，羡慕也好，欣赏也好，嫉妒也好，总之，一时间会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一些流言蜚语也会接踵出现。
霍英东的经历就是这样。正当他的地产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那正是市民疯狂抢购蟾宫大厦的时候，市井坊间突然传出一些关于霍英东的消息： “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他递解出境。”
“霍英东利用淘沙船做走私生意……”
“千万不要买他的楼，说不定他要拿着市民的钱逃跑！……”
传闻从天而降，一传十，十传百，几天之间就传遍港九各地。有一些已经交了订金购买蟾宫大厦的买家，不是打电话到霍英东的公司查询，就是亲临霍的公司问个究竟，有个别买家甚至要求拿回订金。
从1949年起，港府开始对一些“左派”人士和一些被港府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物采取递解出境的政策。那年8月，“香港立法局通过《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规定负责当局可以通过简易的审讯方式，判定某人为该条例所指的不良分子，即可以下令将其驱逐出境，但当事人能证明他是英籍人士或在港居住超过10年以上者例外。”
听到自己将被递解出境的传闻，霍英东感到很震惊。最初几天，霍英东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所以对传闻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谁知，传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传越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一时间搞得满城风雨。传闻困扰着霍英东，也困扰着他的家人。他母亲最初也认为只是谣言而已，并不太当一回事，但当传闻传遍全城之时，她也坐卧不安了，甚至相信传闻是真的。她找霍英东问三问四，并叫他想办法处理此事。
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传闻这时，霍英东才发觉问题很严重，连忙召集公司的一些职员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决定以立信公司的名义向外界澄清。当天晚上，霍英东和公司职员匆匆草拟一份声明稿，说外边的传闻纯粹是无根据的谣言，要求买家放心，公司运作如常，楼宇会如期完成交货。声明稿草拟完，又连夜送到《工商日报》、《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刊载。
立信的声明稿在各报刊登之后，传闻并未一下子就消除，仍然散布于市井坊间。大约过了半年，霍英东并没有被动一根毫毛，于是传言也就自然销声匿迹。
谣言流传半年，对霍英东的地产事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一年，霍英东继蟾宫大厦之后，又大兴土木，开始兴建另一座大厦——交逊大厦。
事隔40年，霍英东向我谈及20世纪50年代初涉足地产行业事业时，突然提起这件已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陈年往事：“……卖楼花，钱来得很快，自己都觉得害怕。这时，香港传我被递解出境。”我是第一次听说此事，所以当时也感到不解，于是连忙抓住机会发问：“递解出境？是不是因为当时赚得太多钱了？”
“不是，流言很令人吃惊……”
“是空穴来风，还是另有原因？”
“完全不是，一点事也没有，一传开以后，对公司业务有些影响，有些人不敢同我买楼……”
“为什么会传开，是港府真有这个意思？还是其它原因，比如对手想打击你？”
“其实都不是。对手没有这个力量。传闻对我的打击很大。当时，香岛人最怕的不是坐牢，而是被递解出境。香港政府对待一些人的王牌就是这一招了。”
自《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颁布后，在短短三四年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约有100人，其中较为轰动的是：港九纺织业工会副主席楼颂平（1949年11月），香岛中学校长庐动（1950年1月），电车职工会主席刘法和职员李文海、植展云（1950年2月），电车职工会副主席欧阳少峰（1950年3月），港九工联会副主席兼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麦耀全（1950年7月），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1950年7月），车华三院秘书陶开裕（1950年10月），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主席甄雄（1951年2月），电影工作者马文森、刘琼、狄梵、齐开韶、舒适、杨华、马国亮、沈敦和港九纺织染业总工会九龙支会主任冼佩玲、书记姚坚（1952年1月），教育工作者吕冈等12人（1952年3月），香港电车职工会13名职员（1952年6月）。这些人大部分是在凌晨时分被抓走，随即被押送出境。
“当递解你出境的传闻传得满城风雨时，你怕不怕？”我问霍英东。
“肯定害怕。”据说，有一段时间，一听到这些传闻，霍英东就害怕得全身发抖。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是否知道传闻从何而来？”
“真的不知道。但我告诉你，香港的谣言真是好厉害，好吓人。好像廖宝珊银行、恒生银行、广东信托银行，有人乱讲几句，整间公司就出现危机。对这种事，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到今天70多岁了，也不知怎样讲。一个谣言，真是可以造成严重后果，有些人甚至连命都没了。”
说到这里，霍英东突然转谈其它问题。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这些谣言从何而来，这很难让人置信。他应该对造谣者有所猜测，但可能不便讲出来就是了。
谣言据说是行家散布
为了多了解一些有关这段往事的情况，那天和霍英东交谈结束后，我又找来霍氏集团的老职员凌汉伟，向他旁敲侧击。以下，就是我与他的谈话内容——“为什么当时会传霍生被递解出境？”
“我猜可能与朝鲜战争生意有关。霍生在朝鲜战争时做的生意，内地和香港的看法并不相同。”
“是港府真的有所表示要递解他出境，还是有行家搞鬼？”
“霍生都说连他都不知道。”
“港府有没有警告之类的话，或者与他打过什么招呼？”
“这个问题，那就要霍生本人答复你了。我记得，当时有人还问我：”你们那间公司稳不稳阵？‘“
“买家对霍生的公司的信心有否动摇？”
“有些担心，所以我们登报纸澄清此事。这件事还是我经手的，应该还有报纸可查。”
“按照你们当时的分析，谣言从何而来？”
“这个霍生也搞不清楚……我估是空穴来风，可能是朝鲜战争时候支持内地，给别人这样的联想。”
“朝鲜战争时期，或以后，港府有无与霍生就他的朝鲜战争时向内地运送物资的事谈过、接触过？”
“这个我就不很清楚了，应该是没有谈过这个问题。”
凌汉伟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想谈，所以我们的谈话到此便匆匆结束。
后来，我又向一些人了解此事。据说，这些谣言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些地产商人有意散布的。有人说，霍英东当时可能无意间得罪了一些同行。比如有地产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向霍英东借钱，但霍英东快人快语，说什么：“原来你经济这样困难，欠人那么多钱，付那么多利息，那不等于一日不见一两间楼……”诸如此类的无心快语，可能令一些行家反感，行家因而散布这个谣言，希望霍英东亦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英当局，那可能是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方面有贸易往来有关；那么，港英当局传播这样的传闻又有何动机呢？这在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这些传闻源自港府的说法属实，那么港府又一直没有采取实际的递解行动，这则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霍英东的行为只是违背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并没有触犯香港现行的法律；二、霍英东是土生土长的港人，在港生活时间远远超过10年了，而《驱逐不良分子出境条例》对居港满10年以上者有较多宽容和豁免的指引；三、霍英东在往后的日子里“明哲保身”，能进能退，逐步缓和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
虽然，“谣言止于智者”，霍英东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半年之后就消除了，但此事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阴影，笼罩、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直到今天，霍英东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这个阴影。这件事，对霍英东的性格变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从而波及他的事业；某些时候，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霍英东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所有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谈及，这里暂且不表。
第十五章中流砥柱 反对搞大联合
李康节等人拉来港澳两地的一些人搞“大联合”公司，霍英东为了息事宁人，违心地拿出一些本钱入股。不久，地产低潮，陈德泰陷入困境，霍英东每晚陪他上飞鹅岭散心；接着，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廖宝珊请求霍英东出面相救，但他爱莫能助……
与汤于翰合作地产生意
被递解出境的传闻只困扰霍英东半年，他的地产生意并没有大受影响，他仍然大战地产行业。经蟾宫大厦之后，1956年，霍英东在铜锣湾同时兴建希云大厦、礼云大厦和加路连山大厦。这三栋大厦的地盘上原是教会的旧楼，霍英东经别人介绍，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拆掉旧楼，另起新楼宇。
介绍霍英东向教会买下这些地盘的，是汤于翰、陈云裳夫妇。汤于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是上海中比镭定医院的院长，是癌症专家。其妻陈云裳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和香港的电影皇后，曾主演《木兰从军》、《云裳仙子》、《一夜皇后》、《家》、《月儿弯弯照九州》等电影。在1939年的中国十大明星选举中，她名列首位，第二名是胡蝶，第六名是周璇。40年代后期，汤、陈夫妇离开上海到香港后，汤于翰继续执业当医生，而陈云裳则在家相夫教子，绝少涉足影坛。
20世纪50年代初期，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曾找汤于翰看病，霍和汤因而结识，并时有往来，成为朋友。以致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后，两人还合作搞地产生意。据霍英东说，“最早是在1954、1955年，我和汤医生第一次合作。那时我们在尖沙咀金巴厘道买一幅地，地价是180万，先交一成订金，即18万元，我出一半，汤医生出一半，剩下的160多万港元就全部由我一个人支付。我们在那里合作兴建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