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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达夫先生在《洪水》〔１５〕上有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说这一次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实现，而记者则以为是民族革命的理论的实现。大约还有英雄主义不适宜于今日等类的话罢，所以便被认为“中伤”和“挑拨离间”，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这期刊，听说在广西是被禁止的了，广东倒还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坏脾气，从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１６〕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１７〕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１８〕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记得年幼时，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末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向观众装出撒钱模样道：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１９〕大概是谁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是装在刀柄里的苏木汁〔２０〕，Ｈｕａｚａａ一够，他便会跳起来的。但还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识着这是戏法，而全心沉浸在这戏法中。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２１〕，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２２〕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越缦堂日记》〔２３〕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２４〕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B*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２〕《莽原》文艺刊物，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鲁迅编辑。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同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出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３〕这几句是作者在《野草·题辞》中所说的话。〔４〕“世界苦恼”（Ｗｅｌｔｓｃｈｍｅｒｚ）原为奥地利诗人莱瑙（ＮAＬｅMｎａｕ，１８０２—１８５０）的话，意思说人们生活在世上是苦恼的；后来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家引用它来解释文艺创作，认为创作起因于这种苦恼的感觉。
〔５〕尼采（ＦA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ｃ，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庵韭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他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读与写》中说：“在一切著作中，吾所爱者，惟用血写之著作。”（据萧赣译文，商务印书馆出版）
〔６〕《这样做》旬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创刊，孔圣裔（共产党的叛徒）主编，“革命文学社”编辑发行。它以“努力革命文化的宣传”为幌子，配合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猖狂反共反人民。〔７〕伊孛生（ＨA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保梗埃叮⊥ㄒ胍撞飞餐缱家。他的作品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庸俗作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婚姻、家庭和社会的改革问题。剧本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８〕雒诵一作洛诵，语见《庄子·大宗师》，反复诵读的意思。〔９〕《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报纸，一九三七年改名为《中山日报》。《国民新闻》，一九二五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初期宣传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成为反革命宣传的喉舌。
〔１０〕《做什么》周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创刊，毕磊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１〕毕磊（１９０２—１９２７）笔名坚如、三石，湖南长沙人。当时为中山大学英文系学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件中被捕牺牲。〔１２〕《少年先锋》旬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机关刊物，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创刊；李伟森等先后主编，广州国光书店发行。
〔１３〕ＣAＰA英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的缩写，即共产党。〔１４〕郁达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认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全民众的要求解放运动”，“是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实现”，而“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并说：“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么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是对当时蒋介石反革命派的批判，所以《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就发表了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对郁进行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１５〕《洪水》创造社刊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创办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改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
〔１６〕《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大观园是书中人物活动的场所。〔１７〕纪晓岚（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名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著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他的门人盛时彦在《姑妄听之》的《跋》中，记有他攻击《聊斋志异》的话：“先生（按指纪昀）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蒲留仙（１６４０—１７１５），名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清代小说家。《聊斋志异》是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１８〕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记了旁人所谈的一个读书人受鬼奚落的故事，末段是：“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语既未亲闻，又旁无闻者，岂此士人为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鹿兄槐下之辞，浑良夫梦中之噪，谁闻之欤！’”“浑良夫梦中之噪”，见《春秋左氏传》哀公十七年：“（秋，七月）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长发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按浑良夫原系卫臣，这年春天被卫太子所杀，所以书中说卫侯在梦中见他披发大叫。《春秋左氏传》，是一部用史实解释《春秋》的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撰。
〔１９〕ｈｕａｚａａ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２０〕苏木汁苏木是常绿小乔木，心材称“苏方”。苏木汁即用“苏方”制成的红色溶液，可作染料。
〔２１〕《林黛玉日记》一部假托《红楼梦》中人物林黛玉口吻的日记体小说，喻血轮作，内容庸俗拙劣，一九一八年上海广文书局出版。
〔２２〕《板桥家书》清代郑燮作。郑燮（１６９３—１７６５），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文学家、书画家。他的《家书》收书信十封。另有《道情》，收《老渔翁》等十首。
道情，原系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２３〕《越缦堂日记》清代李慈铭著，一九二○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影印出版。
〔２４〕何焯（１６６１—１７２２）字屺瞻，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代校勘家。康熙时官至编修，因事入狱，所藏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著作）都被没收。康熙帝对这些书曾亲作检查，因未发现罪证，准予免罪并发还藏书。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英勇的刊物是层出不穷，“文艺的分野”〔２〕上的确热闹起来了。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３〕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鲁迅那篇，不敬得很，态度太不兴了。我们从他先后的论战上看来，不能不说他的量气太窄了。最先（据所知）他和西滢战，继和长虹战〔４〕，我们一方面觉得正直是在他这面，一方面又觉得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现在又和创造社战，辞锋仍是尖酸，正直却不一定落在他这面。
是的，仿吾和初梨两人对他的批评是可以有反驳的地方，但这应庄严出之，因为他们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对，冷嘲热刺，只有对于冥顽不灵者为必要，因为是不可理喻。
对于热烈猛进的绝对不合用这种态度。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吧了。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５〕先生了！”
这一段虽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态度，量气，口吻上，断定这“老头子的确不行”，从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杀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却很像第三者从旁的批评。从我看来，“尖酸刻薄”之处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会有“老头子”气的，这恐怕因为我“冥顽不灵”，不得已而用之的罢，或者便是自己不觉得。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我并非说，这些战士，大概是创造社里常见他的脚踪，或在艺术大学〔６〕里兼有一只饭碗，不过指明他们是相同的气类。因此，所谓《战线》，也仍不过是创造社的战线。所以我和西滢长虹战，他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而出现了。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多年了的老头子老聃〔７〕先师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８〕即使真以为先两回是正直在我这面的罢，也还是因为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们同系，同社，同派，同流……。从他们那一面看来，事情可就两样了。我“和西滢战”了以后，现代系的唐有壬曾说《语丝》的言论，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９〕“和长虹战”了以后，狂飙派的常燕生曾说《狂飙》的停版，也许因为我的阴谋。但除了我们两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记得了罢。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过去的。
这次对于创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庄严”；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仍可认为“尖酸刻薄”。于是“论战”便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了。但成仿吾辈的对我的“态度”，战士们虽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讥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１０〕这传统直到五年之后，再见于冯乃超的论文，说是“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我的主张如何且不论，即使相同，何以说话相同便是“无聊赖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还有，我合印一年的杂感为《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这使李初梨很高兴，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还乐得不可开交道，“他（成仿吾）这段文章，比‘趣味文学’还更有趣些。”〔１１〕但是还不够，他们因为我生在绍兴，绍兴出酒，便说“醉眼陶然”；因为我年纪比他们大了，便说“老生”，还要加注道：“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
而这一个“老”的错处，还给《战线》上的弱水先生作为“的确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态度”问题来了，“量气”问题也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１２〕老爷麾下”，这才不至于“的确不行”么？
至于我是“老头子”，却的确是我的不行。“和长虹战”的时候，他也曾指出我这一条大错处，此外还嘲笑我的生病。〔１３〕而且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