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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数年，仍然很难有有效的预防疫苗和治疗方法问世。
艾滋病在当今世界，依然是不治之症。
艰苦的探索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艾滋病的危险也波及到中国。根据中国进行的流行病学监测和研究结果看来，中国正在面临着可以预见的、日益严重的艾滋病的威胁。从1985年中国大陆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到1992年12月，有1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总人数969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2例。1997年9月底，全国共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者82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68例。到了1998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170例，其中包括艾滋病病人338例，死亡184例。到此为止，全国已不再有空白省份。也就是说，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已经找不到可以躲避艾滋病这个瘟神的净土。
1994年以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只局限于边境地区，1995年以后便进入内地，到了1996年，又进入城市，并形成了快速发展的趋势。
中国自八十年代初艾滋病在世界出现以来，就十分密切地注视着它的流行和发展。自1984年起，便着手在国内开展艾滋病的监测和宣传教育工作，并逐步制定和完善防治艾滋病的对策和措施。
1986年，中国将艾滋病列为报告传染病，重点加强管理。并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管理工作小组，指导全国的预防和控制工作，为国家制定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方针、政策、规划，提出建议。
1987年，制定了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确定了防止艾滋病发生的蔓延，减少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发病与死亡的目标，并从加强组织领导到建立健全专业机构及宣传教育、监测、科研、培训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经国务院批准，颁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
1989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预防法》，将艾滋病、淋病和梅毒列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1990年2月，根据预防艾滋病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国家预防艾滋病委员会，协调各有关部门的工作。9月成立了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承担领导协调和技术指导，以保证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规划的贯彻执行。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制定完成，并开始实行。
为了及时诊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加强艾滋病监测和研究工作，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才和财力。
1986年，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福建、杭州、西安、沈阳、南宁等城市建立了艾滋病监测点，开展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血清监测工作。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开展了监测工作。国家并设立了11个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确认实验室，几十个初筛实验室。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艾滋病监测网络。
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在中国都存在着迅速蔓延的趋势，而且，这三种属于艾滋病的主要传染途径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因此，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前景是十分严峻的。
如何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行之有效地控制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这三种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这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
“毒品”为什么会使吸毒者产生近乎疯狂的快感和难以戒断的痛苦呢？
现代医学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人的中枢系统内存在着一个脑啡肽系统，其部位分布于人体的初级感觉中枢———丘脑和同情绪活动有关的大脑边缘系统。正常的生理情况下，人体的有关神经细胞可适量地分泌一种称之为脑啡肽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使肌体保持痛觉阈，以便对一般的非伤害性刺激具有某种程度的耐受性，而对伤害性刺激产生疼痛性反射，保护肌体免受伤害；二是维持人体正常的情绪反应，在一定条件下使人产生某种原始的，本能的满足感。
海洛因及其家族（吗啡、杜冷丁、可卡因及鸦片等）具有和上述脑啡肽物质相同的作用，进入人体后同样可作用于脑啡肽系统，一方面使痛觉阈增高而镇痛，另一方面则引起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快感。然而这种欢欣和满足是短暂的，随着海洛因在体内的消失，人便落入痛苦之中，大有从天堂落入地狱之感。于是吸毒者为了摆脱地狱般的痛苦，不得不再吸海洛因。长期反复吸食的结果，一是使脑内的神经细胞减少或停止分泌脑啡肽，而不得不依靠海洛因来补充维持痛觉阈和稳定情绪，一旦没有则出现难以忍受的戒断症状；在精神方面表现为吸则后悔，不吸则痛苦，想戒又戒不了的矛盾。
海洛因是通过有害的方式直接满足本能的需要，一旦吸食上瘾，人便丧失了自制能力，对于法律、道德、人格，甚至个人的营养、卫生等统统置之度外，最终的结果是个人身体和精神的毁灭以及群体的退化。
吸毒者把大部分的钱拿去买毒品，吃饭的钱极少，有的人甚至连填饱肚子都困难。再加上吸毒者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饥一顿饱一顿，所以，严重贫血、骨髓造血机能不正常。重度营养不良是吸毒者的常见病，也是大多数吸毒者丧失劳动能力和诱发其它疾病的原因。
吸毒成瘾的人，中枢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明显受损。由于吸毒者的肌体能力大大降低，非常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如脑脓肿、视神经病变、心肌炎、破伤风、败血症、皮肤多发性脓疮、感染性静脉炎、脉管炎等等。
吸毒者的呼吸系统和运动系统受损也是严重的。最常见的是海洛因所致中枢抑制呼吸衰竭，死亡率很高。有资料表明，全世界的吸毒者中，每年都有十多万人因吸毒死亡。还有常见的海洛因性肺水肿、肺炎、肺脓肿、毒品毒气性肺癌、神经性肌肉病变、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性病等。
吸毒最为严重的是传播艾滋病。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主要是经静脉吸毒传播。但是已发现寄发于静脉吸毒的性传播。
静脉吸毒者的增加是导致艾滋病感染流行的重要因素，从潜在的威胁看，性乱者将是最主要的高危人群。因为，吸毒者早期往往涉足性乱，女性吸毒者又多以卖淫来换取吸毒的资金，这种交叉重叠的行为方式无疑加剧了艾滋病的扩散。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由于性解放风行，放弃了传统道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严重的性病流行，也促成了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性解放冲击和破坏了人类经过几千年探索和经受无数挫折后才逐渐形成的性道德观念，致使西方的两性行为某种程度上又倒退到近乎原始的放任和丧失社会约束的状态。这种违反正常的生理和社会行为规范的错误行为，必然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惩罚。
新闻媒介曾报导了这么一件事：美国是目前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一，体育在这里早已商品化，知名度较高的体育明星们均有巨额收入，这些优厚的条件使他们具备了寻花问柳的资本。现在的美国青少年一代由于缺乏健康的导向，“追星族”、“发烧友”越来越多，日益疯狂。出于崇拜、猎奇、刺激等心理，不断对明星们展开攻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职业球星说：一个女人请他到她家里去做爱，条件是要一双带有签名的球鞋。这个明星到那个女人家一看，她的柜子里已摆放着100多双签名的球鞋，都是NBA的明星们。
蒙特利尔市一位叫克莱门托·奥利维埃的艾滋病问题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披露：他的一位24岁的艾滋病女患者在临死前对他说，她曾同北美冰球联合会的50余名冰球好手发生过两性关系。由此，奥利维埃断定，艾滋病病毒肯定已在其中一些人身上“找到了孳生地”。
一些卓有远见的专家学者早已深刻地认识到性解放将在人类社会中造成无可挽救的灾难。
他们严肃地指出：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宣布了性革命的终结。
近年来，随着西方“性解放”思潮的传入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我国大中城市以及农村中婚姻规范和性道德也受到了冲击。一部分人在批判传统贞操观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时，否定了两性关系方面起码的道德规范和性行为的文明与健康准则。于是，在城市青年中，婚前和婚外性关系被一部分人接受或容忍，多个性伴侣和性滥交现象已不鲜见。
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内地大量年轻女性涌向开放地区卖淫，而嫖客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国的旅游者，拥有多个性伴侣的“新潮”和嫖娼行为的滋生，形成了艾滋病在我国传播的温床。
卖淫嫖娼者都属于最容易受艾滋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
正如吸毒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一样，卖淫嫖娼也在中国的土地上死灰复燃，并且，近些年来，这一丑恶现象更是日趋严重。
我国已经在暗娼中检测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就表明通过卖淫嫖娼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开始。
卖淫嫖娼是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因为在性行为中，已经患有艾滋病的嫖客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娼妓，受感染后的娼妓通过卖淫又使更多的嫖客受传染，嫖客受感染后既可使尚未受感染的娼妓染上艾滋病病毒，又可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自己的配偶或者姘头。这种错综复杂的传播关系必然使艾滋病病毒者的数目成倍地增长。
所以说，一夜风流就可导致后悔终生，甚至断送生命。
据报载：北京出现的内地第一个“同性恋沙龙”已经被有关部门宣布取缔。据负责官员称：这个沙龙在传播某种错误观念，不是反对而是鼓吹同性恋，违背了中国健康教育的宗旨，必须停办。
被命名为“男人的世界”的这个沙龙是1992年11月22日正式出台的，香港《明报》的报道透露说，共有35名同性恋男子参加首次活动，有关专家从医学和社会行为学角度发表了对同性恋的看法，同性恋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同性恋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世界上最早的艾滋病就是在同性恋中发生的，如今，同性恋已逐渐在我国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据知情人士介绍说，北京现有××处同性恋活动场所。这些场所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公共厕所，尤其是附近有绿地、花园的厕所，公共浴室也是同性恋者活跃较多的地方。有的同性恋活动则是在饭店、酒吧、歌厅等地的阴暗中进行，但是这些地方的消费不是一般同性恋者所能承担的。
显然，在中国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开的同性恋者”，即使是在同性恋者的圈子中或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有名的人，也会竭力对亲友、家庭、社会掩饰他们的真实倾向。
这一系列的现象更令人恐惧和担忧的是，不管是卖淫、嫖娼还是同性恋，这股暗流都不可能像注射传染和母婴传染的那样容易被发现或预防。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危险性。
从医学的定义上讲，同性恋就是指同性个体之间肉体亲昵的行为。
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按正常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来看，同性间的性行为心理上应该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同性恋打破了这种障碍，其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有的研究者将同性恋又称之为“性变态”，或又叫“性倒错”。这一类的人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是全然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必须永远是同性，异性绝不能成为他们在性方面所渴望的对象。在性的事情上，异性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惹其嫌恶的，由于这种嫌恶之情，他们便不能进行正常的性交，或者在其中得不到任何兴趣。
第二种是两栖性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
第三种人只是偶尔倒错。在某些外在环境里，多半因为正常的性对象遥不可及，或者经由模仿，他们也能够以同性的人为其性对象而获得满足。
这些变异或违反习俗的性行为，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遭人唾弃，被社会法律所禁止的。
大约两千年以来，犹太一基督教的传统，一直坚持男女之间的性的接触，只能严格限制在夫妻婚姻关系里，所有其他的性行为绝对被禁止。《旧约全书》中极其明确地指出“如果某一男子和其他男子同居，如同他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一样，他们两者同样是亵渎神灵的：他们一定要被处死。”
1976年教皇保罗六世就颁布了一个5000字的《关于性道德问题的宣言》。和犹太人新教徒信仰中的一些教规相类似，这个宣言强烈地谴责同性恋、手淫、婚前性行为和通奸等，认为这些行为是人所固有的本质的错误的失调。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法律禁止同性恋和许多形式的自愿的异性恋爱行为。从前，美国大多数州里都把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和类似的性行为规定为轻罪或重罪之列，而且常把同性恋者送进监狱。
后来，性解放风靡当代西方社会，同性恋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受到挞伐。美国有的地区，同性恋者为数越来越多，并已形成团体，不仅拥有他们自己的杂志、报纸、圣地、居住地区、生活方式和乐趣，在一些城镇中，还有为同性恋男女设置的酒吧、浴场、俱乐部和社会组织。
这种变异的行为终于造成了艾滋病在人类发生的恶果。
男性同性恋是世界首推的艾滋病高危人群。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1981年首次发现的5名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其后发现的26名卡波济氏肉瘤患者，全都是男性同性恋者。在加利福尼亚，90％的艾滋病患者是男性同性恋者。在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也是男性之间的性交往，他们的某些性行为，为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传染源。
在中国已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同性恋者的比例还很小，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群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失去其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同性恋者的活动和交往是不公开的，基本上是处于秘密状态的，这就给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现带来了困难。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达6个月———7年，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许多同性恋者都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这就更加增加了他们感染继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
同性恋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群。
可以这样说，与吸毒、卖淫嫖娼者同处于危险边缘的是鲜为人知的中国的同性恋人群。
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同性恋者的性伴侣一般不固定，随遇随散，性方式杂乱，每个性伴侣接触二三次后即又更换。他们在接触中仅以性行为为目的，并不了解对方的年龄、职业等情况。有的虽然性伴侣仅有一个，但是谁能知道对方的性伴侣又有多少？
1988年5月，上海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名26岁的男性同性恋者，公安人员在破案过程中侦察到的同性恋者竟达一千多人。
上海在一次对96名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中，发现其肛交的发生率为81％，口交的发生率为60％；他们每人平均有7个性伴侣；25％的被调查对象有患性病的经历；31％的人和外国人发生过同性性行为。
在武汉的一所医院，40例男性早期梅毒患者中就有33例同性恋者。
天津某医院，1985年至1989年间，门诊收治的366例性病患者中，有61例同性恋者感染了早期梅毒，在龟头、肛门和口腔等处，发生硬下疳。
艾滋病对于它的受害者，不分性别、年龄、地位、阶级以及国家……
美国著名画家凯斯·哈林在1989年确诊为艾滋病，当时他还筹划举办“艾滋病死前一年派对”。1990年1月，哈林已经无法说话，神志不清。一个月后，他的派对还来不及举行，就结束了三十一岁的短暂生命。
拥有“宗教艺术家”美名的美国著名摄影家梅布索普1988年7月曾为辟谣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罗伯特·梅布索普回顾展》，可第二年的3月，梅布索普就与世长辞，死因就是艾滋病。
洛赫逊是好莱坞的著名演员，他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并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1985年7月，他到巴黎治疗，可到7月底他便返回美国，仅仅拖到当年的10月，这位影坛巨星便陨落了。
被誉为“时装插画之王”的安乐尼·洛贝斯二十岁时就成为美国的服饰插画超级巨星，并成为了流行服饰界的领导者，但却在1987年3月因艾滋病死于洛杉矶。
……
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