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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信开宗明义是“向省委反映一个信息”，即XXX发牢骚、其儿子开车轧死人等。这不是在告状，怎么成诬告的？好比我没有高血压，硬说我偷吃了“降压灵”了�
∫环伙从承畔⒌男牛绻4碓跄茏奖环从橙耸种校谷欢米ㄕぞ叨晕壹�20多名县级干部进行侦察，两条信息开除党籍，超过反坐一百倍�
≡诒6酱沃馗吹潜ā⒎⑼ūǎ谷缁岫贾栏鎄XX的下场！人为地加上分裂党的政治帽子，暗喻人们：谁反对XXX，谁就是诬告，谁就是分裂党，谁就是犯罪，就是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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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写完了他的鸣冤信之后，感到神经受到了一种刺激，黎明的时候，他倒头睡了一觉。那时候，他几乎绝食了，睡了几个小时，他又在噩梦中醒来，睁着绝望的双眼想了一会儿，拔腿就走。
刘建军走进了省委大院。
庄严的省委大院，那铁灰色的房子在晨曦中透着一种孤独和威严。
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双腿怎样踏入了省委大院，也不知他的双眼看见了哪些同仁，他双眼直直地，直冲入省纪委的一个办公室。
按照规章制度，他认真地填写了一张表，这张表通过几个程序，才报到了控审室。
他找到了控审室的主任，这位主任是位女同志，她旁边对面桌上还有一个小伙子是刚刚调来的。刘建军轻轻坐下了，把包往地上一搁，就开始陈述起他的委屈。已经陈述了3000多遍的委屈，对刘建军来说已是倒背如流了，并且还能够抑扬顿挫，标点符号都十分准确。
陈述完之后，出乎刘建军的意料，人家态度是很好的。
那位女同志说：“你的事情怎么会到这一步呢？这个案子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也没有审理，你这个申诉我们接受了。”她说得很果断。
那个小伙子说：“这个事好办，又没有经过什么审理程序，手续什么都没有，也没有调查怎么就处理呢！怎么让人信服呢？这也太简单了，我们接受了。”
刘建军听了两人的话很高兴，这时候他感到组织上的巨大温暖，他想，看来这个事情依靠组织还是能够解决的，他的冤屈还会平反的。
这天晚上，刘建军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他就爬起来了。他轻轻走到镜子前面，头发已经被尘土滚成了一缕一缕的，他用梳子轻轻地梳理开，又把脸洗了又洗，还用香皂。
刘建军来到了省委大院，出乎意料，昨天那个接待他的小伙子对刘建军表现得非常冷淡。这时，已经陆陆续续走进了几个办公的人员，包括那个女同志。他们都不和刘建军说话，刘建军感到气氛已经十分压抑了，心中的希望很快变成了一堆希望的废墟，变成了两颗眼泪，咽进了心底。他望了望那个小伙子说：“我打个电话吧？”
小伙子抬起头说：“你别打电话了，要打到别处打去。你这事情比较麻烦，这是领导上办的，我们这个机构也没法弄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找一找省里的常委书记，或者找找组织部，或者找找省里一把手，你千万别说见到我们了，昨天我们说那话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那些人显然有些心愧，却又不愿多说，只是冷漠地用眼睛偷偷瞅着刘建军，屋里安静得丢一根针也听得到。
刘建军看看这个，又瞅瞅那个，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你们也这么害怕，那么我只能谢谢你们告诉我真情，我绝对不会再到这个门上来了，我也不会因为我而影响你们的前途，给你们各方面带来麻烦，从此以后不再给你们找这个麻烦了。”刘建军说完了这句话，忍不住哽咽起来，他有点经不住昨日的巨大希望和今日巨大的失望。屋里静静的，他所看到的是一排排明亮的办公桌、彩色的电话机和低下去的黑黝黝的头。
三
这里只有同情
刘建军从此不再找当地部门了，当天他就找到了省委常委的秘书办公室。
他一进屋就大声问：“哪位是常委秘书啊？”他的声音非常洪亮，而且气质不凡，使得一位秘书立刻站起身来说：“我，我就是，您是什么地方的？”
刘建军说：“我是保定来的。”
这个秘书大吃一惊，上上下下打量着刘建军：“哦，你是不是刘建军呀？”刘建军说：“是，你怎么知道是我呢？”
另外的两个人突然笑了起来，他俩一笑，刘建军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他想：党啊，我的母亲，难道这次你能张开双臂拥抱我吗？
刘建军说：“你们大概都知道我整个的情况吧？我也就不再叙述了。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一切都是有程序的。就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开除党籍就开除我了，这怎么能行呢！好歹，我也是个处级干部，我也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说句不中听的话，打发黑奴，也不能这么绝情。”
一位同志接下来说：“要说别的看法纷坛不同，可是处分决定把你的年龄、党龄、学历、参加工作时间故意写错了，确实有点不像话，太不严肃了。”
有一位秘书说：“别的我们不管，起码你这个年龄和党龄应该再改过来，人嘛应该有做人的权利，那些其他的我们管不了，你最好找一下组织部，组织部是参加处理这个事情的。”
刘建军说：“那好吧，我希望你们把处理决定上的假年龄给我改过来。”
那个人点了点头说：“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做到。”刘建军从大门里走出来，四下里打听组织部在哪里。他知道，组织部长的门是很难进的，于是他找了他的一个熟人，这位熟人还是个大胆的人，很仗义。他们帮他先找到了组织部长的秘书。那位秘书说：“你有没有材料？”
刘建军说：“有材料。”秘书说：“材料先放在这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很同情你。”
只因为这个同情，刘建军就无限地感慨了，他坐等部长的到来。
刘建军在组织部终于等到部长来上班了。刘建军踏进门，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冲将上去。他正要道出委屈，可是部长突然打断他的话说：“这可是纪委处理了，你最好去找一下纪检委。”部长说话和气，找不出任何的毛病。他用一种难以言喻的心情，决定去找省委书记。
XXX是省委的副书记，刘建军知道他那封信就是从他的手里转到XXX手里的，既然信是他转的，这里面的情况就相当复杂了。刘建军搞不清XXX转信的目的，而这样地找上去，明明白白潜在着危险。
省委书记的秘书接待了他。秘书对他说：“本来都是领导同志嘛，把信转给XXX看一看就完了，怎么XXX反过来处理你呢？”
在场的其他人也插嘴说：“怎么这件事情能处理写信的人呢！”
看来这里有一个敢说真话的气氛，刘建军又一次感到要见真佛了。
这位年轻的秘书把刘建军带到了XXX书记的跟前，XXX书记从文件堆中抬起头来，说：“XX同志管纪检工作，也是省委的副书记，是二把手，你找他吧，他领导的我。”
刘建军面对这张陌生而严肃的脸，不敢多说什么。
不到黄河心不死
刘建军在第三天下午，又来到了纪检委。接待他的那位书记开会去了，由另一名书记接待了他，那位书记说：“我已经问过书记了，书记说千万不要介入他的事情。”这种答复虽然不使刘建军感到吃惊，但他感到愤怒。刘建军感到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感慨地说：“感谢你对我交一个底。别的，什么也甭说了。我老刘至死，也会感激你在这个节骨眼对我说真话。”此时此刻的刘建军已经没有眼泪了。他认为对他说真话的这位书记是个好心人，他只能说他是个好心人，他对他说了一句实话。
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把皮鞋脱了下来，他发誓再也不穿这双皮鞋了。
他躺在床上滴水不沾，脸色黄黄的，泪水把整个枕头都湿透了。
他的妻子连哭带叫地摇晃着他说：“建军哪，你能死在这上面吗？想想我们，可怜可怜这一大家人吧，你虽然在社会上没有了地位，可是在家里你永远是有地位的。”
刘建军恼怒地对妻子说：“难道我是为了这个地位吗？我从小到老就没有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名目，我只是争一口气，怎么连你都不理解我了吗？”
老伴说：“我不是不理解你。建军，你一定想得开，不然的话我一定先于你而死。”
刘建军勉强地从床上坐起来说：“我从此之后不再穿皮鞋了，谁也不找了，我也活不了多少年了。”
他的老伴说：“建军呀，你该怎么吃就怎么吃，该怎么穿就怎么穿，你难道还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吗？”
刘建军苦苦地笑了笑，他明白了，同没有文化的老伴讲话是讲不通的，她只能作为贤妻良母安慰他。而这种安慰，这种忍辱负重的贤惠，却更加使刘建军感到了沉重的生活压力。他看得出来，老伴为了他甚至可以出去当老妈子挣钱。当卖冰棍的吆喝于街头，那是为了养活他。可是，他刘建军堂堂一名处级干部，一个县委书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落一个老年无所归的处境呢？
刘建军勉勉强强喝了一碗面汤，又躺下了。迷迷糊糊地，他睡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清晨起了床，他竟白了头。
刘建军说：“我要到北京告状。”
他心里想：上面说我是红的我就是红的，比太阳还要红，如果上面说我是白的那我就是白的，大家都会迎合的，我为什么要为这种清白而争呢，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种清白去死呢？一个领导人犯了错误，我不能在压力之下跟着他一起去犯错误，我还是要告状的。
这时候刘建军的一些朋友都来串门了。
刘建军面对他真心的朋友，掉下了眼泪，他知道朋友是来为他开心的，但是这种开心是不实际的。刘建军只能边擦着眼泪边和朋友们开玩笑。他已经打算进京了，甚至他下了死在北京的决心，临走以前他去看望了父亲、母亲和弟弟。他的父母亲都是70多岁的人了，两个老人正在到处找人，找亲戚朋友找那些当大官的帮助儿子告状。
刘建军来到父母家里以后，两位老人说：“孩子，你是受了冤枉的，我们死都不会瞑目的，我们曾经因为你是县委书记而为你感到自豪。咱们的家里出了一个金凤凰还当了父母官，可我们临要入士了，儿子却成了罪人，你让我们怎么想？我们跟你一起去北京告状，哪怕死在路上死在车上，我们都是为了儿子澄清冤案，做我们最大的努力，你是我们的亲骨肉呀。”
刘建军说：“你们不要管了，你们也解决不了，你们生了我我记住你们养育之恩，为了这养育之恩你的儿子也不会不成器的，不管怎么说我跟着党干革命，怎么会干出罪来呢。”
刘建军告别父母、弟弟妹妹，准备破釜沉舟要去北京了，他对北京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整个的生命都压在了北京之行上了。
去北京的车票刘建军是愉偷买的，他像小偷一样溜到了火车站，排队挤票，并且同时随时随地看着周围有没有熟人的眼睛，他知道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想利用他的处境讨好别人的人太多了。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也红不起来，他不能给别人当利用的工具。买到票以后刘建军死死攥在手里，仿佛攥着一张他的清白文凭，他告别了家人匆匆忙忙地上了火车。
一上列车刘建军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动也不动，他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里施加某一种可怕的手段，反正他得防着点。
他趴在卧铺上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于是他听到了列车车轮铿锵有力的轧着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也令他感到孤独和凄凉。
傍晚的时候，刘建军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站，走到了他所熟悉的长安街。
在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夜空，重新唤起了他生命的希望。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来，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维持这么久的统治，都是因为清正廉洁，正大光明啊！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他去过信访局，在那里填完表就让回去等着。他极力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的冤屈向中央的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然而，警卫有警卫的纪律。是啊，这么大的国家谁都想到中南海去说说，那不乱套了吗？
一连几天过去了，他的上访毫无进展，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遇到一位老者，老者肯定是位退下来的老领导干部。他们谈得很投机，那位老同志对他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儿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反映轧死人的那件事，人命关天，而且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我保你能成功。”他先打听检察院。
检察院森严而神圣。
几经周折，快近傍晚了，他走到检察院的接待室，人家告诉他说：“我们下班了，你明天早晨来吧。”
他疲劳地急匆匆地找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他感到实在住不起，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他不知这次在京要住多长时间，人身在外，钱要省着花。他心急如焚，干脆又回到了北京站。
在绚丽的灯海下，他在路边坐了下来。无限的疲劳袭上他的心头，但他一点儿也不想睡觉——也没地方睡觉！
他把包垫在屁股底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钟坐到两点钟，再坐到三点钟……
凌晨的时候，人家来清扫了，他被一阵吆喝声惊醒了。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黄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人露着两只眼睛，对他大声喊着：“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清扫了。”
他只好在长安街上遛过来遛过去。
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刘建军又来到了检察院。
检察院的接待室已经开门了，他走了进去，并且拿出了县委书记的工作证。
检察院的同志严肃而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耐心听了他的申诉，然后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访站去吧，那里专门办这些事，你去以后找X处长和X副处长，我给他们扫个电话。”
刘建军离开时，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领导来信访轮流值班。他抓紧时间来到高检信访处，接待他的是一位保定籍的女同志，她说：“主任打了电话，X处长在等你，你绕过来到他办公室谈吧！”
刘建军把心里话又说了一遍，这位处长干脆利落地答复：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的问题，你反映的问题，我们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回来，我们要向他汇报。
刘建军千恩万谢，怀着一种无限感激的心情离开了那位处长。
刘建军出了门就在门口蹲着，因为他这一次可真不知道应该哪里去找了。
他想这下可难了，他不只是要告状，而且还要打破一种党内的常规，他哪有力量打破这种常规呢？除非国家开什么重要的会议集体来商量才能打破这种常规——那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了，他得回去了。
想到回去的可怕，他竟大声地自言自语地说：“不行！我不能走——死也要死在这里！”于是他决定通过新闻界帮忙。
四
新闻界的良心
在《人民日报》社，他见到一位两年多没见面的朋友，刘建军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忍不住老泪横流。那位编辑朋友对刘建军的到来非常吃惊，同时以异常的热情握住他的手说：“怎么回事？建军，怎么这么狼狈？”
刘建军说：“你知道，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平时所做的事情都是帮着人家找点方便，现在我连帮人的权利也没有了。”
于是刘建军就从头至尾如实说了起来，他说得很激动，滔滔不绝，晚风微微地吹着他的脸，把脸上的泪水吹干了。
他看了看脚下穿的登山运动鞋，伸了伸脚，对朋友说：“你看，我穿着一双新的真皮登山鞋，已经走了几千里，我觉得一点心劲都没有了。”
他的朋友说：“我可真走运啊。让我碰到你，你的官司难打！咱们把内参部的一个朋友请来，问问他能不能写个内参。”
这位编辑的朋友听完叙述，很爽快地说：“噢，是这么一个案子啊，这样吧，我看一看，然后给你发了，顺便给你转到中南海，我们不会骗你的。”
刘建军心里很感动，他支支吾吾地说：“按理我应该谢谢你了，现在办事没有钱不行，但是我现在只能口头谢谢你。”
那位说：“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