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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着的时候总是火气很大，没法相处，不断和卡米拉吵架。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要在休息室里搭一个游戏房。我已经连续干了好几天了，在花园里锯木头，敲敲打打。第三天，大约午夜时分，一个邻居穿着睡衣来了，大叫说这该死的声音吵得他睡不着觉。我已经答应了特莎周末就可以做好，而且决心要做完，就到休息室里继续锯木头。卡米拉这时醒了，走下楼来。看见昂贵的地毯上满是锯末，就大发脾气，逼我停下来。第二天早上她用吸尘器吸地毯的时候，又重新大吵了起来。吵得把孩子们吓坏了，跑到一个邻居家里呆了一整天，我们则继续吵架。
我从来没有打过卡米拉，但是为了使她不再尖叫，我总是打碎房子前面的玻璃窗。所有邻居都能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使她吃惊得闭上了嘴。这是保证能得到和平的良方，它发生得如此经常，当地的玻璃匠甚至创造出了一个省时间的办法。他们量好了每一扇窗子，编上号，这样我打电话时只要说：“今天是六号。”打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一周甚至要来四次。“啊，又是二号。这星期不错呀。”玻璃匠常常在电话上开玩笑道。
在暴风雨中也有奇怪的间歇，那是我们做爱时的平静的晚上。在这样的一次平静后九个月，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安东尼娜出世了。当卡米拉的身孕明显后，一切变得有了点人情味，甚至邻居有时也问我妻子怎样了。安东尼姐出生的那天，我带五岁的特莎到产院去看她的新妹妹，特莎激动极了。母女俩看上去极美，但是卡米拉的表情使我感到她甚至不愿让我抱婴儿。那天下午，两个女邻居在我家的车道上向我跑来，问道：“怎么样？”“是个小女儿。”我答道。她们转过脸互相看着，说：“我们明天得去看卡米拉。”然后也不向我道别就走了。我觉得自己像个医院来送信的门房，好像我和婴儿毫无关系，也无所归属。
可悲的是，这是事实。我透过兴奋剂的云雾来看世界，我确实无所归属。
安东尼娜出生的时候，随着我的毒瘤越来越大，我已是一只活药瓶了。我从来不和她在一起，也不再和特莎玩了。可怜的安东尼娘连她姐姐都不如，她姐姐至少还有短短的几年看见过一个吸毒成瘾的爸爸，可安东尼娘根本就没有爸爸。
没有哪个孩子该有一个这么坏、毒瘤这么大的爸爸。
安东尼娜出生后头几个星期，家里的情况稍好一点，但很快争吵又一如既往地开始了。读到约翰·列依和辛西娜要离婚的消息时，我心里想，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谣传就连甲壳虫乐队也要解散了。报纸上惟一正面的消息是杰姬·肯尼迪嫁给了奥纳西斯，但就连这似乎也显得快了一点。
我的父母开始每个星期日下午来我家，但多数时候我在楼上睡觉。有一天我醒来时听见楼下有叫喊声。我母亲建议卡米拉改信犹太教。我父亲对挂在我们厅里的耶稣十字架表示了不满。喧闹声不断，但是等到我的药丸起作用使我清醒过来、终于罐盼着走下楼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走了。卡米拉在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时，表示永远禁止他们来我家或看孩子们。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这太遗憾了，因为我父亲确实爱来看孩子们，也许他现在意识到他过去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孩子。为了他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是不像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对妻子的决定提出异议，我只是用了更多的兴奋剂，砸碎了一扇玻璃窗，离家而去。到这时我们的婚姻已是一场闹剧，家只是我睡觉和存放毒品的场所。
父亲在赌博中把钱输得精光。他还有房子，但这就是他仅有的一切了。我父母惟一的收入是出租旧店的微薄租金和我每周给他们的二十五英镑。我一直都骗他们，说钱是特里给我父亲的，为的是不让他开一个公司去和特里竞争。这是个谁也不会相信的荒唐故事，但是这使他免于需要向我表示感谢。我利用我古老的准则，我是在拿钱买我父母的爱。即使是瘾君子也希望他们的父母关爱他们。有一天我爸爸和我吵了起来，我在火头上，而且毒性大发，就尖叫着说：“那该死的钱是我给你们的。现在是那个抢提包的贼在供养你们两个乡巴佬呢。”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对他们是又爱又恨。
就在我对父亲发脾气后一个星期，我送父亲到了医院，当医生告诉我癌已在他全身扩散后，我几乎崩溃了。卡米拉听到他的病情时却无动于衷，仍拒不同意让他看看孩子们。“我爸快死了，你这个臭婆娘，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嚷道。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她坚决不肯和解。那天上午我坐在楼梯台阶上，为这个无法解决的局面伤心大哭。“滚蛋，你个婊子，”我喊道，“把你该死的妹妹全带走！”我爱过的这个女人如此冷酷漠然地对待我得了癌症的父亲，现在我连看她一眼都觉得受不了。我伤心至极，失去了理智，逼着卡米拉和孩子们当场搬到附近一家旅馆去住。我开车送她们去旅馆时歇斯底里地大叫：“该死的钱！从头到尾你们这些杂种要的就是我的钱！”在一阵大怒下我把几千英镑扔到了车窗外面。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行为，去找扔掉的钱，但是已经没有了。对于一些那天下午在托特里奇附近走过的人，那是个幸运日。
我开始蔑视金钱，终于认识到了它带给我的只有虚伪。
第二个独自在家的晚上，我正在看电视上尼克松庆祝他在美国大选中获胜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面前是两个带着毒品搜查证的警察。用不着有爱因斯坦的脑子就能知道是谁告的密。我顿时慌了，想着楼上还有几百瓶安非他明呢，法院决不会相信这些都是供我个人服用的！我会被指控为贩毒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警察只拿到了一个大瓶子的毒品，相信这就是我的全部所有。他们把我带到当地的警察局去，指控我拥有毒品，取保释放，等待下个星期出庭。
回到家里以后我冲上楼准备去拿掉所有别的毒品瓶子，生怕警察再度搜查。我打开放毒品的柜子，惊恐地发现里面只剩下了一瓶。我发疯般搜遍了所有藏放的地方，包括阁楼上，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必再害怕警察会找到更多的毒品了。已经没有了！
我整整吞掉了那么一大堆该死的药丸！整个一船货，足够十年的供应量，不到五年就光了。
现在真到了恐慌的地步了。我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不是被警察指控，不是老婆和孩子在旅馆里，也不是身患癌症即将死去的父亲。我的问题要大得多！我没有兴奋剂了！我得找到新的来源，可是到哪儿去我呢？一开始我找了六个私人医生给我开安非他明的方于，可是这比起我对毒品的可怕渴求来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我总是没有足够的毒品，绝望之下我撬开了当地的一家药店，这至少暂时提高了我的储存量。我得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于是开始制定我的终极计划——武装抢劫，但目的不是钱。我的想法是去武装抢劫一家制药公司。这回将是“安非他明大劫案”，一麻袋一麻袋的毒品装上军用卡车。对于像我这样的痛君子，这是个终极梦——弄到足够一生享用的药丸。储存着大批毒品所给予我的安全感就和别人看着自己的银行存单时的感觉一样。感谢上帝这次“安非他明大劫案”始终没有离开设计图板。
后一个星期我惊异地在巴尼特法院门外看见了父亲，在我为钱的事辱骂他以后，他还能这样对我，真是太好了。这次我是初犯，罚款了事。
独自一个人住在那所大房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抑郁。有一天玻璃匠给我来了个电话，想知道是否一切都好，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接到我的电话了。“我们都还行，”我说，“我妻子出去度假了。”“啊，怪不得呢。”他答道。那天下午，我完全失去理智地吸完毒接着就喝起酒来。酒精和毒品一向是双料毒药，这一点在那天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歇斯底里地狂笑着砸碎了房子前面的每一扇窗子。我拿起电话，对着玻璃匠狂呼道：“成啦！全家福！从第一到第十六号一块不拉！”几分钟后警察到了。“闯入者，该死的无赖们！他们都跑了。”我微笑着对警察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就离开了。一个小时以后，我还在哭着，玻璃店的老板亲自来给换玻璃，并且对我表示同情安慰。他是个工匠加治疗家。
几星期后我允许卡米拉和孩子们回家来了，但现在情况有了不同。我终于接受了她对我毫无感情这个事实，但是尽管如此，为了孩子们我仍想再努把力。我第一次开始表现得和正常人一样，并且减少了吸毒量，晚上也不再外出，尽力作出最好的表现。我甚至不用书房，我们把它变成了约瑟菲娜的卧室。我相信这会改善我们的婚姻关系，但是两个月后出现的情况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吵得更凶了，该死的玻璃匠简直就像住在我们家一样。卡米拉的妹妹向来站在她的一边，现在几乎不和我说话了。为了防止吵架，我开始在楼下长沙发上睡觉，但是多数晚上当叫喊声上升到如雷灌耳的程度时，我就去睡在停在当地停车场的美洲虎里。
就这样，家里的生活又继续了几周，直到在砸玻璃的间歇中特里又来了电话。他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的青春使他感到自己也年轻了。这一回他要我陪他到曼彻斯特去两个星期。“你要是陪我去我给你三百英镑。”他说。我想到这可以摆脱家庭战争，就同意了。除了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之外，他究竟为什么到那里去我并不知道，只知道特里想多见到比莉·怀特洛，一个正在曼彻斯特拍电影的女演员。他迷恋上了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以后，她在关于克雷兄弟生平的一部电影中扮演他们的母亲。在我眼中，特里这种痴迷的浪漫显得很可笑。他干这种事年纪实在太大了。我认为四十五岁的人不会再迷恋上什么人了。
第二天早晨，他开着他那辆蓝色的罗尔斯·罗伊斯来接我，把我介绍给一起去的约翰·布莱克。约翰是一个拳击大出资人手下的末流拳击手。我眼足了毒品，坐在后座上着迷般地听他们谈到那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贾维斯·阿斯塔尔、杰克·所罗门斯、米基·达夫等等。“现在是我们的大好时机。”特里吹嘘道。“和谁？和穆罕默德·阿里吗？”我笑问道。“不，和杰克·康特尔民”他骄傲地答道。那个时候，杰克·康特尔还是个无名之辈，在利物浦之外比赛，但是在短短几年中他将会成为世界轻重量级的冠军。“如果我们能够控制一个世界冠军，然后让他输掉一场，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从这儿到拉斯维加斯的每一个收赌注的经纪人打得个落花流水！”特里大声说道，他又进入了他每天的幻想世界。对这场谈话一无所知的杰克·康特尔最早是在特里的经济控制之下进入伦敦的。但一如既往，就在杰克成为世界冠军的前夕，在某些有势力人物的压力之下，特里放弃了一切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真正的阿尔·卡彭不同，亲爱的特里在这种F力下总是屈服的。
在曼彻斯特我们住进了皮卡迪利最好的旅馆，什么也不干，只要整天坐着所特里讲他的越来越长的狂想。不过也挺有意思的，不断打电话让服务员送来更多的东西。没有女人，只有酒和特里——当他没有出去追寻比莉·怀待清的时候。
正是在曼彻斯特两周的平静生活中我最终接受了多年以来就看到了的现实。使婚姻继续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了，怀着混杂着悲哀和解脱的心情，我决定结束它。回到伦敦，特里把我送到家门口时，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知道一切就要结束了。我终日在兴奋剂的影响下，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宠爱着我的孩子，仍然爱着卡米拉，可是现在我要从战场上鞠躬退出了。我没有地方可去，但仍决定第二天离开。我心情十分忧郁，为了保证我的最后一夜能平静地过去，我加大了安眠药的剂量。
第十二章 爸爸再见
第二天上午，我到特里的办公室去取陪他到曼彻斯特的钱，在那儿遇见了特尔玛，我们认识已经有些时候了。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但是她喜欢玩乐，我们偶尔晚上在俱乐部见面。特尔玛建议一起喝点什么。那天晚上她的同屋琼陪她一起来了，琼是个非常漂亮的模特儿，有一头长长的黑发。特尔玛给我们做了介绍，笑着说：“小心点这个人，琼，他是个疯子。”琼的温暖、友善的微笑立刻吸引住了我，当她们离开俱乐部时，我跟在后面到了她们贝克街的公寓里。我径直走进琼的卧室，坐下来和她聊天。过了一会儿她说：“你现在得回家去了，我早上有工作，需要在午夜前好好睡一觉。”“我现在就在家里，”我笑着说，“我要和你住在一起，我喜欢你！”那晚我还真住下了，以后的两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先是在贝克街，后来在哈罗兹公司后面庞特街上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后来再也没有回到托特里奇那所房子里去过，把所有的衣服都留在了那里。既然那儿已经没有储存的毒品了，为什么还要开车去到那条痛苦的街上呢？卡米拉本人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只要她每周收到支票，使她能继续在那座房子里生活，她就满足了。
我并不爱琼，但在女人方面我终于找到了宁静。
也许甚至连对卡米拉我感到的也不是爱，更像是对多年前我想象中她的形象的一种痴迷。
琼帮助我度过了离开卡米拉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痛苦的日子。她是一个很随和的女孩，随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问题也不问。我开始平静下来，吸毒量也逐渐减少了。
我们开始定期去看我的父母，他们很高兴。这对爸爸的健康很快恶化，每次去看他都越来越糟。多数周末我们也到在伦敦南部琼的父母家去。她那勤劳一生的父亲讨厌我，一个二十五岁、把白色新美洲虎汽车停在他门外的浮华子弟。‘“你是火车大劫案的劫匪之一吗？”他问道。“不是，我太小了，他们不要我。”我开玩笑道。“那么你那辆该死的汽车是哪儿来的？”他仍不放松。“从汽车库来的呀。”我回答。他气极了，问我：“你拿什么钱付的？”“拿英镑的钞票，前辈。”每一次去，我们的不太友好的谈话都是这样进行的。“至少他们有诚实的工作。”有一天我们看见电视上播放着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琼的父亲开玩笑地这样说。“对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是对人类来说这是巨大的一步。”尼尔·阿姆斯特朗从登月舱上下来时骄傲地说道。“下个星期我上去，这次太空船已经满了。”我答道，继续逗着琼的不知所措的父亲。
不久，琼和我搬进了哈罗兹公司后面的那套小公寓。我整天在骑士桥附近闭晃，尽管我仍在吸毒，却令人惊异地安定了下来。我重又开始和艾伦见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爱着我，并且又一次原谅了我。我们恢复了星期六晚上在他家的活动，就连他的过了一百岁的母亲也说我看起来好多了。现在我从来不向他要钱了，但偶尔艾伦还是给我昂贵的礼物。当我不和特里接触的时候，我把艾伦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生活就像这样继续了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老朋友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有笔买卖给我做，让我给法兰克福一个号码去电话。我打了电话，一个美国人让我飞到德国去谈一谈。第二天一早我搭机去了德国，在法兰克福市中心漂亮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一帮精明圆滑的家伙，他们让我参加进去。我不知道参加的是什么，但听起来很令人激动，在他们表示要给我大量金钱的情况下，我同意见周后开始干。
但是我先得回伦敦，把父亲送到医院去等死。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我送他进去。爱他也罢，恨他也罢，他毕竟是我爸爸，而我面临的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钱也帮不了忙。我不得不接受他即将死去的现实，过去吸毒能够掩盖我的痛苦，现在他患癌症所给予我的悲伤却穿透了这保护层。人类可以在月球上行走，却无法治愈癌症。
从法兰克福回来以后，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爸爸嗜赌如命，直到最后还每天在当地的赌赛马的经纪入那儿押点小赌注。当年和特里·萨瓦拉斯一起在“克岁克福兹”豪赌的光辉岁月早已成为了过去。他甘心拿最后几英镑去冒险，他的赌瘾和我的毒瘤一样毫无好转。他一生中每天要吸八十支烟，现在正在把最后的赌注输给肺癌。当癌细胞要致他死命的时候，他过去曾经肥胖的上身已经耗子了，腿肿得像树干。为了压下我看见他这副样子时的悲伤，我增加了安非他明的用量，到医院时快活亢奋得你会以为我们的彩票中了奖。每次看完他出来独自在汽车里时我总是忍不住大哭。有一天，我心里想，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