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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足了毒以后，整个事情突然变得像小说里那种紧张激动的间谍玩意。第二天早上，就像在活生生的詹姆土·邦德的电影里似的，我和布赖恩及其帮手坐在一起，我的同伙隔着两个位子坐在后面，拿着一只一模一样的公事皮包。着陆后，他的出租车跟在我们后面直到苏黎世市中心，我到几家银行把假钞换成了英镑，不久我的公事皮包就鼓鼓地装满了英国纸币。那天下午当我们离开最后一家银行时，我的小流氓居然奇迹般地仍跟在后面。
这时，布赖恩把我带到最高级的饭店之一，我相信他就是想在这里杀掉我。在繁忙的接待处我放下了公事皮包，朝这时正戴着一顶可怜巴巴的浅顶花呢帽和一副墨镜的同伙挤了挤眼。他拿起我的皮包，搭下一次航班回到了伦敦。
一切都像是场幼稚的玩笑，我兴奋地欣赏着这一出戏——就是说，在我们到达房间以前。布赖恩听我说完所干的事后并没有叫喊，他变得十分沉默，但他眼睛里的神情说明了一切。他喘着粗气，不理睬我，转向他恶狠狠的同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调换了皮包，调换了皮包。”我坐在那里看着他的鼻翼一动一动，等着最坏的事情发生。终于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微笑着说：“要是我也会这么干的。让我们回英国去，把钱分成四份。”他想只把我应得的部分中的一小点给我，骗我说钱的一半得给制作假钞的团伙。我们在瑞士不声不响地过了一晚，然后搭清早的航班回到了希思罗机场。在回程的飞机上，我感到非常得意，转向布赖恩说：“木，我的小个子朋友，分成两份。我们对半分。”早晨的安非他明劲头正大的时候，我感觉好极了，特别是在波音707的安全环境之中，我心里想：“现在我说了算。”是我身体里的安非他明在说了算。
抵达希思罗后，我傲慢地叫布赖恩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到我的公寓去拿他那份钱。为了自身的安全，我安排好让摩西和另外五个牙买加看管人员到我的公寓来给我以精神和体力上的支持。那天晚上我从小无赖徒弟那儿把钱取来，回到西摩街，在和小短腿斗最后一个回合之前好好睡上一个晚上的觉。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钟真正的麻烦开始了。西摩街的公寓很小，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卧室里挤着六个默默警戒着的大个子牙买加人。我已经吸足了毒，但当我走在过道里时，最后还是又吞下了一把药丸以增加勇气。我把门打开，准备着布赖恩拿枪比着我，但是站在我面前的是卡米拉。
她更漂亮了，具有难以抗拒的勉力。正像一袋海洛因对于一个吸毒的人那样。我很快把她领进客厅，关上了门，说：“在这里等一等，有个重要的客人要来。”在惊慌失措中我把两个门全锁上了，结果牙买加人和卡米拉都出不来了。顷刻间门铃又响了，这回是我的小布赖恩，样子挺和蔼，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狠毒。在我给他的钱数问题上我们吵了起来，他开始威胁我，于是我打开了卧室的门，放出了挥舞着刀子的牙买加人。布赖恩站在那里，毫不在乎，争吵着要更多的钱。我心里琢磨，要不要把卡米拉放出来试试？
古怪的是，这时候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卡米拉对这一切的反应。这时她已经在颐门了，在房间里大叫：“马上把门打开。”“你最好赶快走，”我对布赖恩说，一面冲锁着卡米拉的门点头，“你先把这钱拿去，我们再找一天谈这事。”他摇摇头，大叫道：“我简直没法相信这一切。”但奇怪的是，说完后他居然就走了。卡米拉的砸门声越来越响。我给了摩西一千英镑，把他和他的杀人不眨眼的凶手打发回诺丁希尔门。关上大门后我松了一口气，开了客厅的门，发现卡米拉非常生气。我们谈了一会儿，但我怕克拉拉会来，就带卡米拉到炊伯兰饭店去喝点饮料。按着我痛君子的本性，我邀请她下周和我一起到爱尔兰去。
几天以后，卡米拉和我在菲什加德上了渡船。我要去见一个有名的撬保险箱的贼，我姑且称他为奥格雷迪。我新近购得了一座楼房，打算从那里挖条地道通到附近的银行去。
到达栋拉雷后我们住进了埃尔芬饭店。我把卡米拉留在饭店里，没有立即进行和解的谈话，只身去到都柏林。
我想再访格雷舍姆饭店。这就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的同性恋珠宝贼朋友绅士乔治把我独自扔下的那家饭店。我站在奥康奈尔街上，呆呆地看着这巨大的旅馆，当思想从过去转到将来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非常害怕。脑子里开始出现了未来几年中在我身上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幻象。这种预感令人恐怖。
那晚我想要停止吸毒列车，赶快下车，但是却做不到。现在车速已经太快了。我已被毒瘤锁定在车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消失在车窗外面。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奥格雷迪，在他的游艇上度过了一天，为的是能私下里讨论些事情。卡米拉在顶层甲板上作日光浴，我们在下面船舱里谈话。我们坐在那里，阳光从舷窗照射进来，当时我已经能够看到将来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两个悲惨的罪犯：一个无法停止吸食兴奋剂，另一个不歇气地喝威士忌。总之，我们不是可靠的一对，但尽管如此我们讨论结束时，两个人对一切都晕乎乎地表示了同意。在开回岸边去时，快艇正在全速前进之际，烂醉的奥格雷迪在驾驶盘前失去了知觉。只差二十码就要迎头撞上港口护堤了，我扑到他身上，设法把小船调转了头。
回到旅馆后，卡米拉和我仍惊魂未定，决定多住上两天。就在那晚，我们同意再给我们俩的关系一次机会。这是愚蠢的，注定会失败。我知道这事肯定木会成功，就尽可能拖延搬回去的时间。浪漫的梦想比生活的现实要容易相处得多。
第二天早餐时，我们遇见了鲁浪特·克罗夫特一库克，他是个有名的写犯罪小说的作家。这真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刚看过一本他写的书（从门进来的狼）。我发现这个老人及他和有名的罪犯一起的经历非常有趣。我们一直聊到半夜，第二天鲁四特宣布说他想和我一起回伦敦去写我的故事。我晕乎乎地同意了。那天下午我和我那撬保险柜的窃贼朋友安排好几个月后再见，告了别，就和卡米拉及鲁用特上了渡船。
回到英格兰后，卡米拉坐出租车回家，我把鲁拍特带到我的公寓，公司里的两个高级职员正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他们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巴克利银行宣布结束我们公司的账户。这事很奇怪，因为我们在银行一直有结存，而银行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结束盈利的账户的。也许他们听到了我和犯罪界有联系的风声，怀疑我在洗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时公司已经有了未来十二个月的长期定单，从中可以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将使我成为一个合法的百万富翁。我那份在兴奋剂作用下制订的、长达七百三十页的总计划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我严重的毒瘤也已经变成了现实。我可怕的吸毒已是止不住的了。
鲁用特和我一起呆了几天。但是我实在太忙，不得不取消给他讲述我生平故事的计划。“等我把一生过完了再来吧。”我驱车送他到希思罗机场搭飞机回都柏林时笑着说道。
第十七章 三个亢奋迷糊的强盗
一个月后我去机场接奥格雷迪。他看上去身体非常糟糕。我认识此人已经好几年了，就在我这个神志迷糊的人的眼里，他精神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浑身颤抖，通过海关后他直接去了酒吧，喝了几大林苏格兰威士忌后才平稳了下来。在开车到伦敦的路上上又让我停车去买了两瓶威士忌。我们将要进行的抢劫是由两个严重病态的人策划的，但最酒准毒瘾使我们盲目地全力以赴。在观察过两处地方后我开车把他送到旅馆，让他能够睡上一点觉。
我却没有休息的可能。我病态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出格。我计划在打劫银行时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用一辆破婴儿车把劫得的钱财推走，理由是警察决不会把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和抢劫案联系起来。这已经不是正常的犯罪而更像疯人院里的疯子所为。我完全被这个念头迷住了，我穿上了破衣烂衫，戴上头发缠结在一起的发套，在银行附近的艾奇韦尔路转悠，以考验一下我的伪装。我走过一个邻居的身边，向他乞讨还真行了，他没有认出我来。我穿着破衣服，和在地下挖地道的同伙用无线电话交谈，我该去的是疯人院，而不是抢银行。就像在现代版的劳莱和哈代电影中那样，组成我们这快乐的三人小组的第三个强盗从早到晚不停地吸大麻。
我盗窃的目的不是钱。对我来说，盗窃是对生活本身的疯狂嘲弄，童年反叛的继续。这时我已经完全浸沉在流浪汉的角色中，决定在打劫银行的前一天和帕丁顿车站后面的酒鬼们在露天过夜。我的计划是确认一个出了事可以躲藏的安全地方。我很容易地就进入了当地的流浪汉社会，经受了过去从来没有经受过的强烈感受。当然，他们主要欢迎的是我带给他们的新的、大量的照酒，但是，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有人真正需要我。在长久的孤独之后我在脱离社会的人群中找到了平静。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因为宗教信仰或所读的学校不同而与人格格不久，谁都可以加入到这一群人之中。他们没有担忧，没有责任，没有人使他们烦恼，没有人爱或恨他们。对于他们来说，除了不小心把酒洒了之外，不会出任何毛病。我第一次尝到了‘“烈酒”，即用甲醇变性的酒精。也许正是在帕丁顿车站后面和酒鬼们共度的那个晚上，我预订了进入这个感情上安全的、被忘却了的世界的车票。
一切必须的设备在第二天都已运到了我们的地下室里，往银行的保险库挖地道的漫长过程开始了。在进行响动大的工程时，我伪装成流浪汉坐在银行外面，当有警察经过时，我用无线电话通知下面的同伙停止用钻。起初一切似乎顺利，但是挖地道用的时间比我们估计的长得多，奥格雷迪的酒也越喝越凶。短波中不断传来他的口信：“急需更多饮用品。”我穿着破旧的衣服去买两瓶苏格兰威士忌，每次都拿着一叠钞票付钱，一定是个奇怪的景象。我推着婴儿车走来走去，把购物纸袋里的威士忌放在地下室的门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星期日傍晚，我感到恼火起来，决定把婴儿车停放在一边，去检查一下下面到底在干些什么。我发现自己最坏的估计变成了现实。那个爱尔兰播保险柜的贼醉成一摊泥，一部分地道也塌了下来。“真他妈一团糟。”我嚷道。‘动着急，“小组里的第三个成员说，”你又存多了兴奋剂了！银行到星期二才开门呢，我们有时间。来，抽一支大麻香烟吧。“
看，我们这三个可怜的无赖是“毒品、酒精、大麻之结合”，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恶瘤之中，全部到了生涯的尽头。即使在抢劫银行之时都不能停止喝酒、吸大麻或一把把地往嘴里送安非他明。现在我们正在准备吸鸦片休息。
大麻香烟和安非他明及其他兴奋药品的结合使用，使我身上产生了毒品大地震的感觉，昏昏然到了都没法从地上爬起来的地步。培也开始摇晃起来。我的同谋上着镜铐。我在幻觉之中，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切似乎都真正在发生着。我躺在地上，听见从半完成的地道里传来狗叫声，随着声音越来越响，十几只戴着警察帽的大狗蹿了出来。我一点也动弹不得。看到后面跟着一只戴着法官的假发套的更大的狗。他凶恶地叫道：“你去坐车吧，小伙子！我们在你的床底下发现了这只提包！”突然，千百只鸟从地道里飞了出来，嘴里全部叼着提包。我拼命想从这恐怖之旅中逃出来，便滚进了地道，在吸食鸦片后的源俄中看见穿着警察制服的巨型蛆蚓朝我走来。我跌跌撞撞来到大街上，我的幻觉仍在继续，我发现在街上一切也全变了！
汽车变成了里面坐着警察的大罢此车，追赶着我。我精神要崩溃了。我仍旧推着我那宝贵的婴儿车拼命逃走，听见从车里传出了尖叫声。对讲机还开着呢。“带湾回来，你这个卑鄙东西。”奥格雷迪的声音从远远的地方响起，我极力想把它关上，但是糊涂得关不上机。绝望中我跑进了一家加油站，从惊愕的服务员那里买了一桶汽油。就好像是粘在了罢此车上似的，我继续在伦敦繁忙的大街上奔跑，最后停在切尔西桥上。我在那里把婴儿车浸泡在汽油里，放了一把火。当我把燃烧着的婴儿车推落到河里去时，随着婴儿车下沉，我仍能听见，“回来你这个卑鄙东西！咕喀，咕哈……”
幻觉继续了几个小时后我在维多利亚车站失去了知觉。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奥格雷迪，但是许多年以后在伯明翰的温斯顿·格林监狱里我遇见了抽鸦片的那位。我们稍稍清醒了一点，一起绕着活动场走，对那个迷迷糊糊的周末觉得很可笑。“那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兴奋剂吸食得太多了。”他说。那时？我心里想，倒不如说现在仍是如此。
第十八章 偏执妄想狂
我醒来时特别难受，发现自己躺在维多利亚车站的月台上，身上仍旧穿着破烂衣服。用了不少安非他明我才清醒到能够回到自己的公寓去。
在以后的数周里我变得越来越糊涂。持续滥用安非他明的危害暴露了出来，我精神错乱了，开始认为全世界都和我过不去。严重的受迫害感越来越强烈，直至我想象着所有的人都想骗我，哪怕在某天是星期几这种小事上。一天早晨九点半，我等在银行门外，对一个过路人大喊：“他们为什么他妈的不开门？”“今天是星期日，老兄。”‘他答道。我不信他的话，气呼呼地买了好几张报纸查看。没错，都是星期目的报纸，可是我还是不信，怀疑卖报纸的人和他勾结一气，于是开始间街上的陌生人。听到他们都说是星期日，我更糊涂了，愈加感到痛苦。我回家去时心里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大骗局。
我老觉得，不是警察要抓我，就是坏人要开枪打死我，于是我继续执行从地球表面消失踪迹的计划。我的表现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纳粹战犯。首先我把十辆二手车停放在伦敦各处，里面藏好衣服、毒品和现金。在一个小红本子上我用暗码记下了这些车辆停放之处。在逃离的第一步实现后，我决定把大部分钱藏在尽量多的地方，琢磨着这样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找到我所有的钱。在这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我订购了一百只防火的箱子，差不多塞满了我西摩街公寓里的两间屋子。好几天的工夫我把钱从原来的藏放地拿出来，把巨额财富带回到我在大理石拱形牌楼处的“柏林地下防弹室‘法。
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我在每个箱子里放了一千英镑面额为十英镑的钞票和战时生存所必需的医药用品。每个箱子里还有三种不同成分的兴奋剂各五十粒，及五支卷好了的大麻香烟。锁好每只箱子，编好号，最后我落下了庞大的一串钥匙。当战争在我紧锁的门外和遮黑了的窗外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时，我用了一个多星期才完成了这一庞大的任务。在我昼夜忙碌的时候，惟一缺少的就是防空警报的尖啸声。
和一个神经完全错乱的疯子一样，我开始把这些箱子成在伦敦各处的房子里。这件事用了好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的神智进一步崩溃。为了藏放这些装了钱的箱子，我租房子，住到朋友或任何让我去住的人的家里，只要能够进入阁楼或闲置的地下室就行。在我吸毒后晕晕乎乎的脑子里，我想的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我总可以有办法把钱弄回来。就在我今天写这本书的时候，在伦敦肯定还有许多房子的阁楼上藏着钱和毒品。
我把头发染成各种不同的颜色，用假名在银行里开了十几个新账户以藏匿更多的钱。我已接近永久性精神错乱，比起我来，在地下防弹室里的希特勒一定感到很安全。当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以后，我把自己锁在了公寓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一连几天我独自坐在位于四楼的黑黑的“柏林地下防弹室”里，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小短腿来的，他威胁说，要是我不给他更多的钱，他就要把我的老婆。孩子、克拉拉和艾伦都杀掉。我害怕他们出危险，把一半的牙买加大汉安排在汉密尔顿台地克拉拉家、格洛斯特路艾伦的公寓和布莱克希斯卡米拉家外面进行二十四小时守卫。整夜的时间，在吸足了专以后我驱车经过他们的房子，检查坐满了黑人守卫的汽车。我脑子里一片糊涂，只有吸食更多的毒品，如果还有可能再增加的话。
由于担心孩子们的安全，第二天的上午我决定把她们迅速而秘密地搬出伦敦。两周后我在梅登黑德附近的布雷买下了一所六个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