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挥惺裁瓷缁崛禾迥芄挥胫醒朊教骞ぷ魅嗽钡奈镏世婧蜕缁岬匚绘敲馈Ｒ桓鲆幻琢恪⑷涣ⅰ⒗醋猿嗥杜┟窦彝サ闹赌行裕褂惺裁纯刹宦愕哪兀亢煤酶砂桑�
这个感觉，推迟和冲淡了他必将面临的人生危机感。
突然发生的人生危机
90年代开始的那几年里，钟图洛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得过好多新闻和媒体的奖项，赢得了很多读者和同行的尊敬。因为他的成功，领导一路提拔他，没过几年，三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是单位里的处级干部。在他的同事中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不幸的是，就在他埋头奋斗的这么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型。社会的就业观念、成功观念、当官意识和各种与人生深刻关联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圳居然传出来一种社会笑话：宝贝儿，别哭啦，再哭长大了让你做局长！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就在钟图洛拼命沿着体制内的阶梯往上爬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也不愿看到，社会价值的造山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他的身边。他以为他攀登的是人生惟一的珠峰，而中国人早就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生的大路，千千万万条。官本位制度所造成的价值取向，正在迅速裂变。
他的人生危机，是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个时候，他刚刚被提拔成为正处级，还沉浸于来之不易的成就感中，没想到，一系列的事情彻底打碎了他的梦幻，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的痛苦，首先来自于他太太的痛苦。太太是他研究生时期的同班同学。婚后不久就替钟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了，太太的产后忧郁症也随之而来。太太产后忧郁症的特点是：成天闹着要出国，今天说这个去美国留学了，明天说那个去马达加斯加学马语了，后天又说他们同班的某某同学现在炒股赚了大钱，大后天呢，不让他上床不用说，还用另外一个做房地产发了大财的熟人来“激励”他，其实只是让他恶心恶心，以消灭他的性欲。太太的抱怨，使得钟图洛感到太太对他产生了信仰危机和婚姻危机：嫁给你是个历史性错误。嫁给你简直还不如嫁给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呢！
夫妻生活陷入了低潮。但是高智商的钟图洛迅速意识到了某种危险。这个危险感来自于他对自己同学们的一个横向比较。读研期间的许多同学，毕业后并没有像他这样执意要进入传统的官方单位，而是去了外企、私企，甚至还有干个体的。几年下来，他们都在各自非传统的岗位上，做出了令人羡慕的成绩。其中有个家伙，毕业后什么“正经”工作都不做，一个硕士，居然摆了一个小书摊，曾经成为大家鄙视嘲弄的对象。但他胸怀大志气，心有宏图，一边练摊，一边编书，最后做儿童图书发了大财。当年被他们夫妻俩在作爱时取乐嘲笑的对象，现在却成了他太太不和他作爱的原因。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的历史定位的一个时期。邓小平面对“苏东波”在为中国的未来思考新的方向；徐小平在孤独的加拿大为自己的前途决定何去何从；俞敏洪放弃北大教师职位开始在中关村开启“新东方”的黎明……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商业和市场的舞台，知识和才能取代关系与后门，赋予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知识分子们巨大金钱和荣誉的时代，已经光荣来临！
追着这个时代巨轮前进、踏着这个时代节奏的人，很多都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成为了90年代的一个时代标志。而所谓的“失败者”们也没有时间哭泣，他们洗去了眼中被父母指着鼻子戳出来的眼泪，擦干了脸上被老婆叉着手指抓出来的血迹，在无穷无尽的机会面前，再次扬帆远行，继续追求成功的梦想和金钱的渴望。
假如社会不产生说不清是私营国营还是三资企业的联想少帅杨元庆；假如没有留学归来成为科学富翁和政治红人的陈章良；假如没有离开北大创立新东方的俞敏洪；假如没有以技术和概念获得亿万财富的王志东、张朝阳；假如没有钟图洛那些当年被人瞧不起但现在成为千万富翁百万富翁的同学们；假如没有她太太认识的那些一天消费超过她一年储蓄的新型富人们，钟图洛先生是不会在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追求的人生价值和梦想的时刻，突然感到巨大失落的。
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事实，国民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每个男人女人口袋里叮当作响也是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大踏步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北京、上海、广东据说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很多人已经获得和拥有了发达国家同等阶层可比的经济地位。金钱和物质的迅速累积，终于由量变到质变，动摇了上层建筑最深刻的稳固因素之一：官本位制度和这个制度庇护下的曾经是一代青年梦寐以求的职位待遇，以及这种待遇所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成就感。
原来，不做官，不吃皇粮，也还有更好的利益所在，也还有并不低下的工作可做。这么说，自己的这个处长，在北京人眼中，居然还真的不如中学教师在乡下人眼中的供销社营业员呢！想想那些乡下人，更加尊重营业员好像也没有错！人民的眼睛是亮的嘛。
知道自己潜在价值、不断追求成功的钟图洛怎么能不崩溃？
“他妈的我一个大学同学，从单位辞职来北京，做了一个小报记者，后来学了点外语，现在居然在一个外企做公关宣传部长，每月收入两万五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钟图洛说话的时候，愤怒而无奈，可恨而可爱。我看到的，是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挫败感。
问题是，“他妈的”小报记者能够做到大型外企的年薪三十万的公关经理，那么，“他妈的”中央大型媒体的处级主任记者，为什么不能拥有一份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金钱从来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套保持自己心理平衡的其他标准。问题是，钟图洛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其他标准”？假如有，“其他标准”为什么不能保持钟图洛先生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自信？其他标准是什么？
中国，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从中央到地方，全体人民都在找。人们都意识到旧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物质追求。而要满足这些追求，仅仅靠金钱也还是不够的。新的价值观在哪里？
邓小平在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啊摸啊，摸到南巡讲话的时候，终于摸着了他的价值魔戒——“发展是硬道理”。
钟图洛只不过是这个寻摸大军里执着而迟钝的一员。他的触角伸到了我这里。他要我给他指出一个发展方向。
钟图洛人生真正的麻烦在于，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接受了新的价值，他在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之后（处级的主任记者）突然发现还有更好的目标！而这个更好的目标，是游离于官本位制度之外的各种新兴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外企，还是私企，无论是那些用股票、期权、年薪和奖金切实承认劳动者价值的新型国企，还是那些出国定居留学然后又纷纷回归的“海龟”“袋鼠”，钟图洛发现，在那里，人们真正的把握了自己的命运，人人在那里追求着真正的价值。原来那些经过半生努力才实现的“处级待遇”，在新的机会面前，真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报考研究生，从做出决定到考上然后读完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从一个单位的最底层开始奋斗干到钟图洛今天这个水平，至少又需要四五年。钟图洛在这个梦境里，已经活了至少十年。当他开始追求这个梦境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快三十的人”，而今日的他，已经是一个“接近四十岁”的人。岁月飞快流逝，价值观急剧变化。而一成不变的，是钟图洛十几年前为自己确立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
钟图洛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的时候，已经略微晚矣：当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和巨变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来自于中国人民心中追求的价值观念。他不可能想到，他的追求，其实在自己作出决定并为之奋发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或者至少，这个追求之外，其实已经有了许多崭新崭新的价值取向。中产阶级和富有阶级在每天每日地诞生，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在成千上万地涌现。当整个民族在兴奋若狂地苏醒在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春天的时候，钟图洛却在清醒而自信地冬眠。今年科长，明年处长，后年负增长。
当他从机关里苏醒过来，佩带着处长的绶带走到如火如荼的中国经济社会中的时候，他发现他手中的这个金牌，在市场上的价值甚至都不如一个铜牌。它再也不是令人羡慕向往的惟一标志了。而这时的他，已经是一个直奔四十的中年男人了。
他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
不适应则失落的无情现实
没有不能改善的人生，没有不能走出的困境。这是我在新东方天天告诉我的学生们的一句话。
钟图洛的人生应该怎么改进，钟图洛的困境应该如何走出？
因为钟图洛已经和我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了。作为朋友，我给他出主意的时候，就非常赤裸裸。“我的爱，赤裸裸。”
于是我说：
“我个人并不鼓励你出国。你的英语不好出不了国，出国也是受折磨。人人都说留学好，就是英语学不了。我觉得出国留学对你不适合。如果你一定要出去，托福考不到600以上，别来烦我。
“虽然作为体制中的人，你感到并不满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中央媒体的主任记者，社会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如果出国，你能做什么？从扫地做起？别操蛋了。我在美国是扫过地的，并不浪漫。把一生积累的尊严放在扫帚和垃圾桶里，已经不是21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没有必要了。
“你的出路，我看最好是立足于本土，充分发挥和兑现你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关系。你的这个经验和才能，只要放在合适的平台上，拥有百万美金的价值。
“其实作为一个资深记者，要改变职业其实相当容易。市场经济最需要的就是‘市场’——Marketing。Marketing，就是把经济信息传送给每一个潜在的市场客户。而你的这个媒体经验，正好就是市场最最需要、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的金库。
“中国制造业世界一流，成了世界工厂。但是中国人读的畅销书、买的高档杂志、看的DVD、听的CD是从哪里来的？大部分是港台和国外创造的。中国的文化产品非常落后。从事文化制作传播，也是你成为千万富翁的绝对优势之一。”
“祝贺你！”
我见他兴奋起来，就趁火打劫地问他：“你能去找你那个‘他妈的’在外企做公关经理的同学，求他在他手下做一个媒体或市场助理吗？”
“不能。”
“你愿到那些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市场调查公司、影视制作公司、出版公司、网络媒体公司以及任何一切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卸下处长之尊，去向他们申请一份工作，‘不管报酬多低我都干吗’？”
“不能。”
“你敢辞去单位的工作、放弃处长职位吗？”
“不敢。”
“你知道如何开一家自己的公司，你会自己创业吗？”
“不知道，不会。”
机会面前，钟图洛其实未必能够把握。多年来养成的官僚习性，是他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背着这个十字架，他很难在新的人生舞台上长袖善舞，而必然在走向新生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他不会舍得放弃也不应该随意放弃他那来之不易的位置。但是不放弃，他就很难进入人才市场，勇敢地去兜售自己的肌肉、展览自己的皮肤、显示自己的力量、叫卖自己的价值。市场上，人才就像建材，需要购买者挑选、试用、遗弃、保留。钟图洛能否经受得住这种无情的甚至是羞耻的被选择程序？——这个程序，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时代重新赋予知识分子和各级人才真正个人价值和尊严的途径，也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惟一畅通的人生大路——然而，这却是钟图洛他们所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
在计划经济中度过半生、获得一切的钟图洛，如何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新的思维、新的语境和新的工作方式？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人们根据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迅速让自己适应市场而不是让市场适应自己。鱼在岸上必死无疑，鸡在水里肯定也无法存活。钟图洛是否能够羽化登仙、脱胎换骨，在中国大地上做一个左右逢源的两栖动物？
肯定不能。因为，新的价值体系给你带来的虽然是新的价值。但是，要获得这个巨大的价值，人人都必须经历巨大的挑战和改变。并非所有人都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和取胜压力的。
钟图洛的痛苦，与其说是不满足于现状的痛苦，不如说是潜意识里发现自己无法适应现实的痛苦。作为一个处长和主任记者本身不是痛苦。痛苦的是这个处长和主任记者实际上并不具备挑战外部世界的能力。一旦改革的春风吹进这个中央媒体的深宅大院，钟图洛就会发现，自己在三十多岁最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如果不迅速更新和充实自己的话，非常有可能——其实已经正在成为时代淘汰的对象！换言之，他真正的危机感是，意识到即使不离开体制，如果照这样子下去，在体制内的好日子其实也不多了！我想，这个痛苦，才是钟图洛他们真正的痛苦与真正的危机！
我说：“中国的机会非常多，非常多。但你必须重新改造自己。这个改造表面是要学习和掌握西方市场意识、管理意识和提高英语能力，内里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做一个现代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一代新人崛起的时候，许多人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只不过你我既然相识，我就不能让你淘汰，我就不能让你沉没。我本人，是从四十岁改行，从一个失败的音乐人，变成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你比我年轻，我想你一定能够和我们一起，把握机会，中途崛起，人生从四十开始嘛……”
我还想继续给他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蓦然回首，钟图洛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最宏大的留学诗篇
从那以后，钟图洛就没有和我再联系过。我想我可能动摇了他的一些基本信念，也就触及了他的尊严。可能他不愿意理我了吧。不理就不理。你中央大报又怎么样？难道没有你新东方就不能见报吗！妈妈的。我很委屈。
一年之后，2001年12月，钟图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又是要约我见面。
原来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推出一个项目，为中国政府官员联合培养MPA，在清华读一年，然后到哈佛读一段时间，获得哈佛的MPA学位。钟图洛非常想得到这个机会，来找我寻求如何申请和竞争的主意。
我心里非常高兴。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改造和提升它的官员队伍。我知道，各个省市政府，都有把自己的中层干部送出国学习的计划。我见过许多三十左右的处级领导，他们拥有政府工作丰富的经验，想大大施展一番自己的才能，经过脱产一年左右的出国、或者不出国的专业学习之后，成为一个能够领导一个群体、一个部门，创造一番事业的开拓型和未来型人才。留学，或不留学，只要保持不断学习，个人素质就能得到提升，思想观念就会发生更新。人才，就不会被时代淘汰！
国家和政府开始让它的干部队伍有系统有计划地出国留学，有计划地让它的人才队伍更新知识和观念，这是最宏大的留学诗篇。
钟图洛到底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一举进入清华和哈佛，我已经不是特别担心。一方面我相信他能；一方面我看到，只要钟图洛这样的中年精英、中层干部、中产阶级，有了知不足而后学的动力，有了对于现代价值奋起直追的激情，有了更换自身意识和观念的强烈渴望，有了代表未来的人生目标，不仅钟图洛他们的人生必将有幸福的升华，事实上，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也就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好消息！
◎俞敏洪点评
人们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过去十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大了，人们的生存状态随之发生变化，并产生了差别。钟图洛代表了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的年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感受到周围的变化和自己与别人的差距，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在变与不变之间的选择举步维艰。
三十岁以前的人背负的历史不多，痛苦也不多，改变自己比较容易。而一个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人再遇到痛苦就显得很沉重，从很多失败中获得成功的人对于已经拥有的成功非常珍惜。这就构成了人才发展的一个两难局面：一方面以往的成功来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