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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粉世家-第1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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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加《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
  《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长,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划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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