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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7页）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论主观》的批评，虽然大多对反教条主义问题重视不够，有的批评文章还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但是总的看来，对《论主观》中错误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在分析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时，基本上符合辩证唯物论观点，对被批评者也有帮助。五十年代初，舒芜曾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见《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一文，对《论主观》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作家和人民的关系，因此，讨论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必然涉及作家同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创作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必须同人民相结合，这个问题争论双方似乎没有大的分歧，但具体论述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时，就表现出意见很不相同。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然而，对于文艺创造（至少是对于文艺创造），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底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不能理解具体的被压迫者或被牺牲者底精神状态，又怎样能够揭发封建主义底残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门的战法？不能理解具体的觉醒者或战斗者底心理过程，又怎样能够表现人民底丰沛的潜在力量和坚强的英雄主义？”（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文章中的语言是令人费解的，除了“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外，还有“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等。这许多“过程”，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但基本观点是说明作家要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精神状态，在“体现”、“摄取”人民生活的过程中，要有“克服对象”的“批判”和“搏斗”的能力，既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又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斗争”。胡风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人民群众的估计有关的。胡风认为，人民‘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种看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和较多的批评。
在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问题上，何其芳认为：“我们要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了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反省，我们才可能虚心地到人民大众中去学习。”（注：《关于现实主义》）又说：“在客观条件方面努力争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政治环境，即是说，应该加强民主斗争，在主观努力方面，则作家们应该下大决心，立大志愿，尽最大可能扩大生活，加强实践，从思想与行动上，改造自己，以至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最灵敏的脉搏与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注：《关于‘客观主义’的讨论》，《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15日）荃麟认为“胡风所谓的自我斗争，是作家和人民一种对等地迎合和抵抗的斗争，……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而在我们，这个思想改造，正是一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有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长期的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中去’，小资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的投降’，它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一个阶级的斗争。”（注：《论主观问题》）这些论述都强调作家深入人民，虚心向人民学习，强调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乔木（乔冠华）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既批评了他自己以于潮笔名发表的《方生未死之间》、《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中提出的“到处有生活”的观点，也批评了胡风的《逆流的日子》文集中有关作家和人民关系问题的观点。文章认为不应强调作家的主观意志，而应强调作家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客观事实，“当时的作家，一般地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上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这种强调主观生活态度的论调，在实际上不过是取消了作家和人民结合的基本命题，使作家们各自在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天地里，自以为已经深入了人民而已。”（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文章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应深入劳动人民，改造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对“到处有生活”、“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事件或最停滞的生活里面，被这个斗争要求所照明，也能够看出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则缺乏具体分析，至于认为“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更有些简单化。文章对小资产阶级作家进步性方面估计很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心永远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的情”（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5页），这也不符合“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实际，因而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讨论作家同人民的关系问题中，对胡风关于“精神奴役底创伤”的提法，不少作者都有所批评，但批评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乔木（乔冠华）认为：“不承认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身上有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在本质上，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善良的、优美的、坚强的、健康的。健康的是他们的主体；他们的缺点，不论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只是缺点，……。把人民善良、美德、坚强和康健的主体置之不顾，而却去强调那些他们自己不能负责的缺点——这可能在实际上产生什么效果呢？事实上是拒绝乃至反对和人民结合。”（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87页）冯雪峰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人民就是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灰色的一面；有要求解放的战斗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着的一面。倘若没有坚强的主观，可不是也会跟着落后的人民走么？没有坚强的主观或正确的思想武装，又怎样能给落后的人民以强有力的正确的批判呢？……但是这样的思想和批判力是怎样来的呢？……产生和保证我们的批判力及正确的批判的，正是人民的历史现实斗争及思想斗争。高明的先见或批判，不能在人民历史斗争之外产生，而是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时时在新的现实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改正和发展的结果。”（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113页）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以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为例，进一步论述了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可看出，提出“精神奴役底创伤”这个问题是从推动人民从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解放出来这个要求出发的，也是为了真实地塑造封建主义重压下的人民的形象，以激起人们“不应该这样活的强烈的愿望”，“把人推向着明天前进”。这种出发点是积极的，同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也是符合的。但是，胡风过分夸大了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把作家感受这种“创伤”看作是同人民结合的过程和创作实践的过程，甚至强调了人民身上的痉挛性、疯狂性。这种观点却有消极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思想还不成熟、生活实践又不足的青年作者容易产生不良的影响。胡绳在《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中以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为例，肯定了小说的成功之处和作者的才力，也指出了作品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写是不成功，“其主观意图虽然是要探索人民群众中的精神活动，但实际上，他所着重地加以表现的只是人民群众的这样和那样的弱点”（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285页）。这种评论是符合实际的。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路翎完全按胡风的理论写作，但从路翎一些作品实际，也可检验胡风关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说法，确有消极作用的一面。
这一次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展开的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的讨论（包括对《论主观》的批评），反映了进步文艺界的许多人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较之过去几个时期深入了一步，对作家的主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上更明确，对作家同人民结合问题理论上思想上更加重视。但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这次讨论认识上没有取得一致。客观上，讨论是在反动统治下的特殊环境里进行的，联系实际有所避讳，有些文章不免流于空泛；而且这次讨论本来是因抗战中后期进步文艺运动中的问题引起的，革命现实的急速发展，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使这些理论问题远远落在实际的后面。在主观上，论争的部分文章带有程度不同的教条主义、洋八股或党八股的缺点，相互交锋中具体分析和针对性不够强，有时用了嘲笑、挖苦的语言，特别是胡风的个人自大狂较为浓厚，甚至谩骂对方是“剥削阶级所留下的一料精虫”。反过来，后来却把胡风等人在这次讨论中发表的文章，一律当作反动的文艺思想加以批判，从根本上混淆了思想、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不少文艺工作者误把提倡现实主义的道路视为畏途，影响了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第三节：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评
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短兵相接的阶级搏斗正在激烈进行，我人民解放军在大量消灭进犯解放区的蒋介石军队后很快转入全面反攻，人民的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在望。在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面前，一部分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却因怀抱着旧式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对国家前途和个人未来产生了种种疑虑，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当时《大公报》、《观察》、《益世报》、《文学杂志》、《周论》上发表的储安平、萧乾、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一些政论、杂文、散文，便代表了这样一种社会思潮。这些人原先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长期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有的过去为人民做过有益的事，写过较好的作品；有的最初同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时已逐渐有所疏远；但当时在政治上鼓吹“中间路线”，在文艺上宣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则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他们受美国所谓鼓励“第三种力量”这一政策的影响，以超脱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立”姿态出现，在不满国民党、批评国民党的同时，对国内外政治问题、文化问题也发表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批评他们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在幻想。……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422—1423页）他们的这些言行，实质上有利于反动势力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因而受到革命文化阵营的批评。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以为国共是两个极端，他们要走“第三条道路”。储安平说：“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注：《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第2期，1947第3月8日）“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公报》的社评也说：“所谓‘中间路线’绝对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他们以“绝大多数人”的代表自命，以比国共两党都高明自居，实际是散布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怀有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鼓吹“第三条道路”，而且还在文艺上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他们宣扬文艺脱离阶级、脱离政治的“独立”性，提倡“创作自由”，鼓吹人性论、艺术至上主义以及唯心主义的美学观。萧乾说：“一个有思想，站得住的作家，绝不宜受党派风气的左右，而能根据社会与艺术的良知，勇敢而不畏艰苦的创作。文学家与其他人类同样有一颗心，对于不平一定要鸣，对于黑暗自然要攻击；但文学家之所以异于其他以笔黑为职业的人，正因为他的笔是重情感，富想象，比较具有永久性的。”（注：《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上海《大公报》，1947年5月5日）朱光潜说：“我反对拿文艺做宣传的工具或是逢迎谄媚的工具。文艺自有它的表现人生和怡情养性的功用，丢掉这自家园地而替哲学、宗教或政治做喇叭或应声虫，是无异于丢掉主子不做而甘心做奴隶。”朱光潜认为，“文学上只有好坏之别，没有什么新旧左右之别”，文学的功用就在于树立“健康底纯正底”风气（注：《复刊卷头语》，《文学杂志》第2卷第1期，1947年6月1日）。朱光潜还宣扬“观照”是文艺的“灵魂”，说什么“文艺所凭借底心理活动是直觉或想象而不是思考和意志”（注：《自由主义与文艺》，《周论》第2卷第4期，1948年8月6日）。他们的这些似是而非的文艺观点，虽然不过是三十年代“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的旧调重弹，但当他们一旦把文艺的自由与政治路线上的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时，仍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与此同时，在他们所主编的文艺刊物上，还发表了不少模糊阶级界限、削弱人民斗志、散布对帝国主义幻想的消极不好的作品。
为了分清是非，教育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消除人们对敌人和“中间路线”的幻想，进步文化界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艺观点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和斗争。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群众》、《华商报》副刊，在上海的《文汇报》、《新文化》、《文萃》等报刊上，郭沫若、胡绳、邵荃麟、冯乃超、林默涵、叶以群、杜埃等人，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这些文章联系对方的论文与作品，集中批评、揭露了他们在对内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的严重错误。
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不具体分析中国内战双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统称之为“自相残杀”、“民族自杀”、“自杀性的内战”，而一概加以反对。沈从文说：“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学来促进这种“民族自杀悲剧”的结束呢？答曰：“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认为一切“武力”和“主义”都是不好的，他们这些“夹于左右红白之间”的人物，“默祷着红白迟早合龙”（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48年1月8日）。这种言论表面公允，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败局已定的当口，实行起着阴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胡绳也认为，在当时鼓吹“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