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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中国，教育工作者同戏剧工作者一样走过艰辛曲折的道路。完成于一九四四年秋季的四幕剧《万世师表》，热情地歌颂在黑暗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坚贞自守的教育工作者。剧本以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两个不同的时代为背景，力图在“五四”以来的时代风云中刻划人物，在这方面与《戏剧春秋》相似；但和《戏剧春秋》描写“一群人”的创作构思不同，《万世师表》集中笔墨塑造了大学教授林桐的形象。“五四”时期林桐是走上教育岗位不久的青年教师，淳朴、单纯、正直，学有专长而又富有政治热情，勇敢地投身到“五四”的时代狂飚中去，曾被反动派逮捕监禁。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方义逵发现这棵新苗，热情地加以爱护和培养，看作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他的独生女方尔柔成为林桐的伴侣和助手。剧本头两幕写得富有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息。第三幕、第四幕是抗日战争时期，林桐已经是大学生所敬爱的教授，“鬓角上留下了不少花白的头发”、“他是沉着多了，深厚多了，也更坚强了”（注：袁俊：《万世师表》1946年版第139页）。学校由北平迁长沙又迁昆明，林桐承担了艰巨繁重的迁校工作。在长沙，日本侵略者的炸弹毁去了他家一切衣物；在跋涉昆明途中，病魔夺去了他唯一的儿子；在昆明，物价昂贵，生活贫困，妻子重病无钱医治。尽管现实如此残酷无情，但他依然坚守教育岗位，拒绝了弃教从商、另谋出路的建议。剧本中没有曲折的故事和轰轰烈烈的场面，而是通过感人的日常生活细节，表现林桐为教育事业坚贞不喻的精神。除林桐的形象外，剧本还刻划了老一辈的方义逵和年青一代的管声洪以及林桐的妻子方尔柔的形象，对林桐形象起烘托作用；而用郑楚雄、娄国栋、施远嘉这类以教育为跳板意在升官发财的教授，对忠诚教育事业的林桐起反衬作用。剧本最后以学生们为林桐举行教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的热闹场面作结束。尽管剧本在思想艺术上有某些不足之处，如对林桐的精神世界缺乏深入的刻划，林桐的形象也并不能作为名符其实的“万世师表”，但剧作者从实际生活出发，比较真实地概括了“五四”至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在鬼魅横行、污秽遍地的国统区，象林桐这样坚苦自守的知识分子值得人们尊敬，因而剧本中塑造林桐的形象是在积极意义的。除了《万世师表》外，袁俊在此以前和以后还创作了多幕剧《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和《美国总统号》，戏剧艺术技巧比较熟练，对话俏皮生动，戏剧冲突紧张激烈，但反映生活不深，主题思想比较模糊，有些人物不够真实，其成就和影响都不及《万世师表》。
茅盾的五幕剧《清明前后》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较早出现的戏剧作品，写作和演出于一九四五年秋季。那年“清明”前后，重庆报刊报道了“哄动了山城的上中下社会的”“黄金案”。黄金提价的消息走漏了，国民党政府为了保护“大人物”，撤职查办了几个“小人物”，当时群众称之为“纵容老虎，专打苍蝇”（注：《新华日报》1945年4月23日第3版《读者来信》）。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正如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所说“又一次暴露了我们不民主的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注：《新华日报》1945年4月17日第2版）《清明前后》这个剧本所写的，“就是这一事件中几位‘可敬的人’以及二三可怜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注：茅盾：《清明前后》（初版本）第1页）。作者对民族工商业者和城市小公务员的生活异常熟悉，在小说创作中塑造这类人物形象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写作剧本时仍然以他所熟悉的生活为基础，从报上“拣取一小小插曲来作为题材”，把剧本写成官僚资本家摧残民族资本家、“神通广大”的强者欺凌“安分守己”的弱者的令人既悲且愤的社会图景。作者激愤地写道：“我不相信有史以来，有过第二个地方充满了这样的矛盾，无耻，卑鄙与罪恶；我们字典上还没有足量的诅咒的字汇可以供我们使用。”（注：《清明前后·后记》）剧中的主要人物是更新机器厂厂主林永清和他的捷子赵自芳。林永清精明强干，自信自负，但在困难面前容易彷徨动摇，游移苦闷；赵自芳则刚强而又果断，但不冷静，常常动感情。林永清在妻子协助下把工厂从上海迁来重庆，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使工厂有所发展，但好景不长，“统制管制，就是脚镣手铐，粮食飞涨，原料飞涨，就是压在背上的千斤重闸”，工厂越来越进入困境。林永清在金融市场投机致富诱惑下，幻想从买卖黄金找出路，但“羊肉没吃先惹一身骚”，黄金美梦很快就破灭。而金融资本家加紧了压榨和箝制，使林永清的工厂面临崩溃的边缘。赵自芳鼓励丈夫从整顿工厂、改进技术、降低成本找出路，在当时也只是一种幻想。他们终于看到“政治不民主，工业就没有出路”、“要打断那把工业拖得半死不活的脚镣手铐”。剧本以林永清、赵自芳为中心，描写了与之相联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学会了“七十二般变化”、“矮方巾而兼流氓的”投机家余为民，有“乘抗战风云而腾达”、‘能’慷慨‘，也能狠毒“的官、商、绅一体的金澹阉，有”以能做’八面美人‘作为终身事业的“权术家严干臣，还有”看见大菩萨拜一拜，看见小菩萨踢一脚“的小政客方英才。这些人物名字都带有讽刺意味。剧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两个”可怜的人“，即赵自芳的女友唐文君及其丈夫李维勤。他们生活艰辛，结婚快一年还没有房子住在一起。在严干臣诱惑下，小公务员李维勤挪用公款买黄金，事发后严干臣安然无恙，李维勤却被捕入狱，成为”黄金案“可怜的牺牲品。唐文君则神经失常。剧本通过唐文君似疯实醒的语言强烈地控诉了”到处全是血腥气“的旧社会。由于作者对剧本写作方法研究较少，《清明前后》在戏剧艺术上缺点较明显：剧情比较沉闷，对话过于冗长，人物形象不够鲜明。但剧本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提出了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出路这个重大问题，思想内容上同《子夜》、《林家铺子》等优秀作品是一脉相承的。那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不少文章为民族工业呼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展开争民主的活动，《清明前后》的出版和演出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清明前后》演出后，进步文艺界曾展开热烈的讨论。《新华日报》发表了讨论座谈纪要。邵荃麟、何其芳等评论家都撰文赞扬《清明前后》的成就并指出剧本艺术上的缺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较早写作和演出的话剧作品，除《清明前后》和前面已讲述的《芳草天涯》等剧作外，还有洪深编写的三幕闹剧《鸡鸣早看天》。这个剧本以四川北部公路边一家旅店为背景，通过店主人一家及住店的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同思想性格形成的戏剧冲突，展现出抗战胜利后依然漆黑一团的社会面貌，借剧中人物之口发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呼声。剧本的结构完整严谨，戏剧效果强烈，但反映社会现实深度不够，思想性较弱，改编成电影后有所提高。
从成就和影响说，国统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代表性的剧本可以举出陈白尘的作品。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悲剧《岁寒图》，特别是讽刺喜剧《升官图》，能够反映出当时话剧创作思想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
四幕剧《岁寒图》出版于一九四五年初，随《清明前后》、《芳草天涯》等剧目之后在重庆上演。同《万世师表》相似，《岁寒图》也以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赞颂了主人公在严寒如冬的社会环境中坚贞自守，但剧中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则更深刻，人物的精神面貌更鲜明。剧本以抗战时期后方某城市私立医学院附设的医院为背景，塑造了忠于职守、克己为人的医师黎竹荪的形象。剧中的黎竹荪是医学院教授嫌任附设医院肺病科主任，他“把结核菌当作他的敌人，和它作战了二十年了！如果有结核菌在他面前，他怎么也不会让它逃去的！”（注：《岁寒图》，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1页）剧本通过病人求医，黎竹荪废寝忘食为病人诊治的一连串感人细节，对黎竹荪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美好心灵作了细腻的刻划。黎竹荪看到那时每年全国有四百万人死于肺病的惊人事实，起草了一个防痨计划，“打算三年之内使肺结核菌在这个城市里完全绝迹！十年之内，消灭掉全国的肺结核菌！”（注：《岁寒图》，群益出版社1945年2月版，第37页）但是，在反动统治下这个美好的理想不可能变为现实。黎竹荪多次上报的防痨计划都没有被批准。在投机发财之风侵袭下，“医生却在一天天的减少”，“医生去了，丢下了病人”，连他最信任的助手也为了生活另谋出路。他用精湛的医学知识亲手治好了不少肺病病人，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或者当卖衣物为穷苦病人交纳医药费，但是肺病患者并未减少，甚至他心爱的女儿也营养不良染上肺病。黎竹荪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整个社会问题，整个社会问题没解决，我的计划从哪从去实现呢？”（注：《岁寒图》第191页、197页）剧本还用进步文化工作者沈庸同黎竹荪的形象相衬托。黎竹荪用自己的鲜血抢救过沈庸，沈庸在黎竹荪悲观失望时给以精神鼓舞。“‘岁寒知松柏’！只要大地上有松柏存在，便说明了冬天并不能永远占领着大地！”（注：《岁寒图》第191页、197页）剧作者通过剧中人物沈庸的话点明这部戏剧作品的主题。剧本热情地歌颂了挺拔如松柏的科学文化工作者，也猛烈地抨击了寒冷如严冬的旧社会。尽管剧本结尾仍然无力，但整个作品给人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教育。何其芳在描述《岁寒图》演出效果时说：“最近上演的《岁寒图》获得了普遍的好评。我去看它的那个晚上，在我附近的一个观众就几次地擦着眼泪。我自己，在走出了戏院以后，也仍然带着沉重的心情。后来碰到过的人我就探问，尽管各人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都一致地称赞这是重庆市上演的好戏之一。”（注：何其芳：《评〈岁寒图〉》，《关于现实主义》第293页）
《升官图》完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九四六年先后在重庆、上海及各地上演，曾轰动一时。那时正是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写在绝上的协议国民党并不执行，反而加紧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以种种卑劣的手段镇压民主运动。进步戏剧工作者不得不采用迂回曲折的斗争方式，除了再度掀起创作和上演历史剧的高潮外，还积极写作多种多样的讽刺剧。同政治讽刺诗涌现的情形相似，在国统区也一度形成了创作和演出讽刺剧的热朝。《升官图》就是适应当时现实斗争需要产生的讽刺剧的优秀代表作品，对于反动统治集团是有力的打击，对于广大群众是很好的政治教育和喜剧艺术享受。剧作者在《为〈升官图〉演出作》中写道：“我知道《升官图》这剧本将要刺痛某一小部分人，但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谁得否认它，那是讳疾忌医。谁要承认它的真实，谁才有勇气去改进它。”（注：《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6年6月版，第1页）
《升官图》作者为了避免影剧检查官的刁难，把剧中时间向前推移到军阀当道的“民国初年”，但观众和读者却能透过过去的年代看到活生生的现实。全剧除序幕、尾声外，共分三幕，通过两个流氓强盗的梦境，对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官场作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与讽刺。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一个流氓强盗及其同伙为了逃避追捕，闯入“一所古老的住宅”。在“窗外风雨凄厉”、“远处惨叫之声不绝”的阴沉沉的气氛中，两个闯入者进入睡乡做了一场升官发财的美梦。梦中两个强盗在一次群众暴动后，乘知县受伤、秘书长丧命的机会，混水摸鱼，冒充为知县和秘书长。而县衙门利欲熏心的官僚们和知县太太，为了分得脏款，及时承认两个冒牌货，真知县被卖去当壮丁。除了冒名顶替的知县和秘书长外，这个衙门还有“身材奇短，但总爱耀武扬威地全副武装”、只管六名警察但扬言要“把全城人都杀光”的警察局长，“面圆耳肥，一副发福的样子”、“县里第一等红人”的财政局长，“暮气沉沉，呵欠连天”但“一口气可打二十圈麻将”的教育局长，“一身笔挺的西装，油头粉面”、“外号是摩登贾宝玉，又叫洋装西门庆”的工务局长，还有“妖艳异常”、“跟财政局艾局长在一道”的知县太太，为了“一个五克拉的钻石戒指，一部小汽车，一座洋房”的高价而卖身的马不姐。在“灯火辉煌”、“富丽堂皇”的背景前，展现出了衙门里一件件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一伙人面妖魔，既抱成一团，又相互争夺，贪得无厌，无恶不作，把县城闹得乌烟瘴气。忽然传来了省长到这个县视察的消息，群魔又开始了新的自我表演。笨拙的知县死背“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欢迎词；警察局长大抓乞丐充实警察队伍；工务局长向每户居民收十万元粉刷墙壁，“表示廉洁坦白”；秘书长挖空心思，弄虚作假，把县城伪装成“建设第一”。“仪表非凡”、大讲“廉洁”、“简朴”的省长来到这个县，搜刮贪脏手腕远远高于诸局长。他“头痛”要用金条熏烟做“药”，“左边头痛，一根金条就够；右边痛，要两根；前脑痛，三根；后脑痛，四根；最厉害的是左右前后都痛，那要五根才行”，而且“要五十两一根足赤金子”，“第二次如果再痛起来可要换新的才行”（注：《升官图》，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0页）。省长收到了足够的金条，又免费得到一个太太，于是宣布视察完毕，一切太平，枪毙了从壮丁中逃回来的真知县，提拔假知县为道尹，财政局长升为知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但在省长、知县合并举行婚礼时，怒吼的群众把他们一个个抓走。两个强盗从梦中惊醒。剧中的升官图，表演的是梦境，但表现的却是现实，情节近于荒诞，反映的却是真实，可以说是梦境和现实、荒诞和真实的统一，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现形记”。剧作者通过这个戏告诉人们，在反动统治下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僚统治者的梦不管多么美妙，但终究不可能长久。剧本在喜剧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戏吸取了经验，大胆而又合理地运用夸张这一艺术手段，在波澜起伏的情节发展中，展现反面人物腐朽的灵魂，达到“假中有真”的戏剧效果，把“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