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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兴起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逐渐地处于停滞状态，开始了重心的转移，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去内地、前线或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是，上海的抗日文艺活动并没有停止。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长达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留在上海的一批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周围，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抗日文艺活动。这就是人们习惯地称呼的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他们利用戏剧舞台和进步报刊，在敌、伪、顽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日爱国宣传和对敌斗争，发表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出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和方志敏、瞿秋白的著译，翻译了斯诺介绍延安革命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拳养的汉奸文人，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内容为特色的“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展开了批判（曾发表《文化界反色情文化宣言》）；还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动员了一批有爱国心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一部分戏曲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与敌、伪、顽势力进行斗争。在皖南事变之前，上海“孤岛”的进步文艺运动曾经相当活跃。戏剧活动是当时比较兴旺，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方面。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充分利用戏剧舞台，通过话剧、历史剧、外国进步戏剧，以及各种改编旧剧和民间戏曲等，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表现抗击外敌侵略的民族英雄，起到了振奋人心的教育作用。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和历史剧《大明英烈传》，阿英（钱杏村）的历史剧《明末遗恨》（后更名《碧血花》），李健吾翻译的《爱与死之搏斗》（罗曼罗兰著）等相继上演，在当时吸引了大批观众，发挥了广泛的政治影响。杂文创作也在“孤岛”风行一时。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争，揭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以及《鲁迅风》和报纸副刊如《译报》的《爝火》、《大家谈》，《文汇报》的《世纪风》，《导报》的《晨钟》等。由《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一些汉奸文人乘机进行攻击和歪曲，企图削弱它的影响和战斗作用。进步文艺界内部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进步文艺界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
上海“孤岛”的进步文艺运动，是全国抗日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统区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都有紧密的联系。一九三九年创刊于“孤岛”的《文艺新闻》，经常报导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情况，《文艺新潮》、《文艺》等刊物也经常发表或转载陕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在文艺思想和理论斗争上，这种联系更是十分明显。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在国统区出现后，“孤岛”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曾经著文批驳，引起了后来堕落为汉奸文人的陶亢德的“不满”，他公开表示对梁实秋的廖论“应予赞成，毋庸异议”，认为“无关抗战的文字在读者是需要的”（注：陶亢德：《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载《鲁迅风》第7期，1939年3月1日）。接着又有苗埒、余仑等随声附和。对此，进步文艺界的巴人、天佐等，在《鲁迅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纷纷著文反驳；揭露他们在“孤岛”支持“与抗战无关”论的实质，是反对文艺与抗战的现实结合，是在为虎作伥。此外，对于“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口号下出现的泛滥一时的色情作品，展开了有力的批判。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变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的开展也受到明显的影响。
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由于处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里，文艺工作者具有接近工农兵、深入第一线的方便条件，文艺事业受到党和行政组织的关怀与支持，因此与国统区及“孤岛”的文艺运动呈现大不相同的面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当时的保安和稍后的延安，已经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后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形成了比较活跃的群众文艺活动。芦沟桥事变后，不少文艺工作者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与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使边区与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文艺性刊物纷纷创办（如《文艺战线》（注：《文艺战线》系在延安编辑而在国统区出版）、《战歌》、《诗建设》、《草叶》、《谷雨》等），先后出现了一大批文艺社团。抗日的街头诗、传单诗、枪杆诗以及抗战歌曲在延安和一些根据地十分流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奔赴前线或深入敌后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一批真实感人的报告文学作品。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创作的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受到了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一九三九年前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延安鲁艺、太行山剧团、抗敌剧社、翼中火线剧社等专业团体的帮助指导下，根据地广大农村的戏剧演出和文艺宣传极为活跃。以华北的根据地为例：太行区一九四年比较巩固的村剧团就有一百多个，而翼中和北岳的剧团、文艺宣传队到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前已达到一千个以上（注：数字材料引自沙可夫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发言《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它们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鼓舞教育农民群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些落后的旧戏班子，也在农村戏剧运动中改造成为抗日文艺队伍的一部分（如襄垣剧团就是从“富乐意”的旧戏班子，变成了“抗日农村模范剧团”）。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其中有关“五四”以来文化运动和现阶段革命文化性质的精辟论述，对全国进步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也给边区和其他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带来深刻的影响。陕甘宁边区文协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而斗争。正是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辅导下，在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批民间诗人，如山西快板诗人李济胜，陕北民间诗人孙万福，他们创作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不少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一些群众歌谣歌颂了与侵略者英勇血战的英雄，如：“平型关上来英雄，英雄就是八路军；好象平地春雷起，抗战史上第一功。”一首河北民歌则生动描画了抗日作战中男女老少齐动员的情景：“嫂嫂站岗村头西，俺娘灯下做军衣；大姐站上抬担架，鸡毛信儿俺送去。”用群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新形式，反映人民大众在党领导下从事抗日斗争的新生活，这正是抗战前期民主根据地文艺开始呈现的一个新的特色。
总起来说，抗战前期以进步作家为骨干的文艺运动，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优良传统，扩大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范围，在日寇侵略和蒋党压迫的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向前发展，较好地配合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家用自己的笔为武器，从各个角度描绘了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歌颂了人民浴血苦战和顽强不屈，也鞭打了阻碍全民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了，部分作家并且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初步的结合，有些作家甚至在前线或敌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丘东平、蒋弼、高咏、蒲风、陆蠡，抗战后期牺牲的还有陈辉、郁达夫等）。当然，抗战前期文艺运动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正象郭沫若、茅盾分别指出的：“有一部分人在某些阶级上又忽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偏向”（注；分别见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页、第57页。此外，荃麟在香港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也曾出现过由于强调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观点而比较忽略了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注；分别见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8页、第57页。此外，荃麟在香港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在文艺创作上，出现了少量美化国民党，寄幻想于“国军”，歌颂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作品。这种情况的造成，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多样，但受到抗战初期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右倾路线的干扰，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在周恩来同志关怀和指导下，进步文艺界终于认识和克服了这一毛病，使抗战文艺运动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阔步前进。
第二节：小型抗日作品的涌现
小型作品的大量涌现，是抗战初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茅盾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当抗日战争初起，全国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许多演剧队、抗宣队，到农村和部队中去，写出了许多短篇和小型的作品，如短篇小说、报告、活报、街头剧、报告剧、墙头诗、街头诗等。尽管这些作品还存着着严重的缺点，但没有人能够抹煞它们在抗战初期所起的宣传作用。”小型抗日作品如此盛行一时，这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抗战爆发后，客观现实要求文学与斗争形势相适应，运用各种手段迅速而有效地作出反映；作家本身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迫切地希望拿起轻型的文学武器投身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加上战争环境中出版印刷的困难，长篇巨制的不易产生：这些情况都促使文艺工作者必须选择一些简短通俗的，能够敏捷地反映现实斗争，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来为抗日战争服务。这就是大量小型作品、通俗作品兴盛起来，几乎占据抗战初期文坛的重要原因。这些小型抗日作品的涌现，发扬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传统，给战争初期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特殊的色调。“这是抗战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注：周扬：《抗战时期的文学》，载《自由中国》创刊号，1938年4月1日）。
报告文学（包括文艺通讯和特写）是当时被广泛运用的文学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它在“左联”时期曾被大力提倡，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逐步兴起，到了抗战爆发后，进一步形成蓬勃发展的高潮。由于这种文学形式具有活泼、敏捷和富有战斗性的特点，能够将当前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通过形象的手段迅速地反映出来，适合于人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抗战初期各种报章杂志广泛地登载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一时的风尚。被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原是记者的长江、陆诒等所写的，多方面反映出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描绘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业绩，其中比较多的是关于战场情况的描写。台儿庄战役前后，一些深入抗日前线的作家，写出了有关这次战役的报告文学，如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舒强的《战后的台儿庄》等，怀着对敌人暴行的憎恨，用粗犷的笔调描绘出被战火燃烧的台儿庄战场；在这些作品中，士兵的英勇无畏、敌人的残暴行为和人民对战争必胜的信心，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骆宾基以淞沪战役为背景，先后写了有关伤兵救护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等一批报告文学。由于作者有生活实感，善于形象地描绘，在他笔下的伤兵的悲惨景象更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伤兵们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也使人崇敬。徐迟的《大场之夜》，慧珠的《在伤兵医院中》，曹白的《受难的人》、《杨可中》，亦门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勾勒出这次战役的风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前后，国统区的报告文学，从题材上较初期更多样化，作品的风格也开始发生变化，千篇一律的现象有所克服，盲目乐观情绪逐渐消失，特别是揭露抗战的阴暗面开始受到重视。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刻画了投敌附逆的汉奸头子的丑态。刘白羽的《逃出北平》，蹇先艾的《溏沽的三天》，李乔的《饥饿褴褛的一群》，真实地写出了流亡生活中颠沛流离的境况，暴露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和贪婪险诈，没有过多的渲染，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逢的《溃退》，从侧面暴露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不战而溃的情景，这里有未遇敌人，未放一枪便闻风而逃的“中央军”；有溃逃时乘机搜刮钱财，偷偷换上便衣，丢下军队逃跑的“少校”军官；还有刚参加军队而在溃退中只能茫然地“跟树林和石头打仗”的新兵，以及怀着“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信念而天真无邪的中学生。这些人物都写得比较具体生动。老舍的《五四之夜》，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强烈地探诉了敌人的暴行，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坚强意志。先后出版的报告通讯集有张叶舟编选的《文艺通讯》、田丁编选的《在火线上》、以群编选的《战斗的素绘》，从多方面编集了战争初期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由梅益等在上海“孤岛”编选的《上海一日》，对淞沪战役和上海失陷后的社会状况，作了广泛而真实的描述；它的作者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据以群的一个统计，战争初期报告文学的题材，“就我所看到的三百多篇报告文学而言，从公务员、难民到士兵、农民、工人、学生……都或多或少的有了反映”（注：以群：《一九四一年文学趋向的展望》，系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大致上勾勒出战争初期动荡变化生活的一个轮廓。
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很多是第一次从事创作的青年作者，他们有饱满的热情，有一定的生活实践，但对生活的观察不深刻，不善于运用艺术手段进行创作，往往只凭着个人的直观印象和片断经验。因此，不少报告文学作品近乎新闻记事，或流于空洞的叫喊，缺乏艺术的感染力量。这种缺点，在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里也同样存在。原因是缺乏深入的生活实践和对作品的精细的艺术加工。但它广泛地反映了战争初期的真实景象，却是不可抹煞的事实。
皖南事变前后，由于国统区的反动政治压迫日益严重，比较直接地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更是受到各种限制，国统区的报告文学创作逐渐地衰落。在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报告文学的创作仍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而且出现了不少长篇报告作品，我们将在专节中矛以介绍和评述。
戏剧是抗战初期有力的文艺宣传武器，其中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尤为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的需要，以及大城市的相继沦陷，原来以城市的剧场和舞台为中心，以市民、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戏剧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步的戏剧工作者提出了戏剧运动的新方向，强调组织戏剧的“游击战”和“散兵战”；大批戏剧工作者组成了流动演剧队，走向广大的农村、内地和抗日前线。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使戏剧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适合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的需要，首先必须实行不型化和通俗化。于是大量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应运而生，连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也风行一时。它们大都以表现当前抗日斗争为主题，采用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包括对旧形式广泛地予以利用，戏剧创作上这些新的变化，对于克服长期存在的戏剧观众的面比较狭窄，题材和内容比较单一的缺点，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一九三六年前后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曾经产生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短剧，它们在抗战初期仍然广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