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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枪杆诗”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对某种武器的“赞美”或“批评”，表达指战员们参战的决心和态度。如《这次不能打白掉》、《不能再落后了》、《我的旗子红通通》、《我的七九枪》、《我的号》、《炸药包》、《刺刀》、《手榴弹》（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等，都是短小生动的作品。战士们是把武器当作“战友”来看待的，爱护它，赞美它，或是批评它，正表明了他们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再立战功的决心。比如：
我的七九枪，
擦得亮堂堂，
这次去反攻，
拚命打老蒋。
据记载，这位战士自从贴出这首诗以后，“他就天天擦枪练武，某次战斗中出击令刚下，他就跃出阵地，大喊‘我的七九亮堂堂！’一股劲冲向敌人。”（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华中解放军某部的“枪杆诗”运动》一文）这个例证说明了许多“枪杆诗”在实际战斗中都是发挥了具体作用的。又如：
我的号，
真是行，
只要一响全连动，
滴滴哒哒连声叫，
全队同志往前冲，
冲得敌人好象老鼠找不着洞，
乱碰乱窜当了俘虏兵。
这里生动地表现了人民战士对自己的作战武器——军号的感情，同时有适度的夸张手法，形象地写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威力。
揭露敌人，嘲笑敌人，分化瓦解敌军，是部队诗歌的另一内容。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真理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不但用实际战斗击败了敌人，而且还在前沿阵地上开展了活跃的宣传工作，用诗歌揭露敌人的致命弱点，分化瓦解敌军。《嘴巴仗》（注：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傅钟的《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一文）一诗对前沿阵地的对敌宣传工作作了生动的描绘：“嘴巴仗，很重要，能顶几门迫击炮。”这样的“作战”方法，在实际战斗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淮海前线的战沟里，战士们教敌军士兵唱起了“为老蒋卖命太冤枉”（注：见荒草、景芙编《人民战争诗歌选》附录的《淮海战役火线文艺活动》一文）的歌，使敌军士气沮丧。他们在革命政策感召下，有的蹲在地堡里哭，有的干脆跑过来投诚。此外，象《三笑敌人》、《送年礼》（注：见《人民战争诗歌选》）等作品，用含蓄风趣的语言，把敌人愚蠢无能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人民战士乐观豪迈的喜悦情怀。
在广大指战员诗歌创作的热潮中，产生了战士们喜爱的诗人。其中以毕革飞（1920—1962）最为突出。他自一九三八年参军以后，就一直在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曾任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快板诗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写作形式，他被称为“快板科长”。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参加过山西地区的艰苦的攻城战和解放太原的外围战。建国以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他的二十四年的部队生活经历中，有十四年生活在战斗前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政工干部，对战士的生活、思想、愿望、要求都很熟悉。他的快板诗就是从革命战争实际需要出发，为革命战士创作的，因为这些作品“好懂好记有趣味”，深受战士们的欢迎。赵树理为他整理出版的《毕革飞快板诗选》收作品八十二首，只是他创作中的一部分。《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运输队长”蒋介石》、《土飞机》、《咱是造飞机的老行家》、《再把刀刃力些钢》、《学习李海水》、《两挺歪把机枪》、《人民军队大会餐》、《洋灰碉的自我介绍》等，都是较为优秀的作品。其中讽刺敌人的作品更为出色。比如《给蒋介石打个小收条》是从“批评”的角度来讽刺蒋介石的：“不是我来批评你，你的工作不算好。质量低，数量少，以后可得作检讨。”在《“运输队长”蒋介石》一诗中，则是用“表扬”的形式，通过反语来讽刺敌人：
“运输队长”本姓蒋，
工作积极该表扬，
运输的能力大呀大增强，
给咱们送来大批大批美呀美国枪；
亮呀亮堂堂。
“运输队”的规矩好，
枪炮人马一齐缴，
一次就送十呀十来万，
步兵、骑兵、工兵都呀都送到；
捷报当收条。
灵活的笔调，风趣的语言，尖锐地揭露了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军的腐朽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解放战争摧枯拉朽、迅速发展的形势。《人民军队大会餐》以巧妙的比喻，形象地概括了山西解放战争形势的巨大变化，是鼓舞斗志的生动作品。毕革飞的作品，确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鲜明的战斗性、群众性、趣味性和煽动性统一在一起的。他很善于构思，每个作品篇幅不长，但描写集中，决不拖泥带水。语言洗炼，又善于设喻取譬，因此，形象而又有风趣，很符合战士的口味。比如，他批评影响了战斗的某些不正确的思想，比作“火车开到公路上”，要“结束他的伙食账”，都是采用战士口语来取喻的。取喻近而寓意远，因此概括了一些普遍现象，便为战士们广泛传诵。
工人群众文艺运动的兴起较之农村和部队要晚一点，创作的数量也不及农村和部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群众的诗歌创作才日渐蓬勃地发展起来。许多大中城市获得解放后，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要用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等文艺形式来表现他们翻身的喜悦和对旧社会的控诉。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派出了许多得力的文艺干部到新解放的工厂中去，推广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经验，启发和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文艺运动的发展。
工人群众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也是歌颂党和领袖，歌唱新生活，歌唱自己的紧张劳动，同时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感情纯朴健康，对比鲜明，气魄宏大，是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如《盼太阳》把新旧社会作了鲜明的对比，旧社会里是“冰霜冷，树叶黄”，工人们挨饿受冻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新社会展现的光明幸福景象，则使他们不能不由衷地发出这般纯朴真挚的歌唱：“共产党，象太阳，照在人民心坎上，太阳暖，太阳亮，太阳出来人民喜洋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又如《北石坑》写道：
国民党，小日本，
小日本，国民党，
十六斤大锤代代重。
来了毛泽东，
大锤还是十六斤，
抡起大锤轻如风！（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
这是通过两个不同社会里的不同劳动感受的对比，真切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爱。此外，象《红灯颂》（注：见艾青《谈工人诗歌》一文，原文载《人民文学》2卷1号）、《新年乐》（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红旗歌》、《沙里淘金》（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纱厂女工歌》、《修路歌》、《生产竞赛歌》（注：见人民文艺丛书《东方红》诗选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草明的文章《工人给我的启示》）等，都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的领导，歌唱新的幸福生活，歌唱劳动生产，抒发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这些作品，是中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后发出的最早的歌唱，是解除了枷锁的人们唱出了过去所不能唱的歌。思想上较为质朴，艺术风格上粗犷有力，主题庄严，感情鲜明。在形式上，大都采用三、五、七言的有韵的歌谣形式，这和民间说唱文学的长期影响有关。其中也有些作品突破了一般的歌谣形式，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艾青在《谈工人诗歌》一文中说：“……尽管工人的诗歌在目前还是属于萌芽的阶段，一般地说，思想和技术都还不是很丰富的，对于事物的刻画也不够深刻，但是由于它是从前进阶级的生活土壤中所产生出来的，具备了先天的优越的品质，如果得到很好的照料和殷勤的灌溉，将会萌长出非常郁茂的新林，就从现有的成绩看来，也已经在我们面前展示了非常光明的远景。”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它对于后来工人诗歌创作的预言，也已为事实所证明。
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是获得解放的群众在思想上觉醒的歌唱。他们是战斗者和劳动者，参加了改天换地的各方面的斗争，对于新时代的光明和幸福有切身的感受。他们用自己活泼有力的语言，歌唱自己从苦难走向欢乐，从斗争走向胜利，感情是深厚的，内容也极为丰富。比较而言，农民群众的诗作显得成熟完美些；部队的作品则显示出人民军队的革命作风和英雄气概；工人群众的诗作虽还处在萌芽阶段，但也显示出先进阶级的优秀品质。它们正是带着这样新的风格和新的气派，丰富了革命文艺创作，为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营养。
第二节：《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
一九四六年九，《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作品以优美的故事和人民群众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吸引了读者，立即受到热烈的称赞，被誉为诗歌创作的一个丰硕成果。
作者李季（1922—1980），其时年仅二十五岁。原籍河南唐河县人。一九三八年他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太行山区部队里做基层工作。一九四二年冬到“三边”地区工作，先后当过小学教员、县区政府秘书和小报编辑。他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广泛地收集过民歌。在创作长诗之前，他还采用通俗文艺形式写过《老阴阳怒打虫郎爷》，石印出版过《卜掌村演义》等作品，他还用“里计”、“李季”、“李寄”等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些通讯、小说和诗歌。
《王贵与李香香》全诗共分三部十三章，反映了一九三年前后，“三边”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激烈斗争；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背景上，展开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土生土长的贫苦农民的后代，他们的苦难与欢乐，都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曲折变化紧紧地联系着。作品真切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和革命斗争胜利血肉相联的关系；在歌颂人民革命胜利的同时，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纯朴的爱情。他们的圆满结合和革命斗争的胜利，是水乳交融地联在一起的。“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这是主人公发自内心的歌唱，也是作品表达的深刻的主题。
诗作一开头，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三边”农村阶级压迫的一幅幅血淋淋的图画。这里，“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哪块地不属财主家？”一九二九年“三边”大旱，“庄稼就象炭火烤，第二年便出现了空前难度的春荒：”掏完了苦菜上树梢，遍地不见绿苗苗。百草吃尽吃树杆，捣碎树杆磨面面（注：《王贵与李香香》1946年9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这两句原为“坟堆里挖骨磨面面，娘吃儿肉当好饭”，此处引文采用作者后来修改过的）。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五六月饿死没人埋。“在这饿殍遍野的境况中，恶霸地主崔二爷家”窖里粮食霉个遍“，他不但见死不救，反而催逼佃户们交租，”饿着肚子还好过，短下租子命难活。“王贵的父亲就是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崔二爷活活打死，十三岁的王贵也被迫成了崔家的”没头长工“：”打死老子拉走娃娃，一家人落了个光塌塌！“王贵一方面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另一方面却受到也是被压迫者李德瑞父女的关怀和同情。随着岁月的更替，王贵和李香香在苦难中长大成人，很自然地产生了爱情。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象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
王贵是个好后生。
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
庄稼地里顶两人。
玉米开花半中腰，
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
诗人在这里用了精彩的诗句描绘了这两个由苦命娃长大的主人公的优美形象，点明了他们刚刚开始的火热的爱情。他们是劳动者，浑身充满了力量，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他们早已尝到了人生的苦难，现在却开始追求人生的幸福。但是，在暗无天日的社会，他们的幸福并不容易得到，他们的爱情遭到了恶霸地主的阻挠和破坏。崔二爷敢于这样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是因为他占有数不清的牛羊和土地，有反动政权作靠山，“县长跟前说上一句话，刮风下雨都由他。”他是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他敢于胡作非为，肆无忌惮。作品开头所展现的这幅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图画，揭示了两千多年来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情况，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加强法西斯专政，对农民群众实行血腥统治的现实。这图画还把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身份、经历、思想状态清楚地告诉了读者，提出了故事发展的线索，为下边展开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作了很好的铺垫，描画出深广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头。
王贵的性格是从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发展成长起来的。杀父之仇，牛马不如的雇工生活，婚姻上的波折，是王贵仇恨崔二爷的现实根源，也是他反抗意识成长的出发点。当革命的火星把“三边”地区土地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时，王贵是死羊湾首先参加赤卫军的农民。在革命队伍教育下，他的朴素的反抗意识逐步发展成为自觉的革命思想了。他的革命劲头比谁都高：“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里开会闹革命。”“身子劳碌精神好，闹革命的心劲高又高。”革命斗争为他指明了唯一的出路，他也就一心一意地扑到革命斗争中去。当崔二爷发现了王贵参加革命，残酷地拷打他时，他用亲身感受的事实，痛斥了崔二爷的威逼利诱：“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我王贵虽穷心眼亮，自己的事情有主张”，“闹革命成功我翻了身，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盘，想叫我当狗难上难。”这些坚定豪迈的语言，表现了王贵对革命的认识和忠诚，也表明了他为阶级利益奋斗不怕牺牲的决心。这是王贵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的标志。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觉悟和认识，所以当死羊湾获得解放，穷苦农民获得翻身，他和李香香结婚时，他就满怀深情地对李香香说：“一杆红旗要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这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切体会，也是翻身农民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拥护革命的赞歌。他们的爱情的幸福正象革命大树上结出来的甜果子，所以他们由衷的拥护革命。
李香香是作品塑造的另一个成功的形象。她是李德瑞的独生女儿，自小死了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脱毛雀雀过冬天，没有吃来没有穿”。她形象俊美，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爱憎分明，而且具有坚强的反抗性格。她“自幼就把有钱人恨透了”，却实心实意地爱上了王贵。作品不只是写出了她对于爱情的忠贞不二，还写出了她在斗争中逐步觉醒。当王贵遭到毒打时，她为了抢救亲人，明确的认识到游击队是自己的救星。当崔二爷领着白军回村，支走了她的父亲，强迫她成婚时，她的反抗意识猛然增长了，她的火辣辣的反抗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她愤怒地抓了崔二爷的“狗脸”“两个血疤疤”；她当众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在孤立无援被软禁的情况下，她更加懂得了自己和王贵是命运相同，患难与共的夫妻，“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她怀着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革命胜利，盼望游击队快打回来，把“狗腿子白军一扫光”，“公仇私仇一齐报”。这些愤怒的反抗，表明了李香香思想的觉醒和成长，也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和对革命的向往。诚然，李香香是带着不同于王贵的女性的特点来反抗旧社会和追求革命胜利的，这是作品反映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者抹杀她身上这些反抗性的特点。这个形象在当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她是千百万劳动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了广大妇女要求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