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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把结婚比拟为骑马。如果你想练习骑马，应当选择一匹野马，要是你想驾御一匹驯良的马以策安全，那就根本不需练习了。
很少人明了希腊哲学中逍遥学派的兴起系由于苏格拉底太太的功劳。倘苏格拉底沉醉在一个疼爱他的妻子的温柔怀抱里，恩爱缠绵，他决不会游荡街头，拉住路人问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了。
【林肯太太好吹毛求疵】
另一个伟人林肯，大概也是由于他那个唠叨而又容易激动的妻子促使他做了美国总统。林肯经常坐在酒吧里跟别人开玩笑。据替他作传记的人说：每当周末的夜晚来临，大家都想回家，独有林肯是最不愿意回家的人。他宁愿在酒吧和人厮混，借以增强他的机智。因而使他获得那种纯朴自然的幽默感，并成为一个精通英语的人。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报童送报纸给林太太，因为迟到了一刻，林太太就痛骂他一顿。吓得那报童抱头鼠窜而逃，奔向他的老板哭诉去了。那是一个小市镇，人人都彼此互相认识。日后报馆经理遇到林肯便说起这件事，而林肯回答他说：“请你告诉那小伙计不要介意，他每天只看见她一分钟，而我却已忍受十二年了。”
从苏格拉底与林肯这两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出表现在他们幽默中的一种精神慰藉，任何一个能容忍他的妻子一桶水淋头的人便必能成为伟人。
【老庄是我国大幽默家】
在中国，有好多大哲学家都富有幽默的机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便常向孔子开玩笑，因为孔子的主张要人经常修养不断地求进步，老子则主张返璞归真。在老子看来，像孔子那样忙着到处乱跑，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不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因此，他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对孔子的批评虽很尖刻，但他的语调还是很婉转柔和，是从他的胡须里面发出来的。跟亚里士多德同一时代，且为老子杰出门徒的庄子，他那种粗壮豪放的笑声，却使历代均深受其影响。
庄子看到当时政治混乱的局面，曾经说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庄子有一则关于寡妇的故事。使我联想起皮特罗尼斯（西历纪元一世纪罗马讽刺家）所著那本《艾菲萨斯的寡妇》。
一天，庄子从山林中散步归来，神情显得非常悲伤。他的门徒问道：“先生为何显得这么悲伤呢？”于是他便说：“我在散步的路旁，看到一个服丧的妇人跪在墓地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用力扇一座新坟，而坟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呢。我就问她：‘你为何要这样做呢？’那寡妇回答说：‘我曾应允我亲爱的丈夫，我要等到他的坟土干了以后才会改嫁。现在你看，这可恶的天气！’”
我很快慰，我们有老子和庄子那样的圣人，如果没有他们，则中华民族早已成为一个神经衰弱的民族了。
【孔子对挫折付之一笑】
现在来谈谈孔子。孔子曾经被人描绘成一个道貌岸然，规行矩步的学究，其实他根本不是那种人。他能笑他自己所以失败和挫折的遭遇。孔子表面上虽像是个失败的人，他离乡背井，出国远行，周游列国十四年，想找寻一位乐意将他的主张付诸实施的统治者。他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他的门徒跟随着他，却一路上老是受到妒嫉他的小政客的痛恨。有好几次他被敌人在路上加以拦截，甚至有一次被围困在郊外一家小客栈中绝粮七日。当他的门徒开始发出怨声时，孔子却在雨中唱起歌来。孔子到郑国，有一天他和门徒走散了，孔子独自个站在城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你们看他泰然自若的态度多有趣。
【新儒家特别缺乏幽默】
我想在结束这篇演说时再说明一点，每当人的精神颓废而退化，伪善而夸大的陈腔滥调，甚至残酷，便会再度抬起头来。孔子的容忍、幽默和富于人情味的热情便被忘却了，于是一些新儒家便把他的教训纳入一套严厉的道德法典中，诸如女人缠足，寡妇守节，一个女子在其未婚夫于婚前夭折，即不得改嫁他人等等，竟成为一种崇尚的妇德，非常受到新儒家的鼓励和钦佩。在这些学者论道德的文章中，就找不出一点人情味和幽默感。而在一些匿名作家或者不敢将其姓名签署于文学作品的作家所写的小说中，我们才再度找到幽默和一种比较能真实反映人生，符合一般人思想、知觉与情绪的东西。
做文与做人
【一、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辜鸿铭潦倒以终世，我们看见他死了，所以大家说他是好人，而予以相当的同情，但是辜鸿铭倘尚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若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苏东坡生时贬流黄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不大看得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真没事可做，才来做文章。
【二、文人与穷】
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第一，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第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忧，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第三，文人穷了，于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在生前断炊是没有什么诗意的，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讲来非常缠绵凄恻，身历其境，却不甚妙。我主张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故不主张文人应特别穷之说。这文人与常人两样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其流祸甚广，这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相。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招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我已说过；第二，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责。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责，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谩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蛇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三、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大略可分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顾细行。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个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纽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应该勤谨，他应该疏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号名士，自号狂生，自号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上文人的恶习气，文字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泛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种习气，像王尔德一派便是以大红背心炫人的，劳伦斯也主张男人穿红裤子、红背心。红裤子原来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轻视，就是这样装疯，或衣履不整，或约会不照时刻，或办事不认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这些阴阳怪气作点缀。好像头一不剃，诗就会好。胡须生虱子，就自号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为纪晓岚。为什么你本来是一个好好有礼的人，一旦写两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对人无礼。为什么你是规规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诽谤长上，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地方，小有才的人尤应谨慎，说来说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钱。其缘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实是神经不健全，未受教训，易发脾气。一般也是因为小有才的人，写了两篇诗文，自以为不朽杰作，吟哦自得，“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彼辈若能对自己幽默一下，便不会发这神经病。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做压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患此种毛病，一因在新旧交流青黄不接之时，青年侮视家长，侮视师傅以为常，没有家教，又没有师教，于是独往独来，天地之间，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举一极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楼下，这位老作家不但让他住，还每月给他二十块钱用，后来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钱，认为不平等，他说你每月进款有三百元，为什么只给我二十元，于是他咒骂老作家压迫他，甚至写文章骂他，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见他，这位名流从二时半等到五时，不见他来，五时半接到一封大骂他的信，讥他失约。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这都是我朋友亲历的事，我个人也常有相同的经验。有的因为投稿不登出来，所以认为我没有人格，欺侮无名作者，所以中国必亡。这习惯要不得的，将来只有贻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学徒礼貌都在大学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达。所以我如果有什么机关，还是敢用商店学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个人在世上总得学学做人的道理。以上我说这是因为现代青年在家不敬长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谓现代文学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于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学都是愤慨，结果把人人都骂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负救国之责任。一人救不了国，责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时露出愤慨之情调，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就是所谓乱世之音，并不是说青年一愤慨，世就会乱起来，是说世已乱了，所以难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时中国飞机打到东京去，中国战舰猛轰伦敦之时，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风，不致处处互相轻鄙，互相对骂出气了。
【四、唯美派】
其次，有所谓唯美派，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这唯美派是假的，所以我不把他算为真正一派。西洋穿红背心红裤子之文人，便属此类，我看不出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道理，虽然也不与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人意见相同，不主张惟有宣传主义的文学，才是文学。
世人常说有两种艺术，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人生而艺术；我却以为只有两种，一为为艺术而艺术，一为为饭碗而艺术。不管你存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的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的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他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入你的心，而成一种力量。白居易是为人生而文学者，他看不起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文，他自评自己的诗，以讽喻诗及闲适诗为上，且不满意世俗之赏识他的杂律诗，长恨歌。讽喻诗，你说是为人生而艺术是好的，但是他的闲适诗，你以为是消沉放逸，但何尝不是怡养性情有关人生之作，哀思为人生之一部，怡乐亦人生之一部。白居易有讽喻诗，没有闲适诗，就不成其为白居易。
因为凡文学都反映人生，所以若是真艺术都可以说是反映人生，虽然并不一定呐喊，所以只有真艺术与假艺术之别，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及为饭碗而艺术。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的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文人走上这路，就未免常要为饭碗而文学，而结果口不从心，只有产生假文学。今天吃甲派的饭，就骂乙派；明天吃乙派的饭，就骂甲派，这叫做想做文人，而不想做人，就是走上陈孔璋之路，也是走上文妓之路。这样的文人，无论你如何开口救国，闭口大众，面孔如何庄严，笔下如何幽默，必使文风日趋于卑下。在救国之喊声中，自己已暴露亡国奴之穷相来。文风卑鄙，文风虚伪，这是真正亡国之音。
【五、我看人行径不看人文章】
因为有这种种假文学，所以我近来不看人文章，只看人的行径。这样把道德与文章混为一谈，似乎不合理。但是此中有个分别。创作的文学，只以文学之高下为标准，但是理论的文学，却要看其人能不能言顾其行。我很看不起阮大铖之为人，但是仍可以喜欢他的《燕子笺》。这等于说比如我的厨子与人通奸，而他做的点心仍然可以很好吃。一人能出一部小说杰作，即使其人无甚足取，我还是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