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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北国华年，
晨曦暮霭共磋研。
忆哈哈亭声，
青春正好，
长江岸上，
多少熬煎。
往事无边，
何须惆怅，更莫伤壮志云烟。
头白了，
再人人根改造，
跃进向前！
在对小说进行构思的过程中，彭慧最先想到要表现的有李大钊、向警予、赵世炎、何孟雄等革命先烈，有她的一些老战友，还有她在武汉、上海纱厂做工时，帮助和掩护过她的工人的英雄形象。彭慧对“三·一八”前后北京的斗争情况是熟悉的，而1927年和1930年前后那些难忘的斗争岁月，她又都是在武汉度过的。因此，小说情节发生的地点，她一度考虑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在武汉。开始塑造某些主人翁时，她基本上用的真人真事，后来，可能是受到当时在文艺创作上曾有过的不要写真人，不要写活人的思想影响，也可能由于写真人真事不便于进行艺术的概括，她改变了初衷，把主人翁集中在汉口工厂区（石乔）口的一家纺织厂的几个工人（主要是女工）和区委的几个干部身上。故事开始描写了在旧军阀统治下处于地下的工会活动。然后，着重表现北伐军到武汉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思想、生活上的变化和他们的斗争。汉口收复英租界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得到了反映，也有一点农村斗争的描写。其中还穿插了几对青年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当时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的时代特点，也衬托出主人翁高尚的情操。小说的后半部描写了由于国民党的背叛和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歌颂了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末了是“八·七”会议后，重整组织，继续战斗。彭慧最初给小说起名为《扬子江的早潮》，后来定为《不尽长江滚滚来》。
为写《不尽长江滚滚来》，女作家克服了不少困难。1962年以前，当“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时，她的创作活动是偷偷进行的，生怕让人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居然写起小说来了，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表现。六十年代离1927年已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1956年彭慧随作家参观团曾到过武汉，但只看了看长江大桥和一些供游览参观的场所。当年汉口（石乔）口区的一些情况，已记不太清了。况且，过去对某些细节也未留神。为写小说，很需要重游旧地，找老工人座谈回忆一下当年的事情。但是，彭慧当时哪有这样的条件！她只能靠收集有关的革命回忆录和访问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革命斗争的老战友来解决这一困难。赵世兰、杨之华、李文宜、李慧等老朋友都给予她热情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当时斗争以至生活细节的许多宝贵情况。大姐彭淑端、三妹彭玲自然是她经常询问的对象。当韦君宜得知彭慧在写这部长篇时，也热情地鼓励她坚持下去，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结构上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在作者当时的处境下，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彭慧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反复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共有四十七章，三十多万字。修改稿有的地方比初稿有提高，有些地方却未必，也有些部分是忍痛割爱了。例如，小说初稿中原来正面描写“八·七”会议。然而，由于这是重大历史事件，谁也不敢拍板，最后只好删去了。当彭慧满心以为小说可以通过出版时，不料这部作品连同她本人都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恶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1967年的抄家风中，小说手稿全部被抄走，而彭慧自已，一会儿被拉去批斗，一会儿被押去劳动。北师大有一小撮人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将穆木天关进“牛棚”，进行“审查”，实际上是给他编造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以用作整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炮弹”。与此同时，他们对彭慧进行了严酷的秘密审讯，逼她写诬陷左联领导人的材料。彭慧坚持原则，拒不肯写，从而遭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初，彭慧被勒令迁出原来的住所。一辆三轮板车把彭慧及随身用的几件杂物拉到北师大校园内一个荒僻的角落里的一间破旧的小平房跟前。三轮车工人一声不响地帮白发苍苍的彭慧把东西搬进那间昏暗的小屋后，在房中环顾一下漏风的土墙，抬头见一段旧绳子从房梁上垂了下来，在半空摇晃。他若有所思地登上凳子，解下那段绳子，转身走了。彭慧敏感地把三轮车工人的举动看在眼里，感到群众对自己的同情与关切，不禁默念道：“好心的人啊，放心，我不会寻短悬梁的！”
彭慧搬到那间小屋居住后，不允许她外出，也不许任何人去看她。她曾经偷偷跑到城里去看女儿，为此又挨了斗。但她对形势的严重还没有足够的估计。她在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今后我再也不去找你了，你也不要来了。他们说我去找你是去找活路。我相信党和毛主席是不会让我走死路的，我又何必去找什么活路呢？！”在旧社会经过战斗洗礼的彭慧没有想到，在新社会中，邪恶也能形成一时的风暴，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善良的人们，那时哪里能想到，恶毒的“四人帮”就是要把知道他们的黑根底，又不肯跟着他们颠倒黑白的人置于死地。1968年7月，彭慧在一次斗争会后回屋的途中，倒在北师大的操场上，没有得到治疗，她又被送回到那间无人照应的小屋。第二天中午，六十一岁的女作家就离开了人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留下一句话……
然而，彭慧的信念并没有错。乌云和风暴不会持久。终于晴空中又洒下了金色的阳光。虽然彭慧的肉体已不能复活，但她的政治生命却得以恢复。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党籍也恢复了。她的遗作《不尽长江滚滚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凡是熟悉彭慧的人都有一个同感，那就是很难想象出她愁苦的模样。多少年来，人们从未见她沮丧颓唐、消极无为过。困难和挫折从不能改变她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即使在个人的不顺利的处境下，她仍然为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成就而欢欣鼓舞。她总是毫不懈怠地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不断地“跃进向前”！如果彭慧九泉有知，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该会多么地激动和高兴啊！
1980年9月
罗洪
阎纯德
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 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赵景深：《文坛忆旧》
在上海一个普通的里弄里，我找到了罗洪，当时她正在居民委员会开会。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曾经有过较大影响的女作家，于1971年被“四人帮”勒令退休，居民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成了她唯一的政治生活。她认为，在那里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事，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益的。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但耳聪目明，慈祥的神情，时常出现在她的脸上，言谈中，有许多回忆，也有不少感慨。
历史，不应该忘记每一个于社会有贡献的人，作家罗洪。将自己的爱和恨、歌颂和鞭挞写成了作品，在我们社会的光明里，也有她的心血培育的精神……
1910年11月19日，罗洪在江苏省松江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里诞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罗洪是她的笔名，也是她日后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罗洪。她的父亲在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当过化学教员，也当过医院的药剂师。父亲小时候，念完小学到上海读中学，家道已很拮据。后来又到日本学医两年，因家里无力供应便回来了。她父亲年轻时经济不宽裕，但特别喜欢订阅期刊和买新书。这一切，对罗洪爱好文艺以及从事创作，都有一定影响。
罗洪念小学时，有一天发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用重磅道林纸印成的大开本杂志，义厚又重。里面有《小说月报》、《游戏杂志》，作品多是文言，有游记、谈论古今的杂文、讲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还有侧重于科学性文章的《东方杂志》。罗洪翻着这些杂志，好像进入了神奇的王国，一种强烈的新奇感弥漫了她幼小的心灵。罗洪，对于文学的爱好，最初就是在这个“百宝箱”里酝酿的。
读完小学，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收费少，膳费学校出，这是她报考该校的主要原因。当时她家里生活颇苦，一切开支全靠父亲那点有限的工资。
罗洪到女师读书，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庭，又走那么远，家庭之爱，总是牵着她的感情，每逢寒暑假回家，她却只有一件事——读文学作品，一点也没帮妈妈干家务。妈妈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妇女，见她爱读书，就宁愿自己劳累，也不肯使唤她。
她家的小房子里，有个大柜子，上半格全是书，除了《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外，多数是翻译作品，如《黑奴吁天录》、《天演论》，还有林琴南译的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块肉余生述》等。她如饥似渴地读着，并从那里汲取思想和艺术营养。
在小学读书时，她常常为母亲受到不平等待遇而气愤。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母亲一切都得依从他。那时罗洪年幼，不敢说话，封建意识统治着整个家庭。到女师后，写信向父亲提出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天真地说，等她独立生活后，便供养母亲，不让母亲再受他的气。她的信充满了男女平等的新思想，这是她反封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父亲接信后，很欣慰女儿有这样新的见识，此后，他果然改了一些。罗洪对母亲有很深的感情，直到现在，只要一提到母亲，她还总是情不自禁地被泪水湿润了眼睛，嗓音也喑哑了。
中学时期，罗洪狂热地爱着文学，贪婪地读了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剧本，还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这些伟大作家的不朽之作，使她的感情与它们的主人一起沉浮、变幻，使她认识社会、人生、美与丑、真诚与虚伪、人道与无情，使她痛苦过，欢乐过……这些文学的种子，第一次在她心里萌发为写作的幼芽。当时，她热烈地幻想着，但又觉得这种愿望太渺茫，矛盾的心情使她不便向任何人诉说自己隐秘的追求。
从清朝末年至“五四”运动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当时的罗洪也很信服这种口号，因此，有时还想从事科学研究，为国家做出点贡献。不过，父亲为她订的《科学杂志》，她并没有醉心去读，所迷恋的仍是文学。当初她就明白，文学这条路是崎岖、坎坷的，不容易行走，可是她却终于走了这条路。她最亲密的三位同学，华艹收和葛邦咏成了被学生爱戴的教师，另一位吴健雄，爱好数理，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专攻高能物理，早已是世界闻名的女科学家了。
1925年上海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这一暴行激怒了全国人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当时苏州女子师范（那时已改名为苏州女中）是一所管理严格的学校，学生每学期只能出校三次。但是，席卷全国的风暴使这所死水般的学校也掀起了巨浪。发动罢课、募捐，她是一位积极分子。她们挨家串户宣传，要大家支持工人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整整三天，她讲话讲得嗓音哑了，走路走得腿骨疼了，但心情异常振奋，她觉得这是在维护受人欺凌的母亲，在为祖国而战。后来，她们班级，又发起了义演，准备演出田汉的著名话剧《咖啡店之一夜》。全班同学谁也没有演出经验，也不知如何排练。但大家热情高涨，推选演员，竟把她选为主角。她不示弱，全力以赴，果真演出了水平，获得好评。就这样，这所沉寂的学校，在时代的急流里顿然活跃起来。
罗洪，一个爱国主义者，她的中学时代是在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不断挑衅中度过的。天真，经过现实生活的锤炼，变得成熟了，她带着对旧社会的不满，进入了文学界。
1929年中学毕业后，她回家乡当了两年教师。第二年，她便开始写作。处女作是随笔《在无聊的时候》（1930年5月16日刊于《真善美》第六卷第一号），第一篇小说《不等边》于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杂志发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说《校长女士》（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是她观察了一位校长颇有典型的性格、行动后写出的，由于细节加工不够，真人的影子较浓。小说发表后，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怕校长报复她。结果，那位校长见了她总是笑，一反常态。其实，那篇小说虽然也有点批评，却没什么刻薄的嘲讽，因此校长对她也没有什么恶感，这样她才放了心。
处女作发表后，她仔细考虑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等问题，并用自己第一次创作的感受，去印证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这样，她开始了写作生涯。为了保证有充裕的写作时间，她辞去学校工作，到苏州当家庭教师，为一个初中学生补习功课。这时，她认识了苏州东吴大学学生——作家、文学翻译家朱雯（1911。10。12…1994。10。7）。朱雯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的青年，他从事诗歌和小说创作，已经出版了一个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那时朱雯在编辑文艺刊物《白华》，当时的知名人士郑伯奇、绿漪（苏雪林）、赵景深、严良才、汪锡鹏也都撰稿支持《白华》。
1931年春天，巴金到苏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罗洪对巴金刚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灭亡》很感兴趣。她觉得《灭亡》是巴金运用自己特有的表现方法来表达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跟巴金一起的还有研究历史的杨人（木便）。当时巴金只有二十七岁，比较沉默，但待人热情而诚恳，他正创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这一年她与朱雯（王坟）合出了书信集《从文学到恋爱》（文华美术图书印刷公司）。
那时，朱雯爱读沈从文的小说，且经常得到这位来自湘西、当过兵的作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指点青年进行创作的长信，每每读了沈从文写给朱雯的这些信，罗洪都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朱雯以应届毕业生的名义，通过郑伯奇的介绍，邀请上海大道剧社来苏州作宣传演出，主要演员有郑君里、周伯勋、刘保罗，还有女演员胡萍，演出了《乱钟》、《放下你的鞭子》等优秀剧作。在三天演出中，罗洪做接待工作。这一抗日宣传活动受到警察当局的严密注意和干预，幸而事先得到消息，通知他们逃跑，否则就很可能被“一网打尽”。这件事，使她对社会现实有了新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完成了一篇三万字的小说《水》，寄给《小说月报》，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闸北一场大火，烧毁了编辑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离开苏州时丢失。后来，她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写成了短篇小说《到哪里去》。
1932年春，她与朱雯在上海结婚，他们的请柬印得新颖别致，赵景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事；婚后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桃源村，做了王莹的邻居。当时洪深正为《晨报》主编《每日电影》副刊，朱雯被邀约撰写电影评论和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罗洪继续从事短篇小说创作。同年8月，他们回到家乡。
在残酷的岁月里，中国一片黑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局的腐败，各地灾荒连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年轻的罗洪，怀着一颗同情与不平之心，在她写作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她家虽住城镇，却在农村有亲戚，因此与农民常有来往，这使她了解不少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