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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与认真，是作家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柳溪就是以这种精神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作家。修改《功与罪》时，她走访了女主人公的故乡，住在她当年落生时的土炕上，还采松枝与野花为她扫墓，夜间盖着她的被褥，思念着她的音容，眼泪打湿了衾枕。那一次，柳溪搜集了许多女主人公的英勇斗争事迹。写作《大盗“燕子”李三》也一样，为了对这部真人真事的作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她访问了当年枪毙李三的原北平警察局长、八十九岁高龄的鲍毓麟，这使她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那时社会风貌的知识，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动的情节。《超级女谍》又是一部通俗传奇佳作，深受读者喜爱。
一个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雄厚的积累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有着传奇般生活经历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关键还在于作家到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去汲取。我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午后之死》里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干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壮观，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他的作品只会出漏洞。”这些话，不仅使我联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笔下那些较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风格，同她的性格一样：明朗、磊落、风趣、诙谐，多是大的主题。她喜欢抒情，但不喜欢纤细。柳溪说：“在作品里，我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使我想到，她多数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她还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写的东西，总愿意把时代背景写得真真切切，有时特别注意烘托环境和气氛，有时也特别喜欢选择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特征的事件作为描写环境的陪衬。”这一点，在《功与罪》中表现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访问法国，我在马赛第一大学接待了她和林斤澜、梁晓声。她瘦弱的身体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同四年前在天津访问她时完全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出访前几个月，大病一场，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后，她被推上领导岗位，除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党组负责人、副主席，还担任《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主编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她对我说，她真诚地不愿承担这些职务，并随时准备辞掉它们，静下来，写小说《纪昀传》……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给我的信里，最后有一句话：“啊，往前看吧，我们充满希望的国家！”
这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时代正在走来。冰河已经成春水，那些灾难已经写入历史。柳溪，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作为旅人，在生命的长途中，历尽辛苦，才走出跋涉了二十余年的沙漠，来到满眼春色的绿洲，创作上才有了累累硕果。她是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这一切又已经成为过去。她说：“我要进步！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当开拓新领域，挖掘新思想，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或是在旧的题材领域里挖掘出新意来。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那没有味道。一个作家应该生活得深，思索得深，开拓得深，不这样就没出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是的，柳溪正在这样做。在新的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中，她定会以新的思考、更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不负众望的佳品。
1985年元旦草于法国蓝色海岸1995年元旦改于北京
聂华苓
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不少国内作家，从此我便常从这些作家和香港文艺界的朋友那里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她的家世、她的为人、她的创作和她的故事。后来，我们不断有书信来往，每次她都热情地回答我询问的一些问题。
1980年初，我读到一篇香港女作家夏易写的文章《看聂华苓的照片》，说“看聂华苓的照片，就知道她是个能支配环境，而不甘被环境支配的人。从眉梢、眼角，从笑容、风度，甚至从那微微向两边翘起的太阳眼镜的边缘，往往包藏不住地要泄露出她的聪明与能干来。”不久，在金灿灿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她同丈夫又来中国探亲访问。四月十七日，在北京饭店，我访问了她……
一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在湖北省应山县。她在《三十年后——归人札记》里自我介绍说：“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七十个字，概括了她的一生，写尽了由诗的形象构成的历史，她的脚印，就散落在这部历史的每一页上。
聂华苓的祖父是个开明的文化人，能写一手好诗，中过举，但放知县赴任途中，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皇帝被推翻了。这时他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我父亲是桂系的，长期在家赋闲。”她说，“偏偏在1934年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他是桂系嫡系，就把他当作蒋家的人办理了。”
饥饿、贫穷的旧中国，在聂华苓的心上投印过极为浓重的阴影，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时常在她的记忆里展现，而且越来越清晰：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租界，为吃一根雪糕！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花子。德明饭店（现名江汉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门前那一篷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跑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
这是旧社会在她心灵深处写下的至今未能忘却的记忆，是一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凉图画。但当“七七”事变爆发，锦绣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时候，她的心像掉进了黄连里，痛苦之至。
聂华苓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武汉度过的。大江滚滚流，白云空悠悠……日本水兵的狂叫，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那是日本妓院。
有个姓黄的男孩子，是聂华苓的邻居，有许多迷人的童话书。她读的第一部童话《格林童话集》，就是从他那里借来的……当她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时，家患愁人，国难如山，每星期六乘船回家，都有不少眼泪抛入江面。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在祖国大地燃烧的时候，母亲带着四个儿女在日本的战火里逃生……
1939年，她刚满十四岁，就跟着湖北联合中学打起“游击”来，一路上吃的是“八宝饭”——砂于、老鼠屎，什么都有。长了一身疮，常常打摆子。为了不当亡国奴，生活再苦也在所不辞。一路上所看到的那些名山大水，在她那爱国的心盘上添加了新的砝吗。后来她来到天府之国——四川，考上了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她原想毕业后去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太穷，连木炭车钱都没有；长寿离昆明虽不远，而没有钱却是寸步难行。这样，她考进了南京搬迁到四川的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学校又搬回南京，她于1948年在这所大学的外文系毕业。她的青春是和长江联系在一起的。她回忆说：“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流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三十年后——归人扎记》）
从中学到大学，她都喜欢读小说，写文章。在南京，以“思远”为笔名，写过几篇，这是她创作生涯的开始；1949年，她发表过一篇讽刺投机者的文章《变形虫》。这篇文章虽无影响，但却是她创作的尝试。
聂华苓说，自从她父亲被办理以后，便一直对革命、对共产党怀着恐惧的心理。
二
1949年，聂华苓二十四岁，作为老大，她拖着母亲、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到了台湾。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拚命工作，生活的重载把她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就在这时，弟弟在一次飞行练习中失事死亡，母亲又偏偏因癌症与世长辞。“祸不单行”是一种迷信，但生活对聂华苓的打击，确实是一个接着一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更残酷无情。不幸的第一次婚姻，给她的生活又增加了更多的不幸，但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沿着一条曲折的生活之路，探索着人生。她独立抚育、教养两个幼小女儿，办事、教学、管家、写作……命运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她，年轻的聂华苓顽强地生活着，拖着一个家！
为了养家，她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工作。这个刊物的发行人是在美国的胡适、实际主持人是雷震，编委有十人，其中有国民党员、官僚，也有学者名流如毛子水，也有理想的斗士，如殷海光。开始，聂华苓管理文稿，业余写文章，搞翻译。雷震爱才，当时并不知道她能写文章，后来见到她发表的作品写得漂亮，就对她说：“聂小姐，从今以后，你就做编辑吧，负责文艺稿。”从此，她成了该刊文艺编辑。
1952年，胡适从美国到台湾那天，雷震要她到机场献花，她对胡适在《自由中国》与统治势力冲突的时候摆脱一事，颇有看法。为了《自由中国》一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胡适辞去了发行人的名义，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杂志。聂华苓说：“这是胡适先生的一箭双雕之功。”于是，她在雷震的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先生献花。这是一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一个热闹的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此举使得殷海光十分赞赏，他拍着桌子连声说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那天晚上，雷震宴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全体同人。当聂华苓出现在门口时，雷震就大声说道：“来了，来了！就是她！胡适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给雷震的字条，说：“你写得好！”雷震说：“我们正传观你的字条呢！”
由于聂华苓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她于1953年升任《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会委员，至1960年该刊被封闭，雷震被逮捕投入监狱为止。整整十年的编辑生活，使她结识了许多台湾作家，思想也由单纯逐渐成熟起来。她说：“我们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就一直受到干扰和攻击。什么'自由'呀！刊物上一点改革的话也不许登。雷震这位1917年就加入国民党的忠实老党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许多重要职务，曾代表蒋介石参加国共和谈，帮助国民党制订宪法，只因写了篇《抢救教育危机》，立刻给开除了党籍。”
1956年，蒋介石做七十大寿，《自由中国》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他在人格上的缺陷和台湾的特务统治，那期刊物再版了七次，读者痛快了，但是“忠、直、憨、厚、拙”的雷震，孤立地挺立在寒冷的冬天，他以“煽动叛乱罪”被军法判刑，整整坐了十年监狱，“成为民主运动的殉道者，也是人性中残酷、自私、怯懦的牺牲者”。《自由中国》被封闭，其他同事也多被逮捕，聂华苓整天被人监视，成了一个“小孤岛”，过着揪心的失业的日子，连给朋友写信都不能。
1962年，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教授冒着风险，邀请聂华苓去做副教授，教文学创造，这使她有碗饭吃；不久，东海大学教授徐海观教授也邀她去教文学创作。
她讲课的宽大教室，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当时，她年轻、漂亮，又是已有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三部作品行世的女作家。她像台湾文坛上的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在许多读者的思想中留下了灿烂的烙印，尤其对青年学生，她有真才实学，课讲得好，要求严，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了教课，她经常在台北与台中之间奔波。这期间，在来往奔驰的火车上，她偷偷读了一些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鲁迅的书在台湾是被禁止的，也没有人敢公开看。东海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藏有鲁迅的书，只借给教现代文学和创作的教师，不借给学生。她第一次听到鲁迅“呐喊”就在这个时候。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聂华苓虽然有过生活的艰辛，对生活也有认识。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黑幕，究竟有多厚多宽，并不了解。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的成名之作《狂人日记》给她启开了认识社会的一扇天窗，接着她又听见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阿Q大声的叫嚷：“造反了！造反了！造反了！……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她还看见《药》里的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红馒头，《故乡》里的闰土，《祝福》里的祥林嫂……一个残破的旧中国展现在她的面前，几乎碎了她的心。“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这是她心海里引流出来的一条诚笃的河。
聂华苓有个人的恩怨，但这恩怨如一块冰，终被时间的力量所溶化。
“自由中国”，她没看到自由；雷震事件，伤了她的心……
1963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走访亚洲。在台北举行的一次酒会上，聂华苓第一次认识了他。翌年，聂华苓跳出特务、孤独和痛苦筑成的囹圄，到了美国，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教学、写作和翻译。
新的生活，往往影响着人的道路和思想。到了美国，她那块巨大的“恩怨之冰”加快了它的溶化速度。她说：“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名诗句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1970年，她同安格尔一道翻译《毛泽东诗集》。为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书，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对中国的历史事件如二万五千里长征，都作了较细的研究，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认识了她向来惧怕的共产党原来是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她说，“我访问过七八个亚洲国家，心里有个比较二见了印度就像见了旧中国：饥饿、贫困、落后、懒散、消极……到这时，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于是，在1978年，她第一次回到国内探亲、访问……
三
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简单的或复杂的，含辛茹苦的或一帆风顺的……
聂华苓喜爱佛罗斯特的一首诗：
这森林真可爱，黝黑而深邃。
可是我要赶去赴约会，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还要赶好几哩路才安睡。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肯停步的执拗的旅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倦地跋涉着……
逝去的光阴是苦涩的，它只是回忆录里的阴影；今天和未来是美好的！诗，像她的座右铭；她，酷似诗中的主人公……
“要努力奋斗，努�